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进化论

　　本刊记者刘阳

　　不得不奢侈的CEO

　　在美国，成为一名合格的CEO需要哪些条件？

　　在众多的备选答案中想必你不会想到必须拥有一幢1.5万平方米的大屋！因为当其他地位相当的老板都住在这样规模的住宅里，如果你的房子小了还不只是丢面子的问题，公众会怀疑你的企业营运状况可能不佳。在80年代中期的华尔街，银行家的年收入如果达不到60万美元，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很穷，经受着焦虑和自卑的折磨。现在，这个价码只升不降。

　　在安然、安达信、世通等公司财务丑闻频传的日子里，公司主管们的奢侈生活又不幸被媒体曝光。阿德尔菲亚电话电报公司的创始人约翰·里加斯被指控挪用公司1280万美元的资金为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州修建高尔夫球场，他和两个儿子每人拥有一架私人飞机，费用却由公司支付。蒂科国际公司的前主管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被《纽约新闻日报》授予“奢侈之王”的雅号。从2200美元一个的镀金纸篓、6000美元一条的浴帘到700万美元一套的豪宅，统统由公司付账。就连一向声誉颇佳的杰克·韦尔奇也被前妻揭发出曾私自使用通用公司的飞机，并让公司出钱送自己去看歌剧和棒球比赛。

　　或许很有必要从另外一个方面为CEO们奢华的物质生活做出解释：他们承载着大众的希望，如果CEO不奢侈，老百姓为什么要羡慕？“像隔壁的富裕邻居一样生活”一直是激励人们改变自己命运的动力，而在多数人看来，“自由社会”就是为这种改变提供可能而不是限制的社会。

　　公地悲剧的扩大

　　人类在上个世纪经历了激动人心而惨烈的社会实验，最终富于戏剧性并且很有效率地转向了市场经济。个人在开放市场中对私利的追求将为整个社会带来最大利益，个人的“恶习”成就公众的福利，这几乎为所有自由派人士坚信不移。大家都自认为看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为人类指引了一个最值得欲求的远景。

　　自由之所以如此重要，乃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个人将如何使用其自由。如果人们可以预知个人将如何使用自由，那么自由的结果就可以通过多数决定个人应该做什么的方式来实现—哈耶克在上世纪50年代作上述阐述时，世界上至少仍有6亿人在自由稀薄的空气中生存着。随着20世纪的结束，当自由终于成为人们的盘中餐时，我们还没有尽情享用却发现世界已经变了，地球不复是任人到处采摘、狩猎、挖掘的旷野，而许多国家只是依靠“看不见的手”在无为而治。

　　石油被疯狂地抽取，一些国家为了支配更多的石油已经发动并不惜再次发动战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与日俱增，美国则拒绝承诺减少排放。发达国家将污染严重的工业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别国的港口里停泊着他们偷运垃圾的轮船。他们在家门口建立森林公园、修剪屋后的草坪，出门去买东南亚、亚马逊的木材。地球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崩溃。被学者们津津乐道的公地悲剧在自由国度内部被理性地解决了，在全球范围里却正在热闹上演。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了，当社会将众多矛盾抵触的个人抉择抵消中和之后，检点由个人行为编织成就的历史簿，清楚浮现出来的，是人们只按照欲望所指来行使自由。当乌托邦梦醒，人性失去了被一夕改变的可能之后，我们不得不很没面子地承认这一事实：正是欲望，在引领全球。

　　全球化脚步踏响了五大洲土地，旗帜上写着“参与意味着发展，封闭只能落后”。而资本主义则是受无限获取财富的欲望驱动的体系，其发展没有界限。它是一个以财富的集中和循环、以理性的计算为特征的体系。

　　自由经济有这样一个假设：人的欲求在本质上是欲壑难填的，人总能在满足已有的欲求之后设计出新的欲求。这也许就是奢侈被潮流认可的土壤。

　　奢侈造就资本主义？

　　对自由经济的这一出身并非无人认识，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后发现：“正是奢侈造就了资本主义。”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宫廷里，奢侈成风，充满了追求物质享乐与肉欲的空气。对黄金的梦想使宫廷资助航海家们环球探宝，对咖啡、可可、茶等当时的奢侈品的喜好鼓励了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奢侈最令人称道之处是其创造市场的功能，挥霍是一种有损于人而无害于贸易的恶习，它是推动商业前进的动力。大规模的工业首先在生产丝绸、布料的奢侈业发展起来，并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基石—组织形式明确的工厂。

　　这一结论被认为是“很高的学识与少见的偏执”混合的产物。最明显的困惑在于：人们无法肯定桑巴特描述的种种奢侈现象是形成资本主义的原因还是资本主义发展之后的结果。社会上层的奢侈世界范围内皆然，何以惟独在欧洲造就了资本主义？中国历史上，王恺用饴糖刷锅，石崇用蜡烛当柴；王恺用高二尺珊瑚树向石崇夸耀，石崇将其击碎后取出六七株三四尺高的珊瑚树让王恺挑选作赔。到了晚清，慈禧太后更是历史上著名的“奢侈”太后。她棺材底下铺的褥子就镶了珍珠12604粒，宝石、白玉300多块。把海军军费挪用给自己修颐和园做寿，更是遗骂千古。为什么东方的奢侈就没能催生出资本主义？

　　与桑巴特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得出了与前者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主张克俭节欲的基督教新教教义在现代资本主义伦理的形成中起了关键作用：人在努力工作中得到上帝感召，理性精神和禁欲主义为人们积累资本和发展新式生产提供了最大帮助。

　　也许韦伯和桑巴特并不矛盾，说的是一体两面。桑巴特说的是消费者的奢侈创造了对商品的需求，这种需求催生了资本主义；韦伯说的是商人们在宗教思想的影响下禁欲、节约，把所有资金和一切精力都投入扩大再生产，并在生产中彻底贯彻理性精神。

　　消费与生产这两方面的因素至今仍在左右着自由经济的发展。所以听到凯恩斯说节俭不再是人类的美德，主张扩大消费包括各种挥霍性消费，并不让人意外。刺激消费是生产规模扩大到超过人们的基本需求之后，很自然会出现的解决办法，直到最近还有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其实是当地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长期节俭的恶果。

　　以自身为目的的增长

　　自由经济正如不断加速的“欲望号街车”，在以越来越高的速度吞噬自然的同时，奔向未卜的远方。如果不把发展经济当作目的，资本主义存在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经济增长的目的曾经被认为是追求幸福生活。然而幸福只是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乐观开朗并随遇而安。只要一个人的财富来自机警地捕捉经济机会，而且在获得财富之后不再随遇而安，而是对财力和未来更加担心，那么经济增长就只会减少幸福。自由主义者教导我们：幸福并不是生活中惟一的好事，如果生活的目的是幸福，那么人类的演变可能早就停止了，因为没有理由认为人比猪更幸福。财富增加了人们选择的范围，因而增加了人类的自由。

　　不幸的是，如果以目前公认的人性为依据，我们将发现，自由与任性的差别微乎其微。如果人们的欲望是有限度的，当每小时的劳动报酬增加、生活水平获得提高之后他们会主动缩减劳动时间，但这种现象仍然少见。建立在个体人性恶基础上的自由制度设计，最终无法引领人类在整体上过一种更理性、更平衡、更值得追求的生活。

　　自由作为跨世纪的人类在大部分时间里十分稀缺的资源，被热烈追求和信仰着。人们甚至忘记了导师们微弱的警告的声音--“我们不仅是进步的创造者，而且同时是进步的囚困物。”—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获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果不顾别的责任、义务或权利极端地追求某种欲望，其结果就会造成个性的不平衡，也会损害他人。”“经济增长是可取的，但肯定不能增长得太多(超过了对精神或社会健康有益的程度)，正如不能增长得太少一样。”—威廉·阿瑟·刘易斯(获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导师也会语焉不详的，经济增长的分寸究竟该如何拿捏？由谁把握？如果需要拿捏和把握，那么就必然承认，从事此种工作的人比另一部分人的智力水平更高，并赋予他们更多的不受普通民众控制的权力，最后作为最高原则的自由必被损害。

　　在书本理论的死胡同里长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怪物：以经济增长自身为目的的经济增长。所有人不奢侈，自由经济将死去。我们手拿鞭子抽打自己赶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开了地球上惟一一家餐馆，那些善于排泄的顾客最受欢迎，因为拉得多必然吃得多，没有人想过那些排泄物该怎么处理。在资本主义还有邻居的时候他们把粪便倒在邻居的院子里，现在他们成了惟一的主人，怎么办？

　　奢侈可以反吗？

　　当前席卷全球的消费模式，更多地是受到奢侈热诱惑的结果，罗伯特·弗兰克甚至认为“我们当前的消费模式就是奢侈热”。

　　奢侈究竟可不可以反？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慎重。因为人们准备反对的并非一种个人消费习惯的奢侈，而是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转动力的消费模式。幸好自由市场经济仅仅证明了它的产出效果优于计划经济，并不表明它是所有可能的方式中最佳的选择，也没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对它自身的修正。毕竟，理性的发展在于不断发现既有错误，而不在于自认发现了什么不可更改的必然规律。

　　普通人听到“反奢侈”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连花钱的自由都没有了吗？怎么可以因为有人不喜欢就去规定别人应该怎样花自己的钱呢？其实，这种限制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了，比如对汽车尾气净化装置的强制安装。奢侈热的消费模式就像我们选择驾驶排放什么尾气的汽车一样，已不再是单个消费者自己的事情了，这种消费模式极大影响了社会资金的流向，并使表面上自由消费的人们受到周围其他人消费方式的心理暗示和强制。以前我们送给爱人一枝玫瑰示爱，现在我们要在一打玫瑰下面，再附上一幢新居的钥匙。

　　当个人的行为不能为人类整体带来福利时，我们也就有了调整个人行为的理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欲望领军的奢侈热对资源的消耗已经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这样说：奢侈，就是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破坏。

　　反对奢侈的困难更在于以下事实：曾只被少数人享用的很多奢侈品最终成了今天普通百姓的生活必需品。对此，哈耶克说：“富有者总是通过尝试贫困者尚无力企及的新的生活方式而为一个社会的进步做出其不可或缺的贡献，如果没有他们做出的这种贡献，贫困者的进展便会大为延缓。”富人的奢侈、炫耀固然令人反感，但如果不能允许这种现象，社会就会失去活力，停滞在静止状态。谁会想到印度的棉布曾经是欧洲王公贵妇们的奢侈品呢？中国老百姓见到抽水马桶惊讶不已的场面早就成了喜剧片的情节，但是当一名港商在《实话实说》节目里说自己做了一只纯金马桶时，还是遭到了观众的当场指责。难道我们应该认为随着社会进步，中国人民终有一天将人人坐在金马桶上方便吗？人们的基本需求与奢侈之间，究竟是否存在着一条清晰界限？

　　诚然，判断一件商品是满足了人们在基本功能上的需要，还是满足了奢侈的企图是困难的，正如区分每次消费行为是满足了人的基本需求还是心理欲求一样，是吃力不讨好的。反奢侈绝不是简单的喊口号，不能回到我们曾经擅长的总是在思想觉悟上挖根源的老路。这是一个在承认人性基础上，在社会生活层面找到弊端最小的操作方法的技术问题。

　　奢侈之所以可以反，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反奢侈的危险，并将主动控制行为的负面影响。

　　消极地反对奢侈

　　自由主义者们已经指出了反对奢侈可能落入的陷阱。套用西方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提法，反奢侈只能采取消极的方式，即：消极地反奢侈。消极自由指不受人强迫的自由，“消极反奢侈”是指不去主动地禁止人们的消费行为，因而就不必判断哪种消费行为属于奢侈，也无须主动界定某种产品是否属于奢侈品。听起来复杂，操作并不繁琐，事实上一些国家已经在如是实践。符合“消极反奢侈”的做法迄今为止人类只找到一种，那就是通过税收的方法给奢侈热降温。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早就开始征收奢侈税。在我国，消费税就被人们俗称为奢侈税，主要对珠宝首饰、烟酒、化妆品、汽车等高档消费品征高附加税，因为在中国有能力消费这些产品的通常都是具备相当经济基础的人。但是针对某种商品征税往往会引得这些商品的生产厂家费尽心思地要把自己从黑名单里挖掉，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就成了明暗较量的舞台，决定名单的官员们的廉洁声望，也将面临经济利益的危险诱惑。耗费的社会资源或许更多。

　　公平而高效地作用于所有人群和所有商品、并且不产生新的腐败可能的方法是实行累进消费税。每个家庭的消费额等于收入总额和储蓄总额的差。储蓄免税，根据消费额的高低课以不同档次的累进税，消费少者少纳税，消费多者多纳税，投资等方面属于可以扣减的免税支出。类似于已经实行的累进所得税，设立一个起征点和差别足够大的累进税级，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大体上在起征点之下，超过部分就要根据数量按照累进税率征税。一些人如果对某些奢侈品有格外的偏好，例如前边提到的那名港商，如果不坐在金马桶上就会引起消化道疾病的话，他完全拥有使用金马桶的自由，只是需要为这种特别嗜好多付出一部分金钱。

　　本文章属于南风窗2003年第一期系列专题文章之一，这一期的主题是“财富涌动”，从宏观层面全面透视和解析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南风窗》杂志社授权新浪财经在72小时内独家使用，其他任何媒体转载必须征得新浪财经同意。联系电话：[phone] 邮件：[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