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回--两地法官各判各的案 一样考试东西差距大

　　注：本文为《新世纪》2003年第1期--“2002年中国社会大盘点”专辑之一，全文共五十回。撰稿/王安

　　2000年11月，湖北农妇岳某在江西《农村百事通》上看到介绍冰岛罂粟花，于是寄钱购买种子，次年将种子小撒在自家对面的山坡上。5月，罂粟花开了，共13830棵，被邻居举报到当地派出所，岳某被拘。

　　2001年9月，湖北宜昌市伍家岗区法院审理后认定，岳某犯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处罚金2000元。

　　岳某服刑1年多了，又出枝节。

　　2001年5月20日，在岳某被拘留后，《湖北日报》社所属《楚天都市报》以《〈农业(应为农村)百事通〉竟推荐种罂粟“致富”》为题报道了此案，并配发了评论。报道刊发后，《农村百事通》杂志将《楚天都市报》编辑部告上了南昌市中级法院，理由是侵犯了名誉权。

　　《农村百事通》杂志社认为：该刊广告中介绍的花卉种子名称“冰岛罂粟花”，冰岛罂粟与罂粟是有本质区别的植物，《楚天都市报》在报道时故意把刊物广告上介绍的冰岛罂粟花中的冰岛和花字隐去，把《农村百事通》刊物与毒品和犯罪联系在一起，误导读者，使杂志的名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向《楚天都市报》要求经济赔偿200万元。

　　南昌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冰岛罂粟花与罂粟同科，但形态特征及所含化学成分有所不同，前者为园林观赏植物，不属于用来提炼毒品的罂粟，可作花卉种植。2001年12月，南昌市中级法院裁决，《湖北日报》社名誉侵权成立，判赔15万元。2002年5月江西省高级法院二审维持了一审的判决。《湖北日报》社不服，已向最高法院提起申诉。

　　不管最高法院如何裁决，岳某与《湖北日报》必有一冤，冰岛罂粟花是不是毒品必有一决。

　　甲法官说是，到了乙法官哪里就变成了非，类似的事件在中国还有许多。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借鉴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规定审理同一类型的案件，法官应当参照先例作出裁决。在整个中国司法体系是大陆法系的背景下，因为直接挑战了现行法律体系的惯例，尤其是因为具有浓厚的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并且有强化审委会权力的倾向，这一来自基层法院的大胆变革引起极大争议。

　　“先例判决”的具体案例之一是：4年前，被人称为郑州打假三剑客之一的葛锐，在3家不同的公司购买了同一种治疗性病的假药，然后分别在郑州市3个区法院起诉索赔，结果3个法院使用了不同的法律，出现了3种不同的判决。

　　同为三剑客之一的刘政军，则比葛锐幸运得多。刘政军曾在河南泰隆商场购买了假莎提萱琳女式长、短裤各一条进行索赔，结果，2001年6月12日，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判定刘政军为消费者，要求河南泰隆商场双倍赔偿。此案例被中原区法院列为“先例判决”。正是有此先例，2002年8月22日，刘政军的第2起类似官司——刘政军起诉郑州商业大厦一案，该院仅用了20多分钟便宣告结案。

　　变革往往不是中央统一部署的。重庆市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索通律师事务所受市人大委托，起草了《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虽然主持法规起草的律师韩德云在兴奋中也有遗憾，“我不是太满意，最后要实行的法规虽然采纳了我们的一些表述方法，但是从结构到语言，都对我们起草的最初的文本作了许多伤筋动骨的改动”，虽然，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物业处处长朱希全直白地说，后来“基本上是推到重来了”，但中国律师在参与政治事务上，总算有了个起点。

　　“10万元左右。”韩德云向媒体透露了这次起草法规的成本。按照他的语气，这个数字对于他，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不算多。据称，这8个月，如果12个执业律师不做这个法规的起草工作，至少可以多赚上百万。起草完成后，索通所获得了重庆市人大的8000元立法经费。8000元是重庆市人大能够支付的最高立法经费。

　　这8000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参与立法的12个律师每人每个月可以从一个省级的国家权力机关获得83元钱的补贴，平均每天不到3元钱，而重庆出租车的起价是5元钱。“其实，我曾经拒绝从人大获得这8000元，我提出只要象征性地收1元钱。你给我1元钱就说明我是独立的，受委托的，劳动成果是受尊重的。但人大说一定要给，而且要按照最高标准来给。这让我很感动。”

　　司法体制健康运行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然而，在2002年首次举行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也遇到尴尬，“西藏全境的考生，通过240分分数线的只有6个，分数线降低5分后上了1个，总共就7个。青海呢，考上了20名，降低分数线后进来了2位，后来通过查分又进来了一位，青海全省一共才23位。”

　　青海在录取分数线降低后，也只有1.48%的通过率，远远低于全国7%的平均通过率。贵州只有128人达到240分的合格分数线。甘肃、云南也分别只有175人和376人，广西的通过率仅4%左右。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海市通过1127人，通过率为11%，上海一个区县的通过人数约是青海全省的3倍，是西藏全区的10倍。

　　如何解西部法律职业后继无人的状况，有降分派和调人派之争。

　　贵州大学法学院院长李世宇显然是降分派，他说：我们让北京的教授到省城贵州当教授都不愿意，怎么可能有人到贵州一个乡法院当法官？即使行政命令必须来，他也难以安心工作，文化生活、工资待遇等等差别太大。我的一个学生是贵州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县财政发不出工资，就把农民卖不出去的萝卜当工资发了，你上海来的法官能受得了吗？再者说，法官不仅仅要懂法，还要懂情理，你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不了解，怎么判得好案子？还别说有的地方讲苗语，你连当事人的语言都没法听懂。

　　司法部司法考试司司长杜国兴则属于调人派，他指出，实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目的是测试应试者是否具备法律职业应具备的资格能力、知识水平和相应素质。如果通不过考试，就说明你本身就不够格，单靠降低分数线终究不是办法。法律职业是特殊职业，其他有差别就算了，法律不应该有差别。不能说不发达地区的法官、检察官随便对付一下就算了。法律的本质精神是平等，这个平等权包括不发达地区的人也能平等地获取法律的保护。法律职业人的素质差了，就不能保证这个平等。而且，司法活动是开放性的，发达地区的人也可能要到西部地区应诉。

　　其实，并不一定在最贫困的西部，就是在东部，在中部，法官的地位也是不高的。

　　1993年河北省曲阳县董家马乡政府在修乡间公路时，欠下该县庄伙乡马家岸村村民马三立的白灰款，官司反复打了几年，法院判定原董家马乡政府的债务由下河乡政府承受，并在2001年12月28日下河法庭强制划走25000元。2002年1月5日，下河乡法庭就被砸了，说这钱是给教师发工资的。此后法庭大门紧锁，法官不敢上班。

　　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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