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市场--“距离即美

　　本刊记者张良

　　小螃蟹的启示

　　有一则故事始终让人难忘。

　　在一个美丽的海滩上，天上成群的海鸥飞翔着，一群游人正在沙滩上游玩。这时，海水开始退潮了。光洁的沙滩上，一只小螃蟹从沙洞里钻出来，开始孤独地向大海爬去。天上的海鸥扑下来了，眼看小螃蟹就要落入其口腹，一个好心的游人赶走了海鸥，将小螃蟹小心翼翼地放入大海。等到导游发现这一幕，冲过去制止鲁莽的游人时，一切都来不及了。成千上万的小螃蟹争先恐后地钻出沙洞奔向大海，无数兴奋的海鸥开始了它们丰盛的晚宴。知道闯了大祸的游人来回奔走救援，仍然无法制止这场“杀戮”。原来，那只幸运的小螃蟹是整个大队的先锋，或者说，整个系统的保险丝。而它的成功入水向伙伴们传递了一个错误的安全信号。

　　人类并不能确知大自然的所有奥秘，所以要永远保持一颗敬畏之心，避免无意的伤害。而对待同样神秘莫测的市场，就要像对待大自然一样。

　　当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权时，新一轮的区域竞赛开始渐渐升温，而舆论也越来越迷恋政府和政策的推手作用，并试图总结出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模式。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虽然不再是以计划的手段干预市场，而是所谓以市场的手段进入市场。但把板块逐富变成政绩的竞赛，而不是企业竞争的自然结果，这不仅扭曲市场竞争的本质，而且容易导致增长质量的低下。

　　基础设施的大跃进

　　当官员们自豪于他们所推动的经济成就时，往往会简单地看待市场这个复杂的体系，并高估有形之手的推动力量。事实上，政府和经济的关系并非一目了然。如果高效率、廉洁、灵活、三通一平之类就是所谓的增长奥秘的话，世界上众多的政府—包括已经在这方面做得很充分的政府—就不必为经济如此烦恼了。

　　在很多时候，过多地用行政力量调配资源，会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信息，反而干扰了经济的进程。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跃进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当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既能打造城市名声，又能带动经济发展时，各地的市长们便开始了经营城市的投资竞赛，而经营的核心是房地产开发。新的广场、写字楼、住宅让各城市纷纷旧貌换新颜，但朱总理看得很清楚，他在香港说：现在投资的增长有60%是靠房地产，房地产的拉动力很大。但是把我们整个的基础工业、建筑材料、配套设施都拉到这么高的水平上，将来要是没有这么大的拉动力怎么办？

　　在总理看来，地方官员们是在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信息。而它的后果将要由后来者承担。至于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大量投资对民间资本产生的“挤出效应”，其后果也在逐步显现。

　　就像我们过去改造自然的进程一样，当我们主动地改造时，实际上在破坏。我们需要追逐财富，但让市场的归市场。那里是个体竞争的天地，而非团体比赛的场所。

　　重新评估政府的作用

　　现在，一个推论正在流传：

　　因为某个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所以这个地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代表着未来的方向。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人们并不陌生，在过去20年每一个财富新贵崛起的过程中我们都能听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关系模式，在过去能促进发展，在今天就可能会阻碍进步；在这个地区能带来繁荣，在那个地区就可能导致萧条。

　　实际上，所谓政府和政策决定论，甚至还不如地理决定论。

　　比如，论政府官员的企图心，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对招商引资的重视，对服务功能的创新，对办事效率的提升等等，特区成立之初的珠海都不亚于深圳。还有，顺德政府的体制之新，官员的素质之高有目共睹。但何以在一场长途赛跑中最终输给珠江对岸的东莞？

　　也许，仅仅地理位置的差异就足以导致成败分野。珠江东岸的深圳、东莞所倚靠的香港远比西岸的珠海、顺德倚靠的澳门强大。

　　此后，同样的一幕也在苏州和无锡之间上演。当媒体津津乐道苏州官员是如何在上海的宾馆外苦候，以拦截举棋不定的外商时，殊不知无锡官员也同样如此。但是，与上海之间多出来的40多公里，让无锡难以成为外商们放弃上海后的首选。

　　今天，广东和上海的差距在某种意义上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无强大的市场腹地，决定了各种要素资源会不会向这里集中。这两地与其说是政府治理的差距，倒不如说是与核心市场距离的差距。也正因为如此，在一般人心中默默无闻的天津泰达经济开发区，在过去十余年间，持续占据14项开发区评价指标(几乎是全部指标)的第一位，成为跨国公司的心仪宝地。它的最新目标是：“21世纪亚洲最大、中国最好的现代化工业区”。33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和15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可以作证，这绝不是空想。而即使如此，有谁会认为在外商们选择时，开发区的管理是比邻近的北京市场更重要的因素呢？

　　显然，企业逐市场而居，而非逐政府而居。

　　当我们从“成王败寇”的历史观中走出来，仔细审视过去和现在的财富新贵时，会发现在财富聚集的历程中，政府和政策的力量其实有限。它们或许能影响经济发展一二，但企业和企业家有自己的主张，资本有自己的流动方向和运动规律。对政府管理而言，乃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区域竞争的领先者就是精明地让财富流向了自己。虽然它往往像一个储水池，而非发源地。

　　经济管理的最低纲领

　　当我们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内来评价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便会看出：

　　政府的强弱和大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关联。20年的改革实践已经说明，有强势政府下的高速增长(如上海)，也有无为政府下的财富积累(如温州)；有的从呼吁放任到呼吁干预(焦急的广东)，更多的则是从控制到放松的回归(中西部地区)。

　　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重要的不在于管理的内容而在于管理的方式，不在于政府的大小与强弱，而在于行政的动机和目标。对政府事务边界的划分，就像试图用员工手册规范员工的一举一动，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需要正确评估政府的力量和作用。事实上，政府的职责更多应在社会环境、安全、保障、公正等社会全面发展方面，而非在经济发展方面。

　　其实，对大部分地区政府而言，当前更迫切的职责还不在于弄清“做什么”，而是明白“不做什么”。

　　完成治理的基本功，做到对市场的不妨害，这就是一个政府在经济事务管理的最低纲领—对一些政府来说，或许是最高目标。这也是市场对政府的核心的、正当的、理性的要求。至于经济如何增长，这就像人们对永动机的追问一样，是充满着热切的期望，但永没有答案的问题。

　　顺势而为，谨慎参与，从而不妨害，这并不容易。在一些从珠三角北迁长三角的台商看来，珠三角一些管理部门对企业妨害的推力更甚于长三角优惠政策对他们的拉力。而对从台湾进入大陆的台商而言，台湾地方政府基于政治理由而对企业发展构成的妨害，也不亚于大陆市场对他们的拉动。

　　从长期来看，政府对市场的影响是有限的，也不应该过多地参与。尤其在权力自上授予，对上负责的情况下，过于热心的参与往往是执政目标的暧昧所致。当地方政府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获得了更大的权力时，这种区域竞赛似有进一步蔓延升温的迹象。当市场上的竞赛主体只是一些集合的、模糊的身影时，竞赛的魅力就已经失去了。

　　在体育领域，我们已经有了“全运会”这种中国特色的东西，也因此有了各地体育局局长们“亚运练兵、奥运争光、全运决战”的奇特的体育发展思路。这是让国际体坛至今无法明白的竞赛。就让这根阑尾安静地留在体坛，而不要移植到中国市场上。

　　本文章属于南风窗2003年第一期系列专题文章之一，这一期的主题是“财富涌动”，从宏观层面全面透视和解析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南风窗》杂志社授权新浪财经在72小时内独家使用，其他任何媒体转载必须征得新浪财经同意。联系电话：[phone] 邮件：[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