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一份与时代共鸣的真诚思想，我也宁愿相信，中国不会再坠落“财富创造———财富集中———破坏性的财富再分配”这样的恶性历史循环之中。中国可以富。
●袁卫东
1997年1月，十五大的前夜，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为一套书写序，其中有一
本青年学者的书，她叫何清涟，书名是《现代化的陷阱》。五年后，十六大的前夜，已经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的刘吉再次为一位青年记者的书激动提笔，书名为《中国可以富》，而这位著者就是我的朋友张庭宾。
刘吉文才飞扬地品评《中国可以富》道：“它是千年世纪之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艰难阵痛的大写实，一个青年独具慧眼的长卷画。读完《中国可以富》，我油然想起毛泽东同志赞美青年的话：年轻人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据庭宾说，他收到刘先生的序后，诚惶诚恐，闭门自省。
或许刘吉惊喜之处，正是《现代化的陷阱》乃《中国可以富》的先导，其直面转型中国问题的勇气、锐气和精神是秉承的。庭宾曾说，《现代化的陷阱》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当时他先后作为中国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工人日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耳闻目睹着民众在市场化转型中的种种痛楚，对中国转型中的积弊触目惊心。
《现代化的陷阱》不是惟一为庭宾烙下精神疤痕的书，他自己说，第一个“精神枷锁”是在1989年不知不觉地戴上的。当时，《山坳上的中国》一书，第一次提出了中国人的“球籍”问题，可谓振聋发聩，激荡着无数中国学子的灵魂。
张庭宾做了记者，保持相对独立思考，并转向东方古典文明，寻求自我解脱之道。
“圆融”、“各归其位，各得其所”，“万法归一”等东方智慧令他豁然而悟。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同的理念和认知，均是不同社会阶层基于自己的价值立场，不同社会发展时段需求的折射，正像一个成熟现代立体社会是由多种社会阶层构成一样，不同的理论和认识同样是一个现代成熟立体社会思想体系的合理存在。因此，在现代社会，最要警惕的是单一阶层利益极端化，极端的结果只能是多败俱伤，因而应当寻求社会各阶层力量的均衡和制衡，通过不断妥协确立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从而找到理性共赢之道。这一思考集中体现在了庭宾在《中国可以富》一文的代序言———“龙腾的天空从此豁然开朗”一文中。
他并未自足于个人思维的贯通。2001年初，他加盟南方报业新创办的财经媒体，在更广阔的思考平台上，追寻这个时代内在脉动，探求中国转型社会全面解决方案，遂成为最早发现“世界工厂”价值的传媒人之一。他欢快地预言，这是中国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全球劳动密集加工将帮助中国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在此乐观之上，他进而宣称若能通过“权证”方式补偿流通股公众，理性共赢地完成全流通改革，还原中国股市的经济“加速器“功能，同时最大程度地吸引民间资本支撑银行体系，使中国金融不至于爆发血梗阻，则中国可以富。
但转型中国现实极为复杂。“公开透明、全民参与、充分博弈”的国有股减持被“暗箱操作、极少人参与、内幕交易”的协议转让所取代后，股市陷入一片混乱低迷中；权贵资本借体制转轨不断攫取财富，在掏空搅乱股市后，又对民营银行虎视眈眈；而民营企业却依旧在“游戏规则”的边缘辛苦求生……在2002年微妙的政经气氛下，重量级财经人物接连陨落，《福布斯》中国首富排行榜震荡刺激着贫富分化的心理底线，它反映着中国变革进入深处的冲突与矛盾，以及与此并存的社会心态和思想的暧昧和诡秘。种种现象昭示着中国两大社会力量的决战将至。
在张庭宾的眼中，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20年以来分野成两股巨大的社会力量，一种是善富———创造财富的力量，在企业家精神的疆域中，个人在创富的同时，带动员工致富，并共同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第二种是恶富———毁灭财富的力量，个人或集团的暴富是以毁灭国家和公众更多财富为代价的。他认定：中国能否逾越现代化的陷阱，富强起来，将取决于创造财富的正义力量战胜毁灭财富的非正义力量，从而保护合法致富、进而完成公开、公正、公平市场竞争规则和财富分配的市场制度建设。
如此执着的深处是一颗不离不弃的知识分子“良心”，这在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加紧收罗代言人的时代尤显难得，或许这正是刘吉愿为这位陌生青年写序的动因———“年青人要有这份追求真理的锐气。这份锐气不仅是个人事业成功必不可少的起点，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面对这一份与时代共鸣的真诚思想，我也宁愿相信，中国不会再坠落“财富创造———财富集中———破坏性的财富再分配”这样的恶性历史循环之中。中国可以富。
《国际金融报》(2003年01月03日第十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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