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漫长的今日

　　我只能与朋友一起工作，因为我不谙世故，也需要别人对我怀以善意

　　-本报记者覃里雯北京报道

　　1999年12月，胡舒立飞往香港采访李泽楷，要做一个《财经》杂志封面故事。对方突然有事离开，采访未能如愿。胡舒立只有飞回北京。此时，她得知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次 日要飞往南宁开会。那是中美入世谈判刚刚结束后不久，中国电信业的开放部署正属焦点新闻。她立即买了次日同一班飞机的头等舱票，在贵宾候机室里等到了吴基传。采访在南宁顺利完成。几天后，一篇题为《专访吴基传：破解电信变局》的《财经》封面故事送上了印刷机。这篇报道后来被新华社和全球各大通讯社摘发。

　　胡舒立是什么样的人？《财经》做的是什么报道？就像电影《公民凯恩》中的调查人员一样，我提出问题，并得到了千奇百怪的回答——关于胡舒立：她是大众的揭黑英雄，她主要关注小众读者群；她做过《远东经济评论》的驻上海编辑，她没有为任何外刊工作过；她将西方媒体的影响带入中国，她本质上遵循中国主流报纸传统；她为人强硬，她很有弹性。关于《财经》：它迎合读者的策略非常成功，它并不关心读者趣味而主要考虑给读者什么；它做的是政经报道，它只做专业财经报道，反感泛政治化；它内部有杰出的管理体制，它内部管理乏善可陈；它前途不可限量，它亦不过如此。

　　但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关乎更广阔的领域。人们想问：上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新闻业及其从业人员发生了什么变化？新闻业的社会影响力及其受众发生了什么变化？谁在推动这些变化或受其影响？谁在变化中被淘汰或胜出？这些问题也得到了各种回答。数字也许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远远不是全部。开始：《工人日报》

　　胡舒立作为新闻人的故事可始于1982年夏季。此前3年，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媒体的广告业务。此前一年，《工人日报》发行量为180万份，《人民日报》发行量为500万份，刚刚复刊一年的《北京青年报》6万份。此时，首都各报除《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和《北京晚报》外，所有报纸都是亏损的。

　　1982年，刚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胡舒立被分配到《工人日报》工作。一年后，中央大报在发行上达到巅峰时期，《工人日报》发行量跃至220万份，其权威地位和影响力一样不容置疑。但是据说当时胡舒立并不感到幸运：首先，她本来希望在北大读中文，却被分到了培养“一无所长”的学生的人大新闻系，结果“只能干新闻”；其次，80年代初刚刚告别了一个媒体的特定时代，类似电影《苦恼人的笑》的故事正影响着知识界的青年择业者，胡舒立对别人称自己是“天生记者”颇不以为然，自谓“我所追求的深刻是肤浅的新闻无法给予的”。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深圳特区报》正在创刊，发行量80万份的《新民晚报》的赵超构提出“我们的报纸决不是专办给领导同志看的”。

　　一位作家给胡舒立带来了她事业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在记者认为干新闻并无前途、将未来寄托于当作家或是当领导干部的那个年代，这位已经成名的作家更愿意当记者写报道。“还有什么能比与10亿人交流更好呢？如此，报纸就是最好的阵地。”这种超越个人名利的追求使胡舒立深为触动，她开始重思这份工作的意义。这种认识的转变与当时思想意识领域的边界变化并非巧合，后者推动了80年代中后期《经济日报》和《北京青年报》等报纸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飞速变革。在《人民日报》等中央大报仍然是中国改革的信号灯之时，中小媒体渐渐摆脱了灰头土脸的过去，将改革开放充满生机的气息传播到中国的各个角落。

　　胡舒立加入《工人日报》以后被分配到时事政治部，分管党风党纪，于是有机会采写批评报道。1983年以后，她先因一组关于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初露头角，后来又因采写四川一位工人发明家受迫害的批评性报道引得好评。其后，于1985年被派往厦门特区，负责筹建《工人日报》除深圳外的第二个特区记者站。这种早期经历似乎可以表明，胡舒立的报道风格和个性都不是后来接受美国教育的结果。爱惜才俊的《工人日报》领导对胡舒立信任有加，专门送她去驾校学习驾驶，又为她在厦门配备了一辆皇冠车。那是个中国驻外记者刚刚开始努力摆脱外出采访“三驾马车”(记者、司机、翻译)的时代，《工人日报》同意胡舒立在厦门任职期间在厦门大学进修英语口语，有意识地为报社将来向外发展储备人才。

　　也是在1985年，默多克首次访华，与广播电影电视部达成合作意向，为中国人带来了每周日晚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生产的故事片。次年，《中国日报》欧洲版在伦敦付印，开始了中西报界合作办报的最早尝试。

　　1987年，国家正式成立新闻出版署，中央大报开始受到地方报纸的真正挑战，发行上百万的地方报纸已不稀罕。《工人日报》的发行量大幅下降，一年后降到169万。这时，胡舒立受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World Press Institute)的邀请，赴美国进行了近半年的旅行采访。这段经历促使她在1991年出版了《美国报业见闻》，而那本只印了5000册的书成了1992年新一波报刊变革出现时许多新闻人宝贵的教科书。有人认为她在“把握西方价值系统上超过了当时的同辈人”。不过，胡舒立不认为她的这段经历，以及7年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为期一年的求学经历，是自己人生中“革命性转折点”。她坚称自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多的还是通过美国的教育和经历扩大视野、学习知识和加深对许多现代新闻理念的了解和理解。她特别强调，“秉笔直书、实事求是本来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我不属于那种特别‘西化’的人，美国人都觉得我非常‘中国化’(very Chinese)。”

　　在《工人日报》的十年并不平淡。胡舒立1988年从美国回来以后即从厦门回到北京，负责组建报社国际部并担任了负责人。据说当时《工人日报》曾有过具体设想，在条件成熟时让她去当报社派出的驻外记者，驻东欧，因为当时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报刊有意与中国交换建站——后来的现实当然没有朝此方向演进，很快有了1989年之夏，有了东欧事变。原来的计划必然地变了样。转型：《中华工商时报》

　　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说出了那句20世纪最著名的话，世界为之震动。报界出现了新生事物，《中华工商时报》、《中国经营报》等人事相对独立、自负盈亏的报纸相继诞生。大批体制内的优秀记者舍弃皇粮，进入更广阔的天地。这股浪潮也将39岁的胡舒立冲离了原来的轨道。她转入当时颇有生机的报纸《中华工商时报》，担任海外部主任，从此进入经济报道行列。对于这次“转型”的原因，外界众说纷纭，有人理解为政治情结消解后的“半直觉、半理性的选择”，有人认为是追求个人发展，胡舒立不愿分析自己的心理，她的解释是：“我过去是做国内新闻的，然后改做国际经济。搞国际的人多半不愿意改行，但因为我是国内新闻出身，后来还是回到了国内新闻领域，做国内经济了。这样离中国读者近一些。”

　　这些话轻描淡写地略过了胡舒立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1994年在《改革》上发表的“中策现象”背后的40盘采访磁带；冷餐会上惟一不吃饭而忙着提问的记者；初访吴敬琏时对经济学一窍不通造成的尴尬，和后来由认真勤奋获得的友谊及信任。

　　非常年代成长的胡舒立具有罕见的果敢和坚韧，对步入中年的记者来说，这种果敢和坚韧不仅体现为吃苦耐劳，更体现为对“面子”和平稳生活之类的词汇缺乏概念。她对回顾坎坷历程兴趣不大，固执地拒绝出现在台前，你不可能找到另一个像她一样的“亚洲之星”，其个人访谈和公开照片如此稀少。

　　胡舒立在《中华工商时报》起初的日子很艰苦，但是也令人羡慕。《中华工商时报》建立者和主持人丁望当时已届耳顺之年，但他的报纸却充满了令人惊奇的想象力与活力。备受尊敬的丁望先生在谈到胡舒立时欣慰非常，在颇有新闻学院之风的《中华工商时报》，胡舒立是他最得意的门生之一。胡舒立加入之初，他曾带着她出席了一些会议，将她引入后来使她受益匪浅的学者圈。丁望最希望人们看到胡舒立的“人文精神”，也就是老辈报人崇尚的“报魂”。深受疾病和时下都市报折磨的老人这样为胡舒立下评语：富于社会责任感，发挥媒体舆论功能，“不做表面文章”。

　　在谈到丁望时，胡舒立肃然起敬：“他对我影响很大，给了我很多机会、帮助和支持。他给我的最大影响就是对学者多接近，吸取营养……我跟他的不同？我远不如他……整体来说，90年代中期的《中华工商时报》取得的成绩，中国报界至今没有超越。”

　　胡舒立在《中华工商时报》曾采访过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曾在江泽民首次赴美参加西雅图峰会之前采访了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曾于1994年世贸组织成立前夕采访过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总干事萨瑟兰。她1994年拿到斯坦福大学新闻系奈特奖学金出国之前，出了一本文集《改革没有浪漫曲》，全书25万字全部是1992年到1994年的作品。1995年回国后，她在《中华工商时报》开辟“金融家采访记”专栏，专访国内外的一流金融家，每篇文章都有近万字。1998年创办《财经》杂志之时，她已经是国内当之无愧的一流财经记者。创业：《财经》

　　这时，她的故事中另一条隐藏的脉络露出水面。1988年底，在几位留美回国人士的积极发动下，一个名为“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的准政府机构成立，简称“联办”。这家曾经催生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机构，又孕育了中国现在很受瞩目的四家财经媒体《财经》、《证券市场》周刊、《财经时报》与“和讯网”。联办负责人王波明当年在美国留学时，曾在一家中文报纸勤工俭学，由此落下了媒体情结。1998年初，缘于与王波明晤谈而“一拍即合”，胡舒立加盟联办，创办了《财经》，并使这本最初不过是月刊的杂志变成了中国财经刊物中的“No. 1”——这个头衔是另一位财经类刊物的主编赋予的，他自己在主办中国惟一一份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财经类期刊。

　　《财经》从创办之初就显出不同寻常，以至在1998年底，《亚洲华尔街日报》在引用该刊时已经称其为“中国领先的金融出版物”。而在2000年10月该刊发表了《基金黑幕》之后，它终于成为备受瞩目的主流刊物。2001年，《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谁在操纵亿安科技﹖》等一个接一个的重磅炸弹，使《财经》获得了“muckraker(扒粪者)”的公众印象。2000年到2001年《财经》的发行量也获得了双倍的增长。当2001年7月美国《商务周刊》将胡舒立评为50位“亚洲之星”之一时，他们对胡舒立的评语是证券界“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胡舒立很喜欢强调《财经》绝非追求耸人听闻的杂志，甚至并不把揭黑幕作为最主要的任务，而“更关注改革全局与制度变迁，关注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不过在一些人看来，正是揭露性报道使《财经》形成了很大影响力。无论是否有意为之，《财经》目前被公认的强项，正是敏感而到位的经济政策分析＋揭黑幕报道。从2000年1月5日到2002年12月7日，它的51个封面故事中至少有12个是“揭黑”型报道，至少有18个聚焦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变革；除了8个左右关于新经济、国际事件或人物的报道，其余的是金融业的事件性报道——当然会辅之以深入的政策分析。

　　在这些报道中，《财经》的特点是坚决避免传言、坚持第一手材料、坚持多角度透视——这使其树立了不容置疑的信誉，更可贵的是，凭借这种努力，《财经》正在改变新兴媒体自甘边缘的心态。《财经》保持了平和的分寸感，并具有绝大多数媒体不曾努力争取的尊严：参与探讨国家政策时的积极态度。

　　当然，通过媒体参与中国改革进程并不仅仅是胡舒立的梦，她也不是最优秀的(这一点被她一再强调)，但是她是优秀的。她不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因为她习惯于事必躬亲，“我最擅长的还是带着一批记者写稿子”；她未必有人们想象的那种经营才干，事实上《财经》实行编辑与经营严格分家，她主管的编辑部只负责按真正的新闻原则创造品牌，广告发行由联办的经营团队承担。她的优秀源于对自己的清晰认知，“我除了新闻什么也干不了”；她不具备萨满巫师式的领导魅力，她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我只能与朋友一起工作，因为我不谙世故，也需要别人对我怀以善意。”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固执己见，她在日常生活中常有的率性而为并没有进入她的文章，更不必说她的采访和工作会议。她的得力助手王烁说：“她总是通过不同的问题来调整自己。”

　　或许胸中自有丘壑，但胡舒立不愿多谈《财经》的未来规划。目前，她更倾向于关注蓬勃兴起的财经媒体群体，认为其健康成长关乎“中国能否走向好的市场经济”。确实，《财经》是中国改革一面极为清晰可靠的镜子，而不是蓝图设计软件。而随着中国变革的加速，时代在呼唤更多的声音，呼唤更丰富的画面。今日固然激动人心，明日更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