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回--教育能否产业化 连堂四审终通过

　　注：本文为《新世纪》2003年第1期--“2002年中国社会大盘点”专辑之一，全文共五十回。撰稿/王安

　　银行家姓官还是姓商，这是个问题。而教育家，尤其是不拿官饷的民办教育家，他到底姓官还是姓商？这也是个问题。

　　从政府讲，希望民办教育大公无私，1997年10月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六条规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这一条始终被质疑。更有那许多民办教育家硬扛着，相信总有一天这一条要开禁。

　　反对教育产业化的人士认为：如果产业化，中国遇到的问题会很多。政府在教育中附加的东西太多了。中国教育体制的目的是什么？不同的文化背景培养出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培养服务于自己文化政权的人，要维持特定的社会存在。教育应该培养的是具有普遍人文主义关怀的人。而不该是眼界狭隘的人。产业化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培养人，会培养出很多“另类”分子。教育的目的必然会和现在的目的产生冲突，国家必然要约束其产业化。

　　赞成者说：对于国家来说，教育确实附加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目的上的差异成为教育产业化反对者考虑的重要问题。其实，目的并不决定手段，目的的实现和效率的提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以前说，市场机制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其实，也不存在姓产业或姓教育的问题。市场机制不是企业的专利，教育机构也要提高效率，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市场化，就是产业化。

　　另有人认为，民办教育能否营利根本就是个伪问题——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公众能从哪一种方式中受益最大，而不是担心谁从中赚了钱，赚的钱合理还是不合理。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消费者选择一项产品，关心的主要是它的价格。而价格由成本和利润两大块构成，如果企业有本事将成本控制得很低，利润就会高一点。当然，企业还可以通过提高价格获得利润，但市场不一定接受。

　　有评论说：按规定民办学校不得营利，但现实是，民办学校的主办者可以通过关联交易、增加工资成本等方式，将学校的利润转移到资本中，账面上，学校总是不营利的。公立学校也是不营利的，公立学校的教育产品价格主要由两块构成，一是政府拨款，二是学生学杂费。这两块加起来，中国每个大学生每年的教育成本已达2万元，凭借着供不应求和相对垄断的状况，公立学校还可以变着法子向学生收钱，这样的“不营利”有真实意义吗？

　　公立学校赚钱是公开的秘密。北京一所著名的公立小学，本来应属义务教育阶段，但这所小学“义务”的范围仅2条胡同，2002年新生入学只有18个学生，其他400多名学生都是跨区来的择校生，每人都要交3万至十几万的赞助费。《北京现代商报》报道，北京791所中学中有200多所靠招收择校生增加收入，收费超过10亿。

　　《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中有一段对《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修正：“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和国家有关规定必须提取的费用后，举办者可以取得合理回报。”10月28日，在大家的期盼中，《促进法》未付诸人大表决。

　　中国的教育事业像个窃笑的大南瓜一样飘在空中。人人都看得明白，人人又不肯说清楚。也许这是2002年中最令人遗憾的事件。

　　2个月后，12月28日，《民办教育促进法》在第四次审议中终于通过。这次审议前几天，李鹏委员长曾公开呼吁促进通过。

　　浙江省长兴县推行了教育券制度，它类似美国学券制。学券制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提出，即将公共财政的教育经费平摊于每个学生，手持学券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校，政府再依照学券的数字给学校拨款。所以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哪个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质量好，招收的学生多，得到的学券多，从政府获得的资金也就多，这就将竞争引入了美国的公立学校体系。

　　有学者评论说，教育券制度的确是个“绝妙的好主意”：它巧妙地用政府财政激发了民间办学的热情，使基础教育这个属于公共产品的领域也能充分实现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效率；它把受教育的选择权完全交给了学生和家长，如同把购买商品的选择权完全交给了消费者；最后，它还有助于减少教育领域的腐败，几乎完全消灭了在这方面的寻租机会。继而可以推理，如果实行教育券制度，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界限都会变得模糊化，极端地说，政府从此甚至可以不必再办学校，将办教育的事情完全交给民间去做。

　　经济学家周其仁从更高层次评论教育券制的公平。他说，教育券制在公办学校的一统天下引入竞争，可以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长兴县推行教育券，强调的是公平。一个基本问题是：进政府公办学校可以享受由财政支付的教育经费，进民办学校要学生家庭自己掏钱，这样究竟公平还是不公平？长兴的回答是不公平。

　　周其仁认为：比较公平的做法是，无论公立还是民营，凡提供义务教育的都可以得到政府的教育经费。这可不像现在流行的公平观——富人既然有钱送孩子上私校，当然不可以再来与穷人的孩子争夺政府教育资助。此种公平观也颇有来历。据说弗里德曼提出学券制后，就有一位社会学专家隆重提出只发给穷人“排富性教育券”。更有好事之徒认为不同收入的家庭领取不同的数额学券才更公平。

　　周其仁说，可以推测的是，形形色色的排富安排强化的是行政权力，与学券制的初衷背道而驰。靠能力、眼光、汗水和运气在市场上致富，为什么要受排斥和歧视？

　　教育对于学生究竟意味着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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