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政民营经济大省

　　-本报首席记者仲伟志杭州报道

　　2002年10月，习近平从福建调任浙江，代理省长职务，11月，旋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这位在福建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期间就极力调整当地政策、拓展民营经济空间的领导者，在49岁的时候成为中国惟一形成“民有、民营、民享”之民本经济格局的经济大省的“封疆大吏”。

　　习近平刚刚赴任浙江，对浙江经济有着深入研究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教授跑到杭州说：“浙江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没有人否认，浙江代表着未来中国发展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力量，但浙江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受制于政府的决策。以习近平的身份，他对浙江的民本经济格局是一种什么态度，他将如何设计民营经济的未来路径，备受关注。连接“浙闽经验”

　　1998年4月，习近平曾经率领福建省考察团一行30多人到浙江温州考察民营经济。当时他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副书记，精力充沛，意气风发，注重细节，对浙江民营经济推崇有加。由于福建地缘独特，地方官员长期偏好对台引资招商，习近平虽然没有荒废此道，但他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国退民进上。

　　2002年初，由于种种原因，福建省在制定GDP指标时较为低调，目标是增长8.5个百分点，一时被传为经济发展“大幅度滑坡”，这曾经让习近平非常气愤。但临近年终再回看福建，却是“形势大好”，经济发展速度将大大超过预期。对于这个结果，习近平并没有过于张扬，而是做出了客观分析：这是从1998年以来的全面回升，不是孤立现象，而是近几年福建省致力调整经济结构使然，“是本质性的变化。”

　　经过4年努力，福建成为继浙江之后的另一个民营经济大省。在去年福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就达一半以上。习近平说：“在国有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情况下，民营经济和外资已经成为福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习近平初到福建是1985年的6月份，当时他从福州到厦门去上任，一路走了8个小时。“现在乘坐汽车的话三个小时肯定到了，因为现在都是高速公路。”他说。他用这种变化暗示福建的今非时比。

　　如今，在促进非公经济发展方面，人们开始将浙闽两省相提并论。就在习近平调任浙江前夕——9月16日至26日——来自国有经济“大本营”的黑龙江省党政首脑徐有芳和宋法棠，率领大批省直、市地负责人以及企业家代表浩浩荡荡开赴浙闽两省，宣称要“真信真学真用浙闽经验，放手放胆放开发展经济”。连续数月，在省委省政府的督促之下，黑龙江省各地各部门以及大小媒体言必称“浙闽经验”，不禁令人侧目。

　　从1978年到2001年，浙闽两省的GDP年均增幅都达到13%以上，在全国的位次排序上，浙江从第12位上升到第4位，福建从第22位上升到第11位。这样的速度让黑龙江等省份心悦诚服。回到哈尔滨之后，徐有芳当着全省大小官员的面总结说，浙闽经验最重要的是凡事先干起来再说，在不争论中发展，当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强调先服从实践。——八千里路云和月，换回一堆大实话。

　　有意思的是，习近平最近几年的政治轨迹恰好在浙闽两点之间划出一道连线。人们有理由关心，当习近平面对一个比福建更为根深叶茂的民本经济体系，他的锐气是否会有所消减？他将以什么样的心态来主持大局？

　　12月23日，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刚刚结束，浙江未来发展计划墨迹未干，强调“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习近平就来到宁波、台州、温州考察调研。甬台温是浙江经济的心脏，更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大本营”，习近平来此调研意味深长。值得注意的是，在甬台温，他在强调继续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多次提出要鼓励民营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同时，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推进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努力建设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

　　——很显然，习近平不会使浙江转向，但他正力图推动浙江经济升级。直面浙江新困境

　　今天的浙江经济是在低起点上起飞的，或者说，是一种典型的缝隙经济。用习近平的前任张德江的话说就是，浙江人“一有土壤就发芽，一有阳光就灿烂。”

　　浙江人均只有半亩地，自然资源贫乏，加之长期地处海防前线，国家重点投资很少眷顾。从1952年至1978年的26年里，国家在浙江的投资人均只有410元，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但恰恰就在这种缝隙里，浙江为中国市场经济培育了最早的主体——60多万家中小民营企业，约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9%，堪称“中小企业王国”——同时为中国市场体制的演变与发展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然而，习近平下车伊始，浙江经济正在经历着新一轮阵痛，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矛盾一齐涌来。一些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已经浮出水面，比如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等等；新出现的体制性、政策性问题也越来越多，主要表现在银行体制与货币政策不匹配，稳健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不够畅通，企业资金结构性短缺，中小企业尤其是成长型企业融资十分困难——而这些嗷嗷待哺的企业是浙江经济的主体。

　　许多工商界人士提出，习近平和省委省政府应当积极向中央争取政策，为地方金融业发展造就一个市场化的环境，即能依法“准入与退出”，充分向民间资本开放；支持和保护“残存”的优秀城信社，使之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向中央争取政策，允许开办中小公司股票的托台交易；同时采取一些辅助性措施，如鼓励大银行增加“中小企业贷款”、发展信用担保机构等。

　　另一个现实问题是，随着国际贸易中的反倾销、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加重，浙江省出口频遭限制，为履新的省委书记、代省长习近平提出了一个新课题。

　　而习近平的政策取向已经很明确，而且他强调浙江结构调整的思路似乎也有执政福建的影子。但是，既要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又要推进产业升级和产业创新，把浙江从一个“田忌赛马”式的民本经济洼地建设成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政府的角色问题又变得耐人寻味起来。

　　在福建的时候，习近平曾经忠告当地官员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引起了很大社会反响，受到广泛赞誉。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习近平更是一个坚定的有限政府论者，当然他后来又在“有限政府”的概念中后缀了“有效政府”和“服务政府”两个词汇。他对福建基层政府中广泛存在的职能越位与缺位问题深恶痛绝，但是，这种错位现象在浙江同样存在，浙江省计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朱李鸣指出，目前浙江省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就是政府职能、政府效能与经济市场化、竞争国际化的宏观管理要求不相适应。

　　习近平当然明白，加速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中介，让市场主体拥有尽可能大的自主经营权、尽可能大的经营领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是浙江的优势所在。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省级政府在承接中央政府一部分宏观调控职能的同时，也拥有作为一级独立的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寻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动机和资本，它有权直接创办企业和兴办重点项目，可以向省内外集资、引资和贷款，并为一些需要发展的企业提供担保。这样的经济活动使省政府看上去很像一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因此，政府权力“过溢”不可避免。

　　于是有人担心，当习近平极力推动浙江经济升级，强调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有可能唤醒当地政府蛰伏多年的控制欲望和潜能，进而淡然于对民营经济的有力监护。而且，随着光阴与政策流转，现在的浙江已经不是1980年代那个财政拮据的浙江了，政府职能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财源宽裕，出手阔绰，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进行“扩张”。这种担心不无道理。

　　十六大期间，浙江代表团在开会间隙即兴娱乐，轮流唱歌。大家都以为习近平一定唱得好，他说，“我一离开歌片就不会唱，有歌片的我才会。”当时他刚刚担任浙江省代省长，在这之前，他一直把浙江当作自己署理经济工作的“歌片”；现在，他来到浙江，没有“歌片”了，但是所有的人都看着他，他必须让自己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