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商与重商的辨证法

　　韩德强(北京)

　　秦汉以来已是市场经济社会

　　春节快到了，江南水乡家家户户又该为春节忙碌了。酱鸡、酱鸭、酱肉、鱼干、年糕、粽子，仅这些大宗项目就足够主妇们起早落夜了。在外面赚钱的男人会回家高高兴兴地张 罗着给孩子们添置新衣、新鞋，买鞭炮、花炮，还有买年画、写春联。在我印象中，这种风俗似乎从远古传来，祖祖辈辈相沿相袭，像四季更替一样不可更易。

　　有一副春联也有着久远的生命力：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不过见多了，就熟视无睹，觉得无非是讨个口彩，图个吉利，并不深究。直到有一天，见到史书说，西汉后期长安城里八大富人有卖豆豉的樊少翁，卖丹药的长安丹两位，拥资钜万(当为千万级。首富“樊嘉五千万，其余皆钜万矣”)；各省会中，有卖脂粉、卖豆浆、磨刀剑等等而发家致富，势倾一县一邑的，我才想到，这副对联竟是当时这些富商的真实写照。试想，卖豆豉而能成千万富翁，这生意该做得多大！豆豉是大豆的发酵物，家家户户都能制作，且又不是生活必需品，竞争者众多，替代品众多，很难有厚利可图。樊少翁要在这样一个市场中脱颖而出，其豆豉必须口味极佳、选料上品、做工精良，长期忍受微薄利润。为此，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人力显然是不够的。樊少翁恐怕要雇用数百名匠人和店员，每年采购、存贮数以十吨、百吨计的大豆，规范各加工点的工艺规程，设立一个遍布长安的加工和销售网，才能积少成多，成为巨富。长安是首都，各郡县太守、县令到长安吃樊氏豆豉，就可能把口味带到本地，这就可能使樊少翁把采购、存贮、运输、制作、销售豆豉的生意做到全国。这不是“生意兴隆通四海”的图景吗？

　　如果说这仅是推测的话，同期还有一位叫张世安的富翁，却留下了经营产业的文字记载：“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业。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汉书.张世安传》)这700名家僮当有细密的分工，制作铁、木、竹、藤各类器具，或者纺纱织布，在市场上出售，方能富胜当时最有权势的大将军霍光。

　　我看，中国秦汉以来已经是个市场经济社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修筑遍布全国的驰道、直道和五尺道，修筑沟通长江和珠江水系的灵渠，废除原来各国间存在的关税，极大地方便了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和交换，使北起阴山、南至南海、西达青藏、东抵东海的广大区域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完成了欧洲在2000多年后才勉强实现的经济一体化。其次，自商鞅变法以来，各国土地就逐渐私有化。土地是当时最大宗的资产，土地私有化在粮食、被服、器具、房屋私有化之后。一旦土地私有化，则一切物品都已经明确了所有权的归属，为市场交换确立了产权基础。第三，秦以法立国，汉以后儒法并重，商品交换的法律制度是明确的。

　　中国古代社会真是一潭死水吗？

　　我们知道，分工、交换、产权私有和相应的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有了这些基本要素，市场就会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而这一经济就可以称作是市场经济。诚然，当时政府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很多，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但是，即使是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也承认，任何市场经济都离不开政府干预，只不过是干预的范围、方式程度上有区别而已。欧美国家中，干预市场的程度较低，法国、德国、日本都对市场有着强有力的干预。即使在美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无所不在，不仅有宏观调控，还有微观调控，例如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掌握着这两大产业的众多厂商的命运。

　　市场经济有双重特性。一方面，它能够沟通有无，促进分工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它又会加速社会财富向商人集中，加速社会两极分化。

　　由于第一重特性，中国秦汉以来的人口、经济和技术长期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晚至1840年前夕，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清朝前期和中期，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吸引世界各国的白银流至中国。有一位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写了一本书叫《白银资本》，书中引证丰富史料和各家研究成果，认为1500年至1800年期间，欧洲从美洲抢劫或采掘到的白银有一半最终都流到了中国，欧洲各国只是做了过路财神。这么多白银流进中国后，就进入“神秘的窖藏”，不再回流到世界各国。对外贸易的巨额顺差极大地促进了清朝农业、工业、商业和金融的发展和繁荣，著名的晋商、徽商等十大商帮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繁荣的最好见证。如晋商大盛魁，自有资本额高达近千万两白银，拥有员工六七千人，经营牛羊、粮食、茶叶、皮毛、瓷器、铁器、丝绸、烟草、药材等各种货物，采办、运输、销售、汇兑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22个省，几乎垄断对俄国和对蒙古的贸易。大盛魁的营业额，如十倍于其资本额，则为1亿两白银，相当于道光18年(1838年)财政收入的240%，其相对规模之大，至今中国仍无一家企业可与匹敌。

　　值得重视的是，清代前期的中国经济不但在国际竞争力和经济总量上无与伦比，在技术上也堪称一流。中国的钢铁冶炼技术长期领先于欧洲1000多年。从北宋起，就开始用煤炼铁，至清代时，已大量采用焦炭炼铁。清朝时，山西的煤炭已经运销北京，成为达官贵人和贫民百姓冬季御寒的必需品。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亦鹤立鸡群，其中铁钉和桐油是关键技术。铁钉使船能造得巨大结实，桐油则可提高船的密封和防腐性能。而有着航海民族、蓝色海洋文明美誉的西方，直到西罗马帝国的后期，还只知皮条、不知铁钉。在铁钉中，山西潞州的铁钉锋利、坚韧、耐腐蚀，为南方沿海造船工业所喜爱。在农业技术上，无论是牛耕铁犁，水利建设还是良种选育等方面，都是欧洲所不及的。正因为经济和技术的发达，中国大地才能繁衍众多的人口，至清中期时近四亿，占世界人口的比例约在40%左右。

　　以往谈到中国历史时，常常只谈宫廷政治；写到中国经济时，又冠以一顶封建经济的大帽子。既封建，则停滞，于是中国历史就成了一潭死水，其间只有明君贤相或者昏君妖妃的活动。如果注意经济体制，则我们不可能不看到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也就不可能不看到千百万农民、工人和商人的日常生活，不可能不看到技术的提高、生产的扩大，经济的活跃和繁荣。

　　重商即害商的明训

　　但是，这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市场经济的另一面也在充分表现，那便是财富集中，两极分化。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土地兼并，大量自耕农丧失土地，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失业人口。失业人口越多，工价越低；工价越低，工时越长，失业人口越多。农村越萧条，城市越繁荣。如此恶性循环，便到了两极分化的顶点。遍地干柴，一点即燃。于是王朝崩溃，赤地千里，富豪们或远迁他乡，或就地受戮。有的人认为，王朝崩溃只是权力腐败的结果。其实，权力腐败与商业繁荣从来就是紧密相联的。富商可以“交通王侯，力过吏势”，王侯亦可下海经商，以权换钱。

　　物极必反。市场力量发展到顶峰，必然将所有的权力都商品化，也就必然迎来自己的末日。有鉴历代王朝覆灭的教训，所以，每一新王朝开端，总是强调重农抑商，禁止政府官员下海经商，鼓励士大夫廉洁奉公，修身养性，以阻缓权钱交易，抑制两极分化。在这种政策导向下，商人对自己的行为也有所克制，童叟无欺，公平诚信，渐进地获取财富，而鄙薄暴发户。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儒商传统。儒商是商，但却是有克制的商。正因为有自我克制，反而能够持久。晋商、徽商以毫厘致富，家族企业竟可下传长达500年之久，逐渐成为富甲天下的大企业家，这是一种奇迹啊！反观今日世界，无论中外，能够经营上百年的企业有几家？小企业平均寿命3～5年，大企业平均寿命40年左右。究竟谁有资格谈永续经营呢？

　　抑商才是重商，历史的辨证法恐怕就是如此。在美国，上个世纪20年代是个重商主义时代，就是放任自由主义，却以大萧条告终，华尔街门可罗雀，美国制度的基础动摇。此后接受教训，推行凯恩斯主义，重视生产，允许工会权力壮大，抑制商人权力，结果工资上升，需求旺盛，利润高涨，生产迅速增长，迎来了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从70年代中后期起，美国又改行新自由主义，劫贫济富，削弱工会，推行有利于大资本的政策，结果大企业裁员减薪，扩大生产，却不料需求萎缩，供过于求，纷纷落入破产境地，而且政府债台高筑，贸易赤字日益庞大，世界经济因此落入新一轮萧条。

　　其实，虽然有了计算机，有了移动电话，但人的自私和贪婪却还一仍其旧。因此，在与人性相关的问题上，中国古人的智慧仍然值得当代人吸收借鉴。重商即纵商，即害商；抑商即爱商，即重商。这正如对待充满活力的孩子，溺爱、纵容孩子其实是杀了孩子啊。

　　本文章属于南风窗2003年第一期系列专题文章之一，这一期的主题是“财富涌动”，从宏观层面全面透视和解析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南风窗》杂志社授权新浪财经在72小时内独家使用，其他任何媒体转载必须征得新浪财经同意。联系电话：[phone] 邮件：[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