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廖晓义、王名、肖培琳的2002

　　梁从诫：打一场永远也打不赢的仗

　　并不能因为环保这场仗打不赢就不值得打，生活的意义就在于这个过程。就像人总是要死的，不能因为既然都要死就别活了

　　-本报记者邓瑾北京报道

　　“帮我缝一下这个布口袋，漏了。”一位穿着厚厚的棉服、披着雪花的老大爷走进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简陋的办公室。

　　布口袋里装着一双筷子和一个勺子。

　　“今天中午我去餐馆吃饭，服务员看见我这个布口袋，笑了笑。”梁从诫，这位年过七旬、感觉像从任何一个四合院里走出来的老人说。

　　“也是，谁会想到堂堂的政协常委吃饭还带着筷子去呢？”同事调侃着。他们的桌上也都放着和梁先生类似的布口袋——自带筷子是为了抵制餐馆里常用的浪费森林资源的一次性筷子。

　　“几年前你带双筷子去餐馆，别人觉得你是怪物。现在服务员笑笑，这也算是一种进步。”梁对记者说。

　　自90年代初开始关注中国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并于1994年3月经过一番注册波折后终于以“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自然之友”是该组织更广为人知的别称——为名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环保非政府组织(NGO)以来，梁从诫就一直在为无告的大自然奔波：滇西北的原始森林和滇金丝猴、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内蒙古的大草原等等。像他这样一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断咳嗽的老人曾经是可可西里野牦牛队那群出生入死的汉子们的精神靠山。现实的定位选择

　　“我刚说了句，‘我们像是回家了’，这帮彪悍的康巴大小伙子竟然哇地哭成一片。”1999年5月，67岁高龄的梁先生和老伴方晶女士，以及几个“自然之友”的会员登上了海拔4767米高的昆仑山口，烧毁野牦牛队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在青海的格尔木，梁先生第一次见到了“自然之友”一直在资金、设备和舆论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的可可西里野牦牛队的队员。“看看这些在可可西里弹雨酷寒中眉都不皱一下的汉子们泪流满面，有谁能不动情？”梁从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但仅仅两个月后，这支著名的民间执法组织被宣布取缔。梁从诫为这群他认为是“与人们所憎恶的公务员队伍中那种十分普遍的怠惰、低效以致腐败之风形成鲜明反差”的野牦牛队专门组织了一次不同意撤消的签名活动，并致书温家宝，要求青海省暂缓实施合并计划。移交之事一直拖到2000年底，中共玉树州州委最终决定撤消这支野牦牛队。发文时，离野牦牛队荣获中国环保奖最高奖金的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没几天。

　　“如果我们不参与的话，野牦牛队不死不活地可能还在维持。”梁先生说，“因为我们一支持，由于官僚体制内部的一些矛盾，结果就解散了。”

　　自此，“自然之友”和在它的鼎立帮助下才获得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的藏羚羊栖息地之一的可可西里来往就很少了。

　　“在中国，主导的力量是政府。如果政府欢迎你作为一种社会的声音对它给予监督、建议、甚至批评的话，事情就好办一些。但如果政府不接受你监督批评，在法律上又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程序迫使政府必须得征求我们的意见。在国外有听证制度，中国还只是个雏型。”梁先生说。

　　他还提到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次，美国的国家环保局局长来中国访问，当他介绍代表团里的一个成员时说，他们这个组织正在起诉我们，但代表团组团的时候我还是邀请了他们。“当时我就觉得这种情况在中国基本不可能。”梁从诫说，“就算在法律上我们可以起诉国家环保局，国家环保局也不会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什么代表团。就算我们不起诉他，而且这些年跟它配合得也还不错，他还从来没请过我们参加官方的代表团。所以中国的NGO的参与程度，和被承认程度，和西方根本不一样。”

　　“自然之友”所面临的这种环境其实也是中国所有草根NGO的共同境遇。

　　在中国这种现实的条件下，梁从诫也给“自然之友”确定了一个现实的使命：环境教育。到中小学和贫困地区去做环境教育，以及培训各地的老师。“公众，特别是下一代的环境觉悟，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中国的环境状况。”梁说。倡导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

　　“中国的人口从来没今天这么多过，经济规模从来没今天这么大过，人均资源从来没今天这么少过，科学技术力量从来没今天这么强过，人们发财致富的欲望也从来没今天这么强过，这就造成了中国今天环境问题的特殊性。”梁从诫说。

　　而中国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媒体宣传，都是鼓励消费。最近又再次重申，刺激消费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把握的拉动内需的方法。

　　也就是说，世界性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遭遇到了更尖锐的冲突。在中国，要找到并掌握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平衡点，很难。

　　“你要我坐在国家环保局局长的位置上，我还敢高谈阔论？你把淮河治过来，你把滇池治过来——我可能也没辙。”梁从诫说。

　　所以他有一天对来访的有时以激进手段进行环保的绿色和平组织的人说，你要体谅中国有13亿人口，每年新增加1000万劳动力。要喂饱13亿张嘴，不是靠游行示威喊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非常现实的国家，而且你做的事情要有助于整个社会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表示我多么绿色多么环保多么激进，那是做秀。”梁从诫说，“青山绿水蓝天不是喊口号能喊回来的。”

　　基于这种认识，“自然之友”提出的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倡导公众过一种适度消费的生活。

　　梁从诫作为名门之后(梁启超的长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长子)，从小就是在父母那种“澹泊、从不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当然，他也如他的同龄人那样在某“五七干校”劳动了9年。家庭的熏陶、个人的经历，以及现在对保护环境的责任感都使他过着一种简朴的生活。外出用餐带筷子，名片是废纸做的，一双皮鞋穿了20年还不换，骑自行车(所以在出入政协等处常有被门卫拦住的现象)，他甚至自责家里总有一些因年纪大了、发胖了而穿不了的旧衣服，因为“每浪费一样东西都意味着浪费了资源，浪费了能源。而资源消耗的过程中还产生污染，恶化环境”。

　　在资金来源只靠国际资助机构资助的“自然之友”的办公室里，像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等许多办公用品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沙发是捡来的，椅子套是会员自己在家缝好带来的。面对贫困和环保

　　当然，适度消费的生活观念只适用于较富裕人群和较富裕地区。而中国的另一个现实问题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仍然还有不少只能靠消耗自然资源才能生存的人们。

　　几年前，梁从诫来到宁夏考察。在干旱的沙漠地里，他看见一对姐弟手提破铁桶，用小耙子四处挖发菜，晒干后，卖几分几毛钱。这便是维持一家生计的来源。挖发菜会造成水土破坏，但梁先生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们。那个小男孩，除了眼眶和嘴的周围是白的，整张脸就像一个黑壳子。在这严重缺水的贫因地区，他们长大至今大概还没怎么洗过脸吧。

　　“每当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总是说不出话来。我能说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能为他们做什么﹖太无力了。对那些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系的人们谈环保，我有一种犯罪感。”梁从诫说。

　　地区的发展问题是一个环保组织太鞭长莫及的使命。“责任在政府。”梁先生说，“政府要为当地的老百姓创造其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而不那么直接地靠依赖于剥夺资源来维持生命。”

　　事实上，梁从诫一直在为贫困地区寻求一种不那么伤害环境的道路。

　　1995年，“自然之友”的成员之一奚志农向“自然之友”反映，滇西北的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决定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南侧，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林中还生活着20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

　　“自然之友”发出“支持奚志农，保护滇西北原始林”的呼吁书并送达当时的姜春云副总理。北京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一消息，有关领导对呼吁都作了肯定批示。

　　后来，国家计委根据全国政协的一项提案，决定“九五”计划期间每年给德钦县财政拨款300万元。同时，云南省也每年拨款800万元。

　　1998年，当克林顿访华的时候，梁从诫先生送给总统的礼物就是奚志农所摄的一对滇金丝猴母子像。当得知滇金丝猴是除人类之外惟一一种红唇动物时，克林顿笑称：“哦，那它是我的表亲。”

　　摸着石头过河

　　从一个愿意投身中国环保事业的知识分子到领导着一个在全国有1500名成员的环保NGO，对梁从诫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角色上的转变。

　　“成立的时候我们对一个NGO应该怎么运作，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确实没有准备。”梁从诫说。“自然之友”成立之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NGO，而国外的经验又不适用，所以一切都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自然之友”作为非赢利性组织，几乎所有的运作资金都来自国外团体的资助，所以财务的透明和规范化也就成了该组织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自然之友’在财务上也有见不得阳光的事，我们在道义上将成为社会的罪人。”梁从诫说。

　　为了确认收支账目清楚，“自然之友”的财务主管张继莲曾多次提出要请正式的审计事务所对“自然之友”的账目进行自律性审计，并将结果向会员公布。但由于该组织的很多活动是在边远农村地区开展的，很多开销在当地根本无法取得正式发票，甚至只能开白条。据了解，如果送给正规的审计所审计，这类凭证将被认定为违规，并将写入正式的审计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梁从诫和其他几位领导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自然之友的财务是清楚的，财务主管人员的工作是称职的、可信赖的，可以不在外请审计。但今后在报销手续等方面还要订立一系列明确的、严格的规章制度，使“自然之友”即使在社会缺乏规范的情况下，也尽可能做到内部财务运作的规范化。

　　虽然在国内现有的一些NGO中，“自然之友”被公认为在运行和管理方面都算比较规范，但是摆在梁先生面前的还有几个他认为必须妥善解决、否则将成为“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的问题。

　　1.“自然之友”理事会(包括常务理事会)的职能和作用如何定位？如何具体实现？理事会是荣誉型的，还是办事型的？作用具体应怎样发挥？事情管到什么层次？

　　2.是否应简化入会办法，使“自然之友”成为更大规模、更群众化的组织？这样做会不会有外部和内部的风险？

　　3.项目的创意、产生、相对独立运作和“自然之友”对它们应有的管理、支持和即时帮助问题。

　　4.办公室的功能和作用？与项目的关系？

　　5.探索一种适合“自然之友”这样的民间团体的民主、合理、可操作的方式来产生新一届的领导者。

　　鉴于中国的NGO缺乏法定的程序影响政府的某些决策，所以梁从诫本人“全国政协常委”的头衔就为“自然之友”所关注的很多问题找到了一条上通的通道。“确实，很多问题我都是通过政协反映上去的。”但他也表示担忧，如果政协的下一任选举他不是常委了怎么办？或者“自然之友”的下一任领导人不是政协常委怎么办？“我们不能依赖于这一条通道。”梁说。

　　对从事了近10年环保事业的梁从诫来说，最欣慰的莫过于公众以及政府环境觉悟的大大提高，而且现在也出台了不少环境保护的法律，“至少有法可依，可以说一说。”

　　“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护环境多少有点希望。”梁说。

　　廖晓义：生存在民间的“地球村”

　　如果没有12年前那本介绍环保的书籍《江河碧水万古流》，如今的廖晓义可能是留美的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研究员，那是她曾经梦寐以求的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机构。但如今的她是非政府组织(NGO)——北京地球村的创办人和负责人，“苏菲奖”的获得者。由她负责拍摄的环保电视片在中央电视台定期播出，而她发表的有关环境保护的论文和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北京地球村也成为了中国较有影响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廖晓义希望她所做的一切能够像当初影响她那样影响更多的人，而如果更多的人拥有和她一样的梦想，那么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就会更健康，更生机勃勃。

　　王名：为NGO正名

　　已逾不惑之年的王名是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这是中国第一家从事NGO研究的专门机构。虽然NGO在国外已成为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重要的第三方社会力量，但是在中国这一力量似乎仍显得单薄而无力，许多NGO的发展也受到了这样那样的制约和局限。致力于NGO的知识普及、理论探索、政策建议和教育培训的王名希望他和同事们的努力能够切实地推动中国NGO的理论建设、学科建设和实践活动，为现代中国塑造更加合理和健康的社会模式。

　　肖培琳：关注弱势群体

　　当强势群体占据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乃至话语权的时候，弱势群体似乎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51岁的肖培琳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关注。由她出资创办的民间组织——北京丰台区利智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中心是中国首家民办公助的培智学校，专门针对弱智儿童进行学前教育和职前教育，许多被社会所歧视的孩子在这里找回了自我，重新寻求到生命的价值。虽然闯荡大半辈子、做过许多职业的她只是想为社会做点什么，但她所做的一切给予了残疾人这样的弱势群体以切实的帮助，而这也实实在在地推动和标志着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