贝聿铭(一)

　　【脸谱/照片】

　　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你必须对自己说，如果我相信某件事是对的，就不必在乎我是谁。

　　-------------贝聿铭

　　今年83岁的贝聿铭和他的建筑一样令人心动且难以捉摸。就像他童年时代苏州四面高墙的祖上老房子，他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即使是他以前合作的合伙人也不曾真正地跟他亲近过。他擅长表达抽象的力量，在才华变成建筑品质的神秘工作里，精致、抒情和美丽使他的建筑充满人性的光芒。贝聿铭向来对现代主义充满信心。

　　贝聿铭：不赶时髦，我是不赶时髦的，你问美国的建筑师、法国的建筑师就知道，我是比较保守一点。

　　贝聿铭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古典或者现代派，他说名分来了肯定要走，而真正留下来的只是建筑本身。

　　贝聿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我觉得在建筑方面现在太流行了，譬如服装，这个时髦一年就没有了，过了一年就不时髦了，建筑不能如此，建筑是做了以后，就是了，你不能说明年拆了，你不能拆它，所以要靠时髦是不应该的。

　　1998年，北京国家大剧院正式批准立项，这座中国人梦想了40年的国家大剧院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很多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大剧院坐落北京的心脏地区，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离天安门500米，四周环绕着一系列代表国家政治、文化的建筑物，它应该很“传统“、很“中国”。然而保罗·安德鲁的中标方案，却打破了人们心目中既定的想法：建筑采用椭圆的构造，四周以人工湖环绕，椭圆表面用钛金属板与玻璃做成透明的效果。方案一出，各方人士褒贬不一，赞赏者说它是“一颗浮于水面的明珠”，而反对者则被戏称为“蛋”甚至“坟墓”。

　　保罗·安德鲁：我不介意人们认为它像蛋或者坟墓，就随他们去想像好了。当你设计、建造出一个建筑，让人们去参观、去欣赏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对这个建筑存在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不是建筑师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设计是创作，而自由是最重要的，如果表达的不是设计师的愿意，就不会是好设计。

　　保罗·安德鲁的设计一出台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指责，核心正是中国人最关心的传统问题。对待传统，保罗·安德鲁的态度是“干脆把它逼到一个危机的边缘”。他认为，在一个全新的时代，用现代科学技术去重复旧有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行为只会阻碍发展。

　　保罗·安德鲁：中国的建筑界一直存在“传统”与“现代”之争，问题是如果对传统很了解，那建筑师就应该知道要什么，反过来说对传统不了解，建筑师也可以放开想象的空间。最麻烦的是对传统一知半解，既体现不了传统，又畏首畏尾、不敢大胆创新。其实，建筑是全人类共通的东西，这种共性，才是最重要的。

　　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是法国人。他是在29岁的时候因设计法国戴高乐国际机场一炮而红的建筑大师。而真正让这位法国建筑师与中国结缘的，是他在中国三大城市的四件作品：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广州体育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北京国家大剧院。在国人眼里上海浦东机场是一个包容五洲四海的梦幻世界，广州体育馆则是深色山峰背景下的海市蜃楼，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设计又被说成是一朵悬浮在空中的白玉兰花。然而国家大剧院保罗·安德鲁的设计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指责。好在历史是在一直向前演进的，也许，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至少让中国人窥见了一个没有想象限制的未来，并有可能成为这个未来的代表性符号。

　　也或许，一个天才的想法在最初总是不被普罗大众所接受，正如当初艾菲尔铁塔落成时，“钢铁怪物”的形象压在几代法国人的心中，而卢浮宫入口的透明金字塔，也让法国人认为自己为之骄傲的艺术尊严扫地。巧和的是16年前，也就是在1983年，在法国，设计这个金字塔的建筑师就是一个叫贝聿铭的华人

　　贝聿铭到现在他最得意的就是在他六十四岁的时候被邀请到法国巴黎参加卢浮宫重建计划。当时有人提出质疑，贝聿铭行么？能承担得起这项重任吗？这个时候，贝聿铭面对的是优越感极为强烈的法国人。毕竟卢浮宫是令全球人向往的地方,也正是卢浮宫成为贝聿铭巩固巅峰地位的公开舞台。当法国总统密特朗选中贝聿铭，整个巴黎大吃一惊，尽管贝聿铭是声名卓著的建筑师。

　　贝执中(贝聿铭的儿子)：“当时法国人真是目瞪口呆，甚至恼羞成怒，大叫怎么叫一个华人来修我们最重要的建筑，贝聿铭会毁了巴黎”。

　　法国人不分昼夜表达他们的不满。指责这项建筑已经超出了法国人的心智空间，而且是一个庞大的，破坏性十足的装置。法国的政客、建筑界也轮流起身攻击。

　　贝聿铭：我的翻译当时听得全身发抖，几乎没有办法替我翻译我想答辩的话。舆论方面总是批评居多，我在巴黎做罗浮宫14年，可以说在舆论方面，跟巴黎的民众、法国的民众方面要讨论这个问题，差不过费了两年。免不了。因为这个罗浮宫的问题是法国国家的问题，并不是巴黎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是国宝。所以罗浮宫是国宝，很多人说是第一的国宝。我是中国人，我是美国去的中国人，所以他们这方面不大了解，为什么要找一个中国的建筑师到法国来改我们法国的国宝嘛？所以应该特别要问政治这个领导人，总统是密特朗，为什么道理，我们法国人自己可以做嘛。所以非但是建筑方面的问题，也是和政治联在一起的问题。

　　法国总统密特朗一直坚决支持贝聿铭，但这并不能阻止法国人幻想着有一大块疤痕，毁了“法国美人”的容貌，他们抨击贝聿铭成了热烈的运动，高喊着“巴黎不要金字塔”，“交出卢浮宫”。文化部长米奇·盖说金字塔是一颗寒碜的钻石。他们形容这比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英国人占领巴黎，企图从卢浮宫拿走拿破仑征服欧洲的掠夺艺术品的暴行，更令法国人愤怒。

　　贝聿铭：做事情最重要的是维持十足的信心，你必须对自己说，如果我相信我是对的，就不必在乎我是谁。旁的人普通人接受不接受对于我并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接受不接受这个比较重要一点。总而言之，我的主观当然是免不了的，觉得应该是做的，觉得是对的。客观怎么看，这个我不知道，要等历史方面，再过几十年看看旁的人批评，历史最要紧，批评最重要的是历史，是要有一点时间。你不能说今天做了明天怎么好不好，这个评价我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身为法国往日光荣的象征，卢浮宫的历史就是法国的历史，它的象征意义远远不是其他建筑所能比拟的，法国评论家说：“擦擦眼睛，你以为是在做梦，好像回到了远古的古堡时代。怎么能允许让一个中国人修一个吓人的金字塔，这是对法国国家风格的严重威胁”。这段时间里的评论针对贝聿铭和他的设计，贝聿铭说强烈的阵势使我几乎难以承受。

　　贝聿铭：免不了，旁的人批评，尤其看谁批评。有的人批评没价值的，有的人的批评你应该想一想，也许他说话是对的，是应该的。可是大半自己还是靠自己。自己觉得是应该做的，旁人批评也可以不是，不应该要太给你，给他太多的重量。批评是应该留意的，可是自己还是要自己想批评是不是有价值，有价值没价值，这里面还是靠自己。

　　贝聿铭用他表面上无所谓的态度承受着他建筑生涯中最严重的考验，贝聿铭的助手说：“我从不记得贝聿铭曾经沮丧过，他认为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作品是整个设计的印象，他是位非常冷静的人，每次看到他的时候，同样也得保持着那独有的迷人微笑。”贝聿铭像许多了不起的人一样，什么时候都显得非常平和，而且不受外界强大压力的影响。

　　(巴黎卢浮宫现场/同期声)贝聿铭的助手：“那时的确很难”；贝聿铭：“是的，一方面，我们被允许进来，另一方面，财政部又不愿意我们进来，有两年之久”；贝聿铭的助手：“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是以前财政部长停车的地方，这个区域是完全封闭的，被警卫完全封闭起来，那边那个通道也有军人守卫。我记得有一次电视台采访您，我想，那是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了那么具有政治风采的演说，您说：卢浮宫需要生存下去，如果你砍下她的一支手臂，她就无法工作了”；贝聿铭：“是的，是的”。

　　贝聿铭：这是我得到的唯一结果，我们对所有的设计都进行了讨论和试行，最后决定金字塔方案是最简明，最有力的。

　　1988年，金字塔带来的横祸转变成为贝聿铭和他的支持者的最大喜悦，喜欢争吵同样喜欢意见一致的法国人接受了贝聿铭。这年3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在新建成的金字塔里授予贝聿铭法国最高荣誉奖章。令法国人难堪的是曾经极力反对的金字塔成了他们每一个人的骄傲。说贝聿铭把过去和现在的时代精神的距离缩到了最小，称赞金字塔是卢浮宫里飞来的一颗巨大的宝石。

　　贝聿铭：你要想往新的一条路走，免不了很多人觉得很不大舒服，为什么要改？要改进是非常难接受的。大凡的人喜欢保存老的办法，我们做的以前的办法很好为什么要改呢？在现代做建筑应该现代主义，不能往后走，要往前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往前走。

　　(同期声/巴黎卢浮宫/贝聿铭：要使一种东西持续的散发光彩，就必须汲取到它的精髓，否则就只是一种潮流，稍纵即逝。

　　(同期声/巴黎卢浮宫/法国观众A：)祝贺您，真是太美了。您给了我们大家很多美好的东西；贝聿铭：“谢谢，不，不是我给的，是上帝给的”；

　　(同期声/巴黎卢浮宫/法国观众B：“太棒了”。贝聿铭：“谢谢”！

　　贝聿铭：我当然真心希望人们喜欢我的作品，但是那些作品的持久性对我来更为重要。

　　一度像一个被放逐者的贝聿铭，神圣地走在一群仰慕他的人群中，很多人认出他来，我们相信这真的温暖了他，他也因此确认他赢了。有人回忆说，金字塔落成的那天，记者采访他时，他的脸亮的像金字塔。贝聿铭只是说，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从来以谦恭姿态出现的贝聿铭说，谦恭并不表示我有丝毫的妥协，妥协就是投降。他这样评价金字塔，金字塔和巴黎的夜空一样，活生生的。

　　贝聿铭：很难说我是什么感觉，我必须说我感到很骄傲，同时不能否认这是我的运气，很幸运在1983年时来到这儿，环境同样是我完成这次历史重任的关键因素。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这里最要紧的是做成功。有很多建筑物这个问题舆论纷纷，有很多人不赞成，也许做不成功，这也可能的。要做成功以后，回想看一看，总觉得好像很愉快，觉得是应该干的，应该有这个决心给他们做下去。这不是容易的，费很多时间，可是免不了的。我觉得心里面很愉快。

　　现在法国虽然不是超级强国，但他们对文化的热情不亚于对科技的热情。它们凭借协和飞机、高速火车和世界一流的核能等尖端产品挽救了拿破仑时代后日益衰落的窘境。从而在文化上再次证明法国人除了鹅肝饼和香水以外还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一度，金字塔取代了艾弗尔铁塔成为了巴黎的象征。贝聿铭属于他的时代，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屹立于未来的建筑必定是源于过去的。

　　(巴黎卢浮宫/同期声/贝聿铭：玻璃金字塔的下面是一个已有800年历史的部分。要在这样古老的建筑上添加新的部分，就必须掌握有关它的历史。历代国王都投入大量精力来把卢浮宫修建得更好更舒适更宏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上面写着“1541年，法皇一世始建卢浮宫”，“1564年，凯瑟琳开始修建修建花园”，这是卢浮宫被逐步扩建的历史见证。现在我们重新将卢浮宫和花园联到一起，这是一项重要改动，而且也许是卢浮宫历史上最后一项改建工程。迄今为止。

　　(同期声/巴黎卢浮宫/贝聿铭：1982年时，有多少人来这里？博物馆管理员：每年300万人，现在长了一倍，每年有600万人来参观。)

　　这个数字使贝聿铭感到欣慰，而卢浮宫的复兴则成为贝聿铭一生的荣耀。世界各地的人来这里参观、驻足，如果说建筑与生命有关的话，贝聿铭的建筑就极富生命力。他极力追求透明、反射，把金字塔倾泻下来，似乎是一种象征，但它一点也不占空间。这些有趣的设计使法国人再次体会到了他们常说的“趣味”，你必须有光线，光线太重要了，没有光线还叫什么建筑呢？太阳的光线是神奇的，因为它变化多端，几何学结构设计只是个开始，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除了几何把东西连起来之外，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纹理、色彩、形状和光线。他从江苏老家运来的七百九十三块玻璃，为的是让金字塔更加明快起来。贝聿铭的“金字塔”设计得益于他对各种技术的转换运用。体现在他对铁索运用，为了利用这些铁索，贝聿铭最终采用了帆船上的手工技术。

　　贝聿铭：我将一些建筑比作制鞋工艺。就像做一双鞋，手工的，留一点人工制作的痕迹在建筑里面。所有这些人工捆绑和装订的痕迹是任何一家公司都买不到的硬件，它们必须是原汁原味的，不加修饰的。卢浮宫是特殊的，因为它非但是有建筑，同时要在美术馆方面，里面条件不是简单的，尤其在法国。所以罗浮宫是很特别的，非常特别的一个建筑。比如你单单审美，你是变成画家、雕刻家了，一定要适用。可是两个应该并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呢？为什么要分开呢？可是我坚持两方面应该并在一起，有很多建筑师单单审美，对适用方面不是很注意，做不好的。有人说金字塔代表死亡，我说它是光明的，我希望人们把它看成没有任何历史联系的纪念物。

　　在纽约贝聿铭度过了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他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与企业大老板、艺术家和国家元首交情不浅，但他的内心世界不是西方所能了解的。在他经历了太多的建筑与权力，移民和同化，美国式的奔放和中国化的收敛、顽固之后，他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建筑。贝聿铭今年83岁，但活泼、冒险犯难的精神从来没有改变，这个在上海市长大的中国人，了解、渗透进各个城市的内部，并在他的私人地图上填满东西。他从不循规蹈矩，总是试图在标新立异中做到精益求精，而他的建筑因其现代感独具光彩。他长期积累的精湛技术和艺术修养透过他那副黑边眼镜的眼睛穿透出来，冲破藩篱和整个时代。他均衡内心世界，阴和阳、上海和苏州，东方和西方，新与旧。也许能从苏州老家古老庭园的石头和流水之间找到答案。

　　贝聿铭：我是生在中国的，我长大是在中国长大的，到了17岁到美国，所以我还是中国人，虽然我在美国住了60多年，我还是中国人，我的看法还是中国的看法。可是当然美国新的东西我也了解，所以这两方面是有没有矛盾，是不是冲突，我觉得没有。我的生活还是根本没有影响。

　　贝聿铭1917年出生在一个出吴侬软语，也出美女的地方——苏州，他的母亲是一位笛子高手，也是虔诚的佛教徒，给他起名聿明，有光明的意思。贝聿铭属蛇，蛇年出生的人被说成是迷人、直观、果断，穿着虚荣、固执己见。贝家的庭院以石头闻名，石头有很多洞。在中国，石头在扭曲的外型之下被赋予了独特的精神表象，也就是宇宙的幻想。

　　贝聿铭：狮子林以前是我们贝家的，贝家有了这个花园是100年了。所以我小的时候，夏天我回苏州总是到狮子林里面玩。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很少人进去，是私家的公园，现在当然不同了，现在是几百人都有。所以狮子林这个花园，现在这个面貌跟以前完全改了。我们家的庭院以石头闻名，这些石头形状很奇特，有很多洞有很多斑迹凹凸有致，似乎一半是生命一半是石头。园艺工人都是艺术家是雕塑家。他们看一眼石头就能找出可塑的地方，然后开始凿刻。他们会把原来的窟窿做大或凿些新的窟窿在上面，完全按其天然的形态和长势。然后将石头放到湖岸里，由水波的拍打完成这些作品。当水将石头磨得圆润，他们就把石头搬放园子里，说：“这才是我们要的石头。”通常父辈们将石头放入水中，而由下一代将石头捞。这是一种只有在苏州那个地方才有的事情，只有在那，从中我发现时间对于一件艺术作品来说是很重要的因素。没有一件优秀的作品是在瞬间完成的，是可以不经历时间考验的。对建筑来说也是一样，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对它做出正确评价。所以我认为时间是很重要的，起码在我的工作中是这样的。

　　贝聿铭的家族有600年历史，他的祖父是一位书法家，母亲因久病逝世，所以他一直与祖父一起生活。父亲贝祖诒在美国大学毕业后投身北京中国银行会计部。1927年贝聿铭被父亲送到上海，进了中学。

　　贝聿铭：我的母亲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女书法家、诗人、音乐家。所以母亲这边的家庭更具艺术氛围，母亲去逝以后，父亲对我的学习抓的很紧，很关心我将来想做什么。那个时候我也不知会做什么。

　　上海在二、三十年代代表时髦、浮华。有人说，没有比这里更紧张刺激的生活了。在这个所有人都能卷入的大旋涡里，富人可以更有钱，穷人可以企求与祈祷。这是个摩天大楼与污水沟、阔太太与三轮车夫、凯迪拉克与牛车都兼而有之的城市。这个时候的贝聿铭在上海青年会中学，学得了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的同学说那个时候，他就有说服别人的才能，况且他也很能推销自己，最适当的是去当律师，没想到他当了一个建筑师。

　　贝聿铭：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做，我最会打弹子，打弹子是我唯一的娱乐。打弹子对面就是大光明戏场，是电影的，所以这两个地方对我有很大影响。同时那时候有一个新的高楼，那个是叫国际饭店。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一天天去看，越来越高，结果差不多20多层，23层高的建筑在1934、35年的上海是件不可思议的大事，像在纽约建一个百层高的楼。当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向往能建造这么高的建筑，也许当个建筑师。就这样开始了。

　　坐落在上海南京西路216号的大光明电影院和60年前没有太大的变化。这里曾经是贝聿铭中学时代消磨时间的主要去处。贝聿铭的叔叔贝祖源回忆说贝聿铭在那个时候就学会了用英文唱歌。那个时候在这个电影院里能看到最新的好来坞电影，美国的文化对上海青少年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在上海，象贝聿铭这样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仍然无法加入网球俱乐部。贝聿铭感受到周围环境里有股认同权势的持续压力，并且造成他一生永无休止的雄心。

　　贝聿铭：小时候看建筑物除了在上海看了一点高楼以外，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对于我为什么走到建筑这条路，一半当然是因为我对这方面有兴趣，一定是有的，不能说是没有。但是是到了美国才明白建筑是什么东西，因为在中国不大明了，在中国谈建筑，建筑是可以分三种。一个在艺术方面的建筑，一个是在工程方面，就是结构方面的，也是建筑。做这种结构生意的人也是建筑，包商也是建筑，所以这三个都是不同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并不太明了，这个里面怎么分别，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这三个大不相同，所以在艺术方面的路是我自己走的。

　　中学毕业以后，贝聿铭必须选择前途的时候，他的父亲建议他从事金融业或者去学医，但贝聿铭太清楚父亲从事的职业有多么艰难，他说我早已了解银行家的生活并不理想。我父亲的经验使我明白，银行家一直在承受压力，他并不快乐。贝聿铭心中的神奇的事情就是国际饭店，当时它是远东最高的建筑。听说国际饭店会盖26层，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每周六都要去看看它往上冒。

　　贝聿铭：我们现在已经改进好多了，现在觉得这种建筑物根本不稀奇。那是很自然的，再过50年，看我现在做的建筑，普通人看了也是如此，这个很简单的。我们现在比他还做得好，做得高，做得美，很可能，免不了的。但是真正好的建筑是没有时间性，所以在历史方面，能够有，觉得这个建筑物能够保存下来，同时过了100年、1000年还有价值的，那个是真正的评价，这个将来再看，现在看不出。

　　1935年，贝聿铭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学建筑，但他很快受到学校古板的教学观念的打击，还没有开学就离开了那里。在自己对绘画基础并不自信的情况下，他来到波士顿报考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工程学专业，系主任基于他画画的基础，建议他重新考虑。

　　贝聿铭：他在我学习一年后建议我考虑学习建筑。我说我画画得不好那是废话，我不知道许多中国人不会画画。但这鼓励我去试一试。于是我试了，并且再没有回头。

　　当时，欧洲正兴起一种新的建筑风格，他们开始拒绝以往的繁冗复杂的概念。而倾向于清新简明的线条，当时许多建筑师都流于形式，轻视功能价值。贝聿铭面对国际化的潮流，很难全部接受下来。因为他来自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后来他认识了建筑大师Busier，学到了“自由”的概念，

　　贝聿铭：Busier的建筑理论尤为著名，我借鉴他的理论，并节省了很多财力，这对我的饿影响很大。从Busier那里我学到了他对塑胶黏土结构的应用，于我在学校学的有很大的不同。他之所以被称作重要的建筑家是因为他把建筑于当时的艺术领域紧密联系。他是最早具有那种理念的人，是当时整个艺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被赋予了当时的绘画和雕塑的因素。我认为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如果你只想到建筑，就无法成为大时代思想发展的一部分，你就失去了很多东西。

　　在贝聿铭的学习过程中，哈佛大学的Mareel·Breuer教授对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Mareel·Breuer提出光线对建筑是最重要的。他是太阳的崇拜者，他认为太阳的光芒使得建筑有了生命。

　　贝聿铭：我们晚上出去吃饭喝酒，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别能喝烈酒，一杯接一杯，不用吃任何东西，他天生能喝酒，简直不可思议。不过我没有和他学喝酒，我学习他的建筑，我学习他用建筑为人服务，为使用这个建筑的人服务，以及为什么做出这种设计的。我跟他有深厚的友谊，并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他去世。对空间的强调和外形的注重是他的特色，他认为，光线对一个建筑来说是最重要的，

　　在贝聿铭结束了学业的时候，他和夫人卢艾琳来到欧洲，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欧洲之旅，他们10年前在波士顿相遇，1942年结婚。

　　贝聿铭：那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旅行。卢艾琳：我们在最差的地方住，在最好的地方吃

　　在欧洲，贝聿铭看了很多现代派的建筑，剩下的时间，大都在教堂里，所以他对法国教堂印象很深。

　　贝聿铭：它们总是很高，用石头来建造这么高大的建筑，非常壮观，那些近乎于达到极致的东西总是让我心动不已。建筑和结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觉得建筑师如果不能意识到结构所蕴藏的力量，就不可能有好的设计。我笃信这一点。同时这个职业教你学会观察，你的眼睛会教给你建筑的内涵。因此要学会去看去观察各个地方不同的事物。在学习和前辈和杰出人士的优点之后要用亲身经历来丰富自己，然后生活就变得更加充实，因为这个世界是你的，你了解它的历史和其它。

　　贝聿铭现在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就是香港的中银大厦。而设计高楼大厦并不是贝聿铭的兴趣所在，但中银大厦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她更是中国在世界银行界显著地位的象征。1926年，他的父亲曾是这里的经理，他接受这项使命的理由也许更多的是因为感情上的因素。按照中国传统，在父亲的赐福和荣耀的促动下，65岁的贝聿铭接受了这个设计。他试图再次证明自己有能力为国人留下一栋傲人的摩天大厦，贝聿铭说，我必须说，我感到骄傲，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