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海峰
这里所说的华人企业，是指一切由华人创办和经营的企业，在中国大陆，就是指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
粗算起来，仅仅在短短的20年间，中国大陆就成长起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富豪(实际上，
以我的推断，那些深谙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新一代财富创造者和拥有者，一定很少有人愿意被称作“富豪”，但是，现在大家都这样称呼，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姑且这样称呼吧)，他们是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更是中国经济成长的贡献者，半个多世纪以来，生长在中国大陆的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财富、关注富豪以及富豪们创造财富的前生与来世。
从这些迅速崛起的富豪们那里，人们再次领略了华人创造财富的坚忍与智慧。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环球四顾，但凡华人企业，虽然发展非常迅猛，而且也有一些表现出现代高科技的特征，但是在这些数量庞大的企业中，却几乎没有像美、日、欧那样的现代化跨国公司，更难觅知名的品牌，而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华人企业基本上是以家族联结为基础的。大陆如此，台湾、香港如此，就是远在美国的华人企业也是如此。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家族联结能够为开创新事业提供可资信赖的社会资本的同时，也对事业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严重的结构性限制，而对于华人企业来说，这种表面的结构性限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甚至决定着华人企业的命运。这样说，并不表明华人社会没有大型企业。相反，包玉刚、李嘉诚等人的企业规模都是相当庞大的，王安电脑公司在1982年时曾经是全美10大电脑公司之一。
但是，这些表面庞大的企业主要都是通过家族管理的。比如，包玉刚的企业王国主要是由四个女婿经营，在包离世之前，这个企业王国已经四分五裂了；李嘉诚的企业集团，两个儿子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结局尚未可知；王安公司虽然在1988年营业额一度达到30.7亿美元，但是，在王安坚持让他自己的儿子王福瑞(Fred Wang)接管之后，这个曾经被视为美国最有前途的高科技企业的表现，“就象滑滑梯一样迅速下跌”，市场资金在短短四年之内撤走90%，到1992年便不得不提出破产申请。
家族企业并非华人社会特有的现象，几乎所有西方企业一开始也都是家族企业，这一点从企业的名称中就可以看出来，关键是是否能够顺利地从属于家族的企业嬗变为属于社会的现代化企业，从依靠家族联结的熟人型管理模式演化为依靠制度保障的专业化管理模式。而这种关乎企业持续发展壮大的制度性转型，在华人企业界似乎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华人创业者似乎非常不愿意将自己创下的基业交由“外人”经营，更不要说放弃家族控制权了。
所以，人们看到，许多现代华人大企业为克服创业者经营能力的不足，千方百计将子女送到Stanford,Harvard,Yale等名校去攻读商业学位；或者将女儿嫁给一个有管理才干的年轻人。而为了尽家族的义务，许多企业家的儿子会放弃在美国攻读的理工类或医学等专业，返乡追随父亲的脚步，学习接管自己并不熟悉、甚至没有多少兴趣的家族企业。如果有多个儿子，则习惯于在创业者离世前将企业当作遗产平分，如此下去，到了第三代那里，可能已经被重新分割成若干个小作坊了。即使只有一个后代，也很难保证其经营管理才能必然是优秀的，这一点，在全世界都一样。美国小企业局曾经有一个估计，在美国的家族企业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够持续到第二代而不衰亡。但是，“美国的家族企业很快就会引进职业经理人。到了第三代，通常整个公司都已经在职业经理人的控制之下。第三代的孙子辈即使仍然握有公司的大多数股份，也已经很少参与公司管理了”。熟悉美国跨国公司成长历史的人们，一定能够清楚感受到这一现象。
另外，以2001年惠普并购康柏为例，在经理阶层(主要是现任CEO菲奥利拉)与创始人之一帕卡德的孙子(他是董事会成员)之间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家族力量在现代化的惠普公司中，已经没有太大力量。结果是经理层并没有理会帕氏后代关于并购可能毁掉惠普的指责，而是以“他们并不懂得经营”为由毅然实施了并购计划。而这在国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但这就是现代企业运营活生生的法则。人们还会看到，华人企业中，创业者家族往往对企业权力的掌控到了迷恋的程度。比如，即使是上市公司，家族控制的情况也很严重，“通常这些家族都不愿意让自己的持股低于35%到40%，因为他们必须要维持这么高比例的股份，才能够确保自己在企业经营上的影响力”；他们虽然也雇用外人，但是公司的财务一定会牢牢掌握在家族手里；而且，企业家往往喜欢事事捏在自己手里，不愿意把权力分给下属，或者说，喜欢独断专行。还是以著名的王安电脑公司为例：
1972年王安公司的员工已经超过了两千人，而直接向王安报告的下属人数竟然多达136人。我们在惊叹王安的惊人才能的同时，也不得不为他对现代管理制度的无知或蔑视感到惋惜。虽然，从表面上看，家族企业的衰落通常是发生在第二代或第三代，但是，实际上在创立者那里就已经种下了日后衰亡的恶果了。
现代企业成长的历史与理论表明，企业要不断发展壮大，必须突破资本、管理与经营的瓶颈，单个家族的资本积累能力与经营管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因此，要进一步壮大企业规模，就必须引入外部资本，或者说，创业家族必须放弃部分所有权，因为利用规模经济与经营品牌都必须有充足的大资本保障。同样，要突破经营管理能力的限制，就必须引进外部智力，也就必然要求创业者分权，而且，企业对技术与知识的依赖越强，这种分权的要求就越迫切。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一套科学、完善的治理结构与管理制度，以保证企业从基于亲缘关系的“人治”状态走向基于契约关系的“法治”状态。否则，华人社会要形成现代大企业，可能只有借助外力；或通过国家力量形成，但必须承担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所带来的成本；或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而这又必须付出在产业价值链上“别人吃肉我喝汤”的代价，而且，从长远看，也必然有损于国家的竞争力。
也有人认为，对家族企业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并认为家族企业是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应该坚持。首先得承认，家族企业所特有的优势是显然的，比如，在创业方面的价值，对监督成本和控制成本的节约，以及对市场反应的灵活性等等，另外，在某些产业领域，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家族企业可能更具优势。但是，所有这些优势，都不能为它与生俱来的缺陷辩护，正如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族阀主义是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限制，家族情结也是企业现代化的“敌人”，而这个敌人的遗传基因就是华人社会伦理本位的文化。对此，所有的家族企业创造者和经营者都应该有极其清醒的认识，否则，恐难以走出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所说的“创业、崛起、衰败”的怪圈，更遑论企业的现代化。而在一个全球化的开放社会里，单靠家族企业的力量是很难与大型现代企业竞争的，如此，则国家竞争力也必将大打折扣。一句话，国家的现代化，需要企业的现代化，对于大国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作者为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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