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低档白酒税收黑洞

　　上市公司、地税局叫苦不迭，一些小酒厂却从新税制中获益匪浅。谁该为四川白酒的税收黑洞负责？是中国的税收征管机制，还是小酒厂的不规范经营？

　　本报记者阳泽宏

　　走进射洪县柳树镇，路两边的小酒店渐渐多了起来。许多店面贴满了沱牌酒的宣传画 。沱牌曲酒总厂就坐落在附近。

　　一家酒店老板告诉《财经时报》，以前沱牌曲酒厂生产的低档酒在遂宁市销路很好，大多数小酒店只卖沱牌大曲和沱牌酒两个牌子，但2001年下半年开始，四川本地一些小酒厂生产的“贴牌酒”开始热销。他指着酒架上一个不知牌子的酒说：“味道和沱牌大曲很接近，但价格要低2元多，顾客自然更愿意买。”

　　所谓“贴牌酒”大多由附近的小厂生产；这些小厂的技术人员大多从沱牌曲酒厂高薪聘来，或是从厂里退休职工中反聘，因而“贴牌酒的质量与沱牌大曲相比，也差不到哪去。”当地人形容说。

　　但是，为什么两种质量相差无几的低档酒，在价格上相差这么大？

　　新税制变局

　　《财经时报》记者随即采访了沱牌曲酒(600702)等上市公司及其他有关部门。

　　沱牌曲酒公司投资总监马力军认为，问题应该从低档酒的税收成本上分析。

　　他说，2001年以前，沱牌曲酒也生产盈利率很高的高档白酒，但产量极有限，只占沱牌酒厂总产量的20%左右。这意味着酒厂的效益很大程度上借助其品牌的规模生产，以及产销大量几元到十几元一瓶的中低档的沱牌大曲和沱牌酒来支撑。

　　但是，情况在2001年国家实施新税制后发生了变化。马说，在白酒方面，200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税制与1994年的《消费税暂行条例》相比，最大的差异是计税方法由“单一从价计税”调整为“从价与从量相结合”的复合计税方法，即对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维持现行按出厂价25%和15%税率从价计征消费税，同时，再对每斤白酒按0.50元从量征收一道消费税；另外，取消以外购酒勾兑生产酒的企业可以扣除其购进酒已纳消费税的抵扣政策，购进的基础酒也要重复纳税。

　　“从价从量复合计税办法”对以生产低档白酒为主的企业影响较大。马力军介绍，以前支撑沱牌曲酒主要利润的沱牌大曲和沱牌酒等“现在基本无利甚至亏损”，这直接导致了沱牌曲酒2002年中期的净利润锐减为0.08亿元，相比2001年同期的0.12亿元下降了33%。

　　一笔“酒账”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还指望通过维持低档酒的价格来减轻税赋，自然很难与小酒厂开展价格战。马力军说的是事实。因为低档白酒和基础酒的利润率较低，从量加征每斤0.50元的消费税，将较大幅度削减低档酒的单位利润。

　　绵阳市一家大型白酒企业的财务总监给记者详细算了一笔“酒账”。

　　他说，在实行“从价征税”的情况下，如果一瓶低档酒的市场销售价为10元，扣除商家赚的1元，商家从批发商处的进价应该是9元；批发商赚1元，出厂价应该是8元；在8元的基础上“从价计征”粮食白酒的消费税25%、增值税17%、营业税3%，共计3.60元的国税部分；再扣除地方税以及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5%和3%，分别计缴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以及按增值税、营业税的4%计缴的交通建设费附加，大概在0.80元左右。

　　这样，一瓶出厂价为8元的低档酒在扣税之后就只剩下3.60元，而生产1斤粮食白酒的直接成本一般在3元以上。再加上产品制作费(酒瓶、纸签、商标等)、储运费、广告费、财务费等费用，算下来，这瓶酒的利润最多0.20至0.30元。如果再加上从量加征每斤0.50元的消费税，低档酒市场不仅无利可图，甚至亏损。

　　但记者追问，上市公司遇到的这种税赋加重的情况小酒厂同样会遇到，为什么他们能实行较低的市场价格？这位财务总监则回以“这正是你应该调查的事情”。

　　小酒厂伎俩

　　统计资料显示，到2002年年底，四川地区各类酒厂至少有7000家，而在一年前还是6300多家。其中，只有五粮液、泸州老窖、全兴大曲、沱牌曲酒、郎酒、剑南春比较知名，其他多为集中在成都、宜宾、绵阳、射洪、邛崃等县市的小酒厂，规模大的年产销几万吨，小的几百吨甚至十余吨。

　　记者实地看到，这些酒厂大多工艺技术落后，粮食损耗大，环境污染严重，产品几乎都是低档酒。

　　2002年1月，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对29个会员企业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自2001年5月实施“从量征税”以来，许多大中型白酒生产企业不断压缩低档酒的产销规模，而周边生产低档酒的小酒厂却在不断新增。

　　为什么许多大型酒厂觉得无利可图的低档酒，在小酒厂却愈发抢手呢？三台县附近的一位酒老板解释道，地方税务部门对上市公司和地方性企业的征税标准是不一样的——上市公司完全按实际产销量征税，而在四川的很多县，对小酒厂实行的都是“目标税”政策，即地方税务部门根据酒厂上报的产销量和企业规模确定一个当年的完税目标，酒厂只要完成定给它的目标税就行了。

　　由此，避税、漏税早已成为这个行业公开的秘密。有的小酒厂本来产销上万吨，但只向税管部门上报3000吨，余下7000多吨的白酒税就漏掉了；有的为了避开目标税要求每年递增的规定，不断注册新酒厂而报停老酒厂；有的利用本地区的税收优惠为其他地区的酒厂贴牌生产，赚取中间费用。一些税收监管部门听之任之的态度也滋生了小酒厂漏税、逃税的勇气。

　　“摊派一个目标税”

　　在四川，一位酒老板很自豪地告诉记者，他们虽然企业小，但“很有远见”地将自己的销售部门独立出来注册成专门的销售公司，再将自己的产品以略高于成本甚至用成本价卖给销售公司，然后再用这个价格去税务机关纳税；销售公司以远高于结算价的出厂价格将酒卖给经销商。通过这种方法，酒厂很轻易“合理避掉”了内部结算价与出厂价之间25%的消费税。

　　统计部门资料显示，2001年四川省白酒年产量为58万吨左右，仅纳入统计范围的中小酒厂的产量就占了近50%的市场份额。加上一些难以统计的产量，四川省中小型酒厂的白酒产量可能要远超过这一比例。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2001年四川省新增的3.81亿元的白酒税收中，按“从量征税”的原则，本应属于纳税大户的生产中低档酒的中小型酒厂，只占了还不到15%的比例。正是税收差异，造成同一市场同一档次的产品之间存在巨大的价格差，中低档酒市场正在被小酒厂挤占。

　　记者在采访中经常听到白酒类上市公司抱怨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和地方税务部门对偷税漏税现象的放任态度。但是，地方税务部门也向记者大吐苦水。

　　绵阳市近郊某县税务部门的负责人向《财经时报》吐露，征税时最头痛的就是小企业。许多企业根本没有纳入统计范围，企业内部也没有公开透明的税务核算体系，税务部门自然只能够根据他们自己申报的产销量征税。但是，采用这种方式很难完成地方政府下达的征税额度，无奈之下，地税部门只能根据征税额度给小企业“摊派一个目标税”，以保证地方税收。

　　该谁负责？

　　目前四川的7000多家酒厂中，真正被纳入统计规模以上的只有100多家，地税部门如果据此征税，肯定完不成业绩目标。

　　记者实地调查发现，许多小酒厂的老板通常都是地方上很有背景的人物。他们通常通过私人关系购买原材料，很少开具正规发票；而生产出来的白酒很多直接销售给一些个体经销商，只要不是大宗买卖，双方为了避税也不用开具发票。对于这些被当地戏称为“地下酒厂”的生产销售，税务机关根本无法核算，自然也无从征税。

　　一家上市公司的高层很直白地告诉记者：“我们也想逃税，但是所有的凭证都在这里，产量多少、销量多少一目了然，根本没有做手脚的余地。”

　　谁该为四川白酒的税收黑洞负责？是税收征管机制，还是小酒厂的不规范经营？

　　2002年年底，国家税务总局派出工作组到四川，检查白酒企业偷漏税问题以及“从量征税”政策的执行情况。有消息说，国家六部委也正在紧急研究，准备修改税制。另外，白酒生产许可证制度已经开始推行，到2002年年底，全国已批准了2000多家白酒生产企业。

　　许多白酒类上市公司也开始主动调整市场对策。如沱牌曲酒成功收购“舍得”酒厂，并着手研发新的高档酒品种；全兴股份正抓紧酒业产品的资源整合与品牌创新，重点推出了“水井坊”、“天号陈”、“音乐全兴大曲”等高档精品酒，力争在未来年度将白酒消费税改变带来的影响变得愈来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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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酒税收政策演变

　　随着粮食生产逐渐增加及国家对酿酒用粮限制的逐步放松，中国的白酒产量从1980年的215万吨迅速提高到1996年的801万吨。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开始对白酒行业进行引导和整顿，发展思路是“扶优限劣”，并辅以税收政策加大调整力度。

　　1993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出文件，规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对酒开征消费税，且区别对待，白酒税率最高，其中粮食白酒为25%、薯类白酒为15%、葡萄酒等为10%。

　　1998年3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出通知，规定粮食白酒广告宣传费用不予在税前扣除，并规定从1999年起电视台黄金时间的白酒广告不得多于4条。

　　2001年年初，国家税务总局又规定，白酒企业的广告费不得超过销售额的20%，超过部分不能在所得税前支出。

　　2001年5月1日，为了进一步遏制小酒厂，国家进一步将对白酒从价计税方式调整为从价与从量相结合的征税方式。在保持1994年起从价征收消费税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从量征收项目，具体方法是对每生产1公斤白酒按1元从量征收消费税；同时取消以外购酒勾对生产酒的企业可以扣除其购进酒已纳消费税的抵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