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专访节目，那位多年前得奖、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非常诚恳地告诉记者：“在我们这行，全球的精英大约有一百人，大家的智能、努力和贡献都不相上下。然而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得过奖，绝不能说其它百分之九十没有得过奖的人不如这些得过奖的幸运儿。”这番话说得剀切，却与时下“崇尚得奖”的风气背道而驰。媒体追逐得奖人是为了满足社会对英雄的需求，而社会需要英雄是因为英雄能带给群众兴奋和希望(英雄的崛起)，在平淡的生活中增添乐趣和幻想(英雄的衰亡)。这种大众对英雄的
热情崇拜似乎间接反映了一个普遍的观念：“英雄造时势”。
但是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在他的《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即不断地强调：伟大的领袖其实都是更大的历史力量的产物，而这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却是由绝大多数的平凡人在处理日常琐事中一点一滴地累积而成的。另外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史怀哲医生也曾说：“在人类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只有非常微小部的部分能为众所周知；而这部分与其它琐细而模糊的努力的总和相比，就好象浮在深海波涛上的泡沫一般微不足道。”托尔斯泰和史怀哲的意见直接反映了另外一个观念：“时势造英雄”。
到底是“英雄造时势”呢？还是“时势造英雄”？传统的领导学研究似乎比较偏向前者。原因并不难理解：英雄们拥有纯洁的动机，坚定的毅力，挑战现实的勇气，和追求梦想的浪漫；这样的领导者才有资格鼓舞人心，号召群众。相对于这种理想主义性格的领导人是那些现实主义的妥协者，他们因为自私而短视，所以不够资格被称作英雄。多年来这样的观点一直成为MBA领导学课程的核心，然而哈佛大学巴达拉克教授(Prof. Joseph Badaracco, Jr.)的一本新书《沉静领导之道》(“Leading Quietly”)却企图努力扭转这个观点。
经过长达四年的研究之后，巴达拉克教授认为英雄风格领导人的成功并不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关键，真正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来自于那些不为公众所知的无数“沉静领导人”(quiet leader)每日所做的现实而有效的决策。这些沉静领导人们没有浪漫的英雄主义，不做大胆和英勇的决定；他们有利他和利己交错的混合动机，他们在做组织做决策的时候也会兼顾自己的地位和前途；他们采取谨慎的步骤来解决复杂的问题，以便保护组织、同事、部属以及自己；他们虽然重视信任，但也了解信任的脆弱；他们对理想没有过高的期望，但也不会愤世嫉俗，怀疑一切。总之，沉静领导人似乎是一群懂得妥协的现实主义者。
这些非英雄主义的沉静领导人很少站在群众舞台接受歌颂，因为一般人认为他们不够资格被称作英雄。巴达拉克教授却认为：这些无数个“远离群众视线的沉静领导人”每天所作的“正确决策“的累积才是推动世界前进的关键。但是他们和其它更多“庸庸碌碌的现实主义者”又有什么不同及值得尊敬之处呢？巴达拉克教授的研究得到三项“沉静领导人”不平凡的品格特质。
首先，沉静领导人虽然也坚持原则，但是拒绝用英雄式的强硬态度来达到目的：他们选择“自我克制”。由于自我克制，他们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复杂问题的真相，和设计有效解决的方案。“自我克制”不是“袖手旁观”，也不是太极拳式的“脱身之道”，更不是一般人的“麻木不仁”，沉静领导人的自制是充满了“自我警觉”而又有“创造性”的。换言之，他们在“坚持真理”的本能之时，自觉地采取冷静的停顿和反问，除了要避免良心的直觉被强烈的情绪所拖累，也同时争取到妥善解决问题所真正需要的时间。“自我克制”说得简单，要实践并不容易，沉静领导人藉由日复一日长期的自我练习，已经把“自我克制”变成了习惯和本能。它象征的是谨慎、智能、和耐心，而不是“逃避责任”和“和稀泥”。
沉静领导人第二个不平凡的品格特质是“谦逊”，由于他们的现实性，他们并不追求永恒的光荣和胜利。他们认为每一件事都比自己能力所能解决的要更复杂和充满变量，事情最后的成功一定是由许多力量共同作用而成，因此自己的贡献也像沙滩的足迹一般：既不伟大，也难持久。虽然他们不会因为“缺少光荣”就放弃了努力，但是他们在努力达成有意义的目标之时，了解到自己的才智和决心并不是成功的保证。正由于沉静领导人不会高估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和抬举自己努力的重要性，他们更能忍受挫折，也会用更实际的态度专注于眼前该做的工作。法国哲学家蒙田曾说：“光荣之降临，纯属偶发事件”，沉静领导人因为笃信于此，绝不汲汲营营，为光荣而争取光荣。
沉静领导人最后一个不平凡的品格特质是执着。“执着”和“勇敢”之不同在于前者是“理性的坚持”而后者是“感性的冲动”。的确，沉静领导人缺乏英雄式领导人那般鲜明的理想和无私，他们为了组织的成功和自己前途的保障，较倾向于把“妥协”视成必要的领导艺术。但是他们在妥协的过程中又必须发挥很高的创造力，使所有的努力都能朝最终目标迈进。他们把精力集中在理性上能达成的事物，而非理想化的境界，因此他们可以接受较不完美的结果，这正好也成为他们最后能够成功的必要条件。总之，沉静领导人的妥协并不是“随波逐流”，反而像是“因为执着，所以妥协”。
纵观全书，巴达拉克教授极为睿智而且公正地把组织的成功和世界的进步归因于那些藉藉无名的沉静领导人。在这个英雄横行的世界做这样反传统、反潮流的努力，我个人对他崇高的正义感表达敬佩。
中国的孔子是东方提倡“中庸之道”的大师，他在《论语》中说道：“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孔子所推崇的最高境界是“权”，也就是“通权达变”，这点岂不是和巴达拉克教授所称扬“沉静领导人”的三种美德--“自我克制”、“谦逊”、“执着”—不谋而合？史丹佛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客座教授Debra Meyerson把“沉静领导人”称作”tempered radical”，也让我想起了《论语》里的另外一段话：“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狂”莫非就是”radical”？“狷”莫非就是”tempered”？
西方的中庸大师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Aristotle，384-322 B.C.)呼吁人们应该培养四种美德：“公正”、“勇敢”、“谨慎”、“克制”，其中“公正”和“勇敢”乃狂者所为，“谨慎”和“克制”属狷者所为。西方的管理哲学因为植根于个人主义和扩张主义，因此走成今天的英雄主义；而东方的管理哲学却因为长期的权贵主义和自保主义，又走成了民间的乡愿主义。二者皆有所偏，西方学者于此有所体会，而东方学者能无体会乎？
我的“狗尾续貂”也该点到为止了。杨教授学贯中西，译文流畅，这本《沉静领导》，必能带给中国各界的领导人们足够的“深沉”和“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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