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回--天网尽罩贪官外逃 福建撤消廉政账户

　　注：本文为《新世纪》2003年第1期--“2002年中国社会大盘点”专辑之一，全文共五十回。撰稿/王安

　　8月，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惊人消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有的已潜逃出境。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办案人员说：“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境外、国外，目前抓回来的确实太少了，抓回来的和逃出去的几乎不成比例。”

　　案情显示，国内一些金融部门堪称贪官外逃事件的头号重灾区。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三任负责人许国俊、余振东、许超凡盗用4.83亿元后，分别远遁海外。

　　国有企业是贪官外逃的又一重灾区。2001年被北京市检察机关立案的120余名在逃犯罪嫌疑人中，有70%为国有企业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财会人员。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贪污1600多万元后逃匿海外。河南两位厅局级高官在短短的一年间相继出逃，一个是携情妇跑到新西兰的程三昌，出逃前官衔是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程曾任漯河市委书记；另一个是前不久出走美国的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东窗事发后，办案人员发现他私藏5本外国护照，伺机外逃。

　　反腐败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艰巨任务，而制度建设尤为重要。福建省曾建立廉政账户制度，要求党员干部将收到的礼金汇到该账户。然而，福建省纪委5月发出通知，要求撤销已设立的廉政账户，并在5月底前将该账户的款项全额移交同级财政。

　　人们对廉政账户提出异议，主要认为廉政账户容易被少数公职人员当做挡箭牌，助长他们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同时也降低了党员干部的自律标准。

　　《中国青年报》刊登刘武俊的文章认为：企图纯粹通过道德说教、良心自责和舆论压力，将追求利益的人改造成泯灭私欲的道德楷模，往往是徒劳的。惟有刚性的法治建设，才能通过制度化的理性力量，最大限度地遏制私欲的恶性膨胀。而廉政账户的败因恰恰在于它的善良的人性预设是非常天真而苍白的，甚至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腐败分子所利用，成为他们逃避法律追究的一条途径。

　　7月，海南省临高县操办婚丧喜事新规定出台：严禁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在操办婚丧、乔迁新居、子女升学等红白喜事中乱发请柬或直接或变相以配偶、子女名义发请柬；在操办喜事中实行申请制度，宴请人员仅限于亲属朋友，设宴席不准超过10桌；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不准参加婚宴；不准用公车迎接新娘，也不准借公车给他人迎接新娘；用公车处理白事善后工作的不准超过15天等。

　　腐败不仅体现在金钱上，也体现在学术上。《经济参考报》发表曾卫峰的文章，分析党政官员中普遍的“攻博”(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现象：总的来说，官员攻博要比其他人容易得多，因为官员现时或将来总是会掌握着一定的权力，而这个权力对于政府官员的博士生导师来说，不是现时有用处就是谋划着将来有用处。如果学术上不存在腐败，所有的博士生都自觉地遵守教育部的规定严谨治学，政府官员还会群起而攻博吗？

　　反腐败也有后遗症，就是不收钱也不干事。4月，出任沈阳市长已经一年的陈政高在沈阳市纠风工作会上抛开事先为他准备好的讲话稿，向到会的各级头头脑脑严厉地指出一个现象：政府部门患上“反腐败后遗症”——原来给钱办事，现在不要钱也不办事。

　　一位私营企业代表讲，由于慕马案涉及到相当一批私营企业，很多官员把私企看成拖人下水的糖衣炮弹，处处躲避私营企业，“保持远距离微笑”。

　　据辽宁省工商联搞的一次调查显示，慕马案暴露后，沈阳市的民营企业普遍面临两难：一是找政府办事难，就连企业开业剪彩这样的活动，过去一请五大班子都到，剪子得准备几十把，现在三请一个也不来；二是找银行贷款难，现在是对私企贷款一律停办。一些业主开始做两手准备，一是想离开沈阳到外地发展，二是等待观望，不再扩大生产。

　　香港吏治可给内地借鉴，比如高官财产申报制度。8月，香港特区政府公布行政长官董建华及特区新领导班子的利益申报资料。

　　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以73项物业及8个车位成为3司11局高官中的“楼王”。新任行政会议成员、自由党党魁田北俊则以持有43家公司的股份而成为“股王”。特首董建华持有的8000多万股东方海外(国际)股份，以8月6日的收市价每股3.8元计，8000万股票约值3.04亿港元。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由于在香港、北京、夏威夷等地拥有共9项物业，在众高官中高居第二位。拥有最少资产的高官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他没有公司股份或其他受薪工作，惟一拥有的物业，也是与妻子联名的。

　　内地官员，国企老总，是否能学香港，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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