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回--大法官开庭敲槌 好警察情急下跪

　　注：本文为《新世纪》2003年第1期--“2002年中国社会大盘点”专辑之一，全文共五十回。撰稿/王安

　　3月，中国开始执行法官、检察官职称制度。

　　根据中国1995年颁布的《法官法》规定，中国法官分为首席大法官、大法官、高级法 官和法官四等，其中首席大法官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担任。首批大法官、大检察官分别有42人。这次还评定了高级法官3万多人，法官18万多人。

　　有论者认为：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和检察官队伍，包括规范法官和检察官队伍的建设，的确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必需的。但是，从这一次公布的大法官和大检察官的名单中我们发现，这40多人全部都是各级法院、检察院的院长和庭长。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名单来看，似乎职称的高低与职务的高低是成正比的。

　　评论说，据我们了解，这些名单中，有些被授予大法官、大检察官职称的行政领导并非是专业地、长期地从事法律工作的，是因“工作需要”被调到法院、检察院担任领导职务的。这就对法官、检察官的职称评定的依据提出了问题。打一个比方：将来如果有一天，他们中的某些人又因“工作需要"被调离到其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那么，他们原先所拥有的大法官、大检察官的职称是否还仍然有效？如果仍然有效，那么他们是否还拥有审判权和公诉权？如果失效，那么，这种随着职务走的职称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评论说，进一步讲，把法官、检察官定位四级的实际意义又是什么？一个大法官在对案件的审理和裁决上是否比那些低级别的法官拥有更大、更多的权力？如果是的话，这种以级别确定法官权力大小的法理依据何在？它又会对法院的审判工作产生何种影响？比如，人们可不可以要求高级别的法官而拒绝低级别的法官审理他们的案子，因为既然前者的级别高，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水平高，因而更能保证审判的公正？

　　评论最后说，依据我们的观察，在现代法治国家里，法官似乎并无级别之分，而只有管辖权限之分。有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有大法官这样的职称，也只是表明这些法官专审某一类案子而不审理另外的案子。依据法治原则，任何一个法官，他的审判都是独立的，他所作出的裁决也是有效的。难道一个高级别的法官，就有权干预一个低级别的法官的审判并推翻后者作出的裁决吗？这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

　　此论也许过激，实行法官、检察官职称制也许有人们所不知的深意。继职称前后，法官还披起了黑色法袍和西服，法庭审理还采用了法槌。这些都有助于增加法官的声威。但我们不可想像一位法官身着法袍，当街下跪。但有警察楞就下跪了。

　　2002年5月24日中午，包头市东河区巴彦塔拉大街加油站转盘处发生拥堵，往来车辆和人群排出了五六百米的长龙。此时，东河区交警大队交警温永胜中午下班途径此地，职业习惯趋使他向人群最密集的地方靠近。他一边示意被堵车辆绕行，一边劝阻群众离开路口，同时还紧急联系中队，请求增派警员疏导。温永胜一人周旋在人潮之中，无法疏导拥塞的交通。面对越来越长的被堵车辆和越来越多的围观群众，突然“扑通”一声，温永胜跪在了人群当中！

　　他说：“大家不要再堵路了，你们站在这里半小时，这里的交通至少要堵上两个半小时。”人群里不时传来谩骂声，还有人扔进饮料瓶，温永胜没有躲闪，跪在那儿有10分钟。这时一位长者对着人群喊：“男人膝下有黄金呐。他是一个警察，我们不要再让这位同志为难了！”随后人群开始骚动，道路渐渐被腾开。一直站在温永胜身边的妻子把他搀了起来，两人上了一辆车离开了。

　　事件发生后，温永胜没有对任何人提这件事情。一周后，当时目睹此事的东河区某领导在全区政法大会上重新过问此事，并说出温永胜的警号，这个为工作而下跪的包头交警才浮出水面。

　　包头民警曹克林对同事温永胜的做法非常钦佩：“作为一名交警，首先职责是疏导交通，。从其行为结果看，温永胜的举动并没有给我们交警丢人。在危急时刻，温永胜给我们的衣食父母下跪，他的情操是高尚的。”而中国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认为：包头交警下跪事件是一种个案，具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它没有普遍的代表性。从理性上看，交警代表着法律的尊严，当法律权威无效的情况下，采取了下跪这种非常规的做法，这是计无可施，我本人对该交警尽职尽责的行为表示敬佩，但也不能普遍褒扬。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刘翔平认为：这个警察的情商很高，他恰当地利用了人们的情绪，让事情向积极的一面发展。也许有人认为一名执法者当街下跪丢了面子，但我认为这恰恰体现了这名执法者的平等意识和法律的尊严。什么是人的尊严、法律的尊严、国家的尊严？真正的尊严应该是通过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体现的。还有什么比人民大众的情感更高的尊严？

　　警察向人民下跪可耻，那么向钱，向不合理的规定下跪就不可耻吗？

　　4月12日上午9时许，家住在甘肃省保育院家属院76岁的李老太太，在横穿铁路时，被飞速驶来的火车撞断左腿，血流不止。只见这老太太躺在石台阶上，而兰铁公安处的几名民警则站在老太太身旁。9时40分，120急救中心医务人员赶到，但被警察挡住。医生提醒警察：“失血过多，耽搁这么长的时间，老太太性命难保。”但现场警察依然不允。

　　10时15分，铁路医院的医生赶到，将伤者拉往铁路医院救治。12时40分，老太太因“创伤失血性休克，循环呼吸衰竭”而死亡。省急救中心的张寿科医生说，老人如果内脏没有出血，单是骨折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事后，兰州铁路局提供了一份处理路外伤亡事故的文件——《火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和铁路路外人员伤亡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的补充规定，其中要求对路外伤亡人员的处理，要组织人员护送到就近医院急救，随后的括号里注明：就近医院以铁路医院为主。

　　到底是生命重要责任重要，还是病源重要钱重要？对照起来，温永胜的心是金子。

　　遵守法律，敬畏公理，这是每个官民都应有的平等意识。

　　46岁的朱恒宽现任河南长葛市市委书记，8月14日刚刚上任。在此之前，他在焦裕禄曾工作过的河南省兰考县任县长、县委书记达5年。就在离开兰考前不久，7月17日，朱恒宽以“诽谤罪”为由起诉(刑事自诉)一位上访农民。

　　被起诉的农民叫何保安，兰考县架子乡何庄村人。何保安的上访起源于4年前。1998年5月11日，兰考县阎楼乡大李西村与架子乡何庄村近千村民因土地纠纷发生冲突，尽管时任兰考县县长的朱恒宽率100多名干警及时赶到现场，冲突仍造成何庄村民2人死亡，10多人受伤。死者之一即是何保安的父亲。

　　何保安认为，“5.11”惨案的发生，完全是县长不履行职责造成的，已构成“玩忽职守罪”；在事发两周后的5月25日，受害群众100多人再次赴省城告状，途中，县长朱恒宽下令抓捕死者女儿何巧真等30名群众，构成“滥用职权罪”。

　　朱恒宽则认为，“5.11”事件前后，他作为领导及时、称职地履行了职责，伤亡后果完全是不可抗拒原因造成的。死者家属长期纠缠上访的真实目的，是想获得政府的巨额赔偿，但这笔钱却不应由政府拿，尽管政府已从人道及民政角度给了何家数万元。朱恒宽说，“钱是兰考人民的钱，不能谁闹得凶就给谁钱。”

　　4年来，双方就长期处于这种不肯妥协的境地。何家多次到省城及北京上访。据兰考县方面反映，仅在最近数月，何庄村就有7批9次到河南省委门口静坐，散发材料或打横幅。

　　朱恒宽说，在省里早就有结论的情况下，何家仍然纠缠上访，除给他造成直接的身心伤害不说，他的提拔使用也被搁置，党的十六大代表候选人资格也因此被取消。

　　2002年7月15日，何保安再次带领数十村民到河南省委门口上访，。7月17日，朱恒宽感到“这事没个了了”，因此痛下决心诉诸法律，最后采取了刑事自诉方式。

　　县长也是公民，也有诉讼的权力。朱恒宽使用公民的权力，而不是动用官的权力，朴素。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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