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荣：苏南模式守望者

　　我们购买股份的钱都是东借西凑出来的，或者拿股权做抵押从银行贷款。我现在想的最多的就是怎么还亲朋好友的债。改制实际上是一本算不清的账，我们的难处你们知道吗？

　　-本报首席记者仲伟志张家港报道

　　沈文荣首先表达了他对《福布斯》和胡润的愤怒——他们把沈文荣列入2002中国首富 排行榜，位列第37——他手里拿着两张纸在我面前哗哗抖动。为了让他不再抖了，我接过来认真地看了一眼，原来是我的采访提纲。提纲中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已经完成了从一个“一大二公”的集体企业负责人向民营企业家的转型？上了“资本家的黑名单”

　　2002年对于沈文荣来说颇有戏剧色彩。作为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六大代表，他在年底又被选入《福布斯》的“资本家的黑名单”。但他并不是因为《福布斯》才走到聚光灯下的。他执掌的国家特大型工业企业沙钢集团拥有固定资产120亿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电炉钢及硬质高线生产基地，被有关部门评定为全国冶金行业综合竞争力第二，仅次于宝钢。2001年，沙钢销售额达到112.98亿元，实现利润6.6亿元，成为苏南首家销售收入超百亿企业。

　　作为一个出身于张家港锦丰镇的地地道道的乡企，能够在资本密集、政策屏蔽的国家战略资源性行业中做到如此显赫地位，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开始将国有力量之外的沈文荣称为“钢铁大王”。这种称谓包含着巨大的期待——因为能够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的财富首脑，往往出自钢铁、石油等领域，比如20世纪初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们更容易被人看做是资本主义的象征性人物。直到2002年，在《福布斯》100名中国首富中，有近一半人从事房地产业，单兵深入的“钢铁大王”自然弥足珍贵。

　　这种期待随着苏南乡镇企业模式的没落而出现了可能。2001年2月，沙钢在剥离非生产性资产和淘汰陈旧设施之后，改制为一个公司股份制企业，总股本核定为13.21亿元，经营者持大股，沈文荣的股份得以“明晰化”，以17.2%的股份成为沙钢第三大股东和股份最多的自然人，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一肩挑。

　　沈文荣因此成为苏南地区难得的浮出水面的富翁，成为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苏南长期为“冯根生难题”所困，企业领导占有企业股份很少，企业市值的升降与企业家财富的变化关系不大，虽然他们事实上控制着许多财富，但并没有被合法地私有化，导致苏南富翁相对稀少。在2000年《福布斯》中国50名首富排名表中，江苏空无一人；2001年入围者100位，苏南也只有4位。沈文荣的出现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反响之强烈一如预期。

　　外界普遍认为，苏南“旗舰”沙钢改制，沈文荣成为“改制新贵”，标志着以政府强干预为特点的传统苏南模式的彻底崩溃。曾经在做大企业后兼任过张家港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的沈文荣，现在终于可以在政坛上鞠躬谢幕而专著于沙钢的发展，似乎不必继续在藕断丝连的政企关系中周旋经营。苏南似乎正在成为另一个温州，沈文荣似乎已经完成转型，一切似乎顺理成章。沙钢不相信改制

　　在张家港，沙钢是最后一个完成改制的企业。沙钢是一个“大而盈”企业——“大而盈”与“大而亏”都是改制中的“大而难”。而沈文荣说：“改不改制对沙钢没有任何影响。”

　　沈文荣是苏南的第一批“火种”。他在沙钢各个车间都干过，1984年即从老厂长那里承接了这家沙洲县(现张家港市)供销合作社企业的衣钵。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资本，是一种话语权力。一位沙钢中层干部言之凿凿地对我说，沈文荣担任沙钢主要领导近20年来，一直坚守“四个从来没有”：在经营业务方面，从来没有批过一张钢材条子；在进厂的原辅材料方面，从来没有介绍过一笔业务；在因公报销上，从来没有到财务部门领过一次出差补贴；在发放班组长以上干部津贴时，从来没去领过一分钱。没有人怀疑他的雄才大略与克己敬业。

　　人们也有理由认为，沈文荣的职业操守与沙钢的成就是成正比的。

　　但是，沙钢的成功在本质上是苏南模式早期繁荣的产物。在沈文荣领军初期，城市国营企业极端的低效和无能为乡镇企业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中国独特的财政分权模式造就了地方政府追逐经济利益的强烈动机，并为乡镇集体企业提供了接近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激励机制，加之沈文荣是一个典型的“能人”，沙钢顺利完成了“原始积累”，扶摇直上。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像施用催眠术一样将自己的意志渗透到苏南乡镇企业的财产、经营、人事等各个领域，成为乡镇企业财产的实际所有者和主宰者。苏南的乡镇工业化，其实是复制了国家工业化、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路径和制度体系。企业强烈的政绩化诉求导致内部权责利的制约受到破坏，这种“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最终带来了严重后果。实际上，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是由债务危机引发的——由于集体资产流失严重，就试图通过老百姓的集资来弥补，结果诱发了债务危机，使得集体经济接近崩溃的边缘。为了减少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的公共产品开支——当地官员称之为“甩包袱”——改制便成了惟一的选择。

　　苏南模式的蓬勃和衰败，以及区域政府壮士断腕般的改制，成了一段被诗化的传奇。地方政府在保持原有管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不断退出原有的权力领域，逐步放松对市场的干预和管制，赢得一片欢呼。但是，政府的“抓大放小”战略一以贯之，从未放松。“抓大放小”的实质则是“抓公放私”、“抓盈放亏”，“大而盈”的沙钢自然成为一个被长期抓住不放的典型。

　　改制之后的沙钢，集体股占到总股本的25%，它们被划归到张家港市市属工业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法人就是张家港市市长。沙钢实际上依然是一个地方政府控股的特大企业，沈文荣的职务依然是由市委任命。

　　沈文荣丝毫不掩饰他对改制的失望：“现在沙钢的政府股份达到25%，我当然要看政府的脸色行事。如果政府的股份在3%-5%之间，改制就彻底了。当初我坚持政府的股份应该在20%以下，但没有如愿。现在的结构就是要让我受制于政府。”

　　但在地方政府看来，体制内所有的好处沙钢都得到了——比如沙钢用的是价格便宜的“戴帽电”，生产成本大大低于其它企业——政府拿走25%的股份理所当然。改制由地方政府推动，参与博弈的利益集团权重失衡，想使政府退出既得利益谈何容易。

　　沈文荣对自己拿出1000多万现金入股耿耿于怀：“我们购买股份的钱都是东借西凑出来的，或者拿股权做抵押从银行贷款。我现在想的最多的就是怎么还亲朋好友的债。改制实际上是一本算不清的账，我们的难处你们知道吗？”这些话让外人听起来也许会感到有些夸张，但沈文荣的确认为，如果不改制，他们个人会更加从容，他坚信改制对他这一代沙钢人作用不大。

　　我问他究竟有多少资产，应该得到多少资产，他哈哈一笑：“我从来没有仔细计算过，我只知道沙钢有多少资产。你说多了，说少了，我都没意见。我实在不想考虑这个问题，对个人财富的追逐从来都不是我的目标，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工作。我要考虑沙钢的未来，我要让沙钢能够在2007年做到1000万吨，并进入世界钢铁企业20强——这是我最后一个目标。”

　　但是，乐于担当使命的沈文荣对外界把自己称为民营企业家心存芥蒂。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因此才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在我们的交谈中，他用了大量时间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外国记者说我讲话不像一个企业家，而像一个共产党员。我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要像共产党员一样讲话。”

　　与生人讲话不忘一个“党”字，这是典型的苏南基层干部的口气。其实，对列在“榜上”的沈文荣而言，他或许是怕因此被“列”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担心丢掉政治资源和自上而下的权力背景。沈文荣这一代苏南企业家深知，苏南仍是权力配置要素的“干部主体社会”，这样的社会对“资本家”总是抱有成见，而且我们的宪法不提供对私有财产的名正言顺的保护。苏南的改制，大多数企业是无法为继，情势所迫，像沙钢一类少数“大而赢”的企业至今从理论上很难找到改制的合法性依据。无奈，“我即使成了首富，也是党的安排”，这便是最可靠的说辞。与沈文荣的接触中，我隐约感觉到改制后一批苏南企业家内心深处普遍存在的忐忑状态。

　　有人说，沈文荣是个十足的“做胚”，只晓得死做活做，不懂得生活。他的家在沙钢职工住宅区的一幢普通公寓楼里，全家4口人，住房面积只有70多平方米，20年前结婚时的旧家具，哪里有首富的影子。但也有人说，沙钢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使沈文荣不得不维持着自己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合而为一的本色。他对沙钢的乐观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位传统苏南模式的卫道士。苏南的暗疾

　　沈文荣的乐观与自信当然来自于沙钢无可争议的成就。在沙钢周围几百公里之内，有宝钢、苏钢、锡钢、南钢、马钢等一大批重量级国企对手，但沙钢屡战屡胜，迅速脱颖而出，使沈文荣越来越不在意体制问题，越来越相信传统的力量。

　　沈文荣似乎无意中忽视了沙钢成功的一个重要机缘——1992年。1992年后，中国房地产业狂飙突进，大规模的房产开发需要大量窗框钢。沙钢借此建设了7条生产线，成为国内门类最齐品种最多的热轧窗钢框生产基地，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70%。直到2001年，中国年产钢50万吨以上的企业仍然全部实现盈利。鉴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国外被称为夕阳产业的钢铁业，在中国依然会是一个投资热点。沙钢的1000万吨的钢铁大梦也是由此而来。

　　沈文荣对钢铁业成功的理解是不断扩张和技术更新。他当然也不乏精明，在引进90吨电炉连铸连轧短流程生产线时，对方的设计报价是21亿元，沙钢最终以13亿元成交，是沈文荣一亿元一亿元谈下来的。沙钢的成功是许多有利因素聚合的产物。但是，多年如火如荼的钢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沙钢在体制上的隐忧，以致于使沈文荣似乎浑然不觉。而这可能是整个苏南的暗疾。

　　在苏南改制过程中，地方政府是以所有者的身份而不是社会管理者的身份推动变革，它们急于减低财政负担，极少考虑社会效率最大化的问题——比如产业结构调整、社会保障、小股东的利益等等。而对于沈文荣和沙钢来说，在产权相对清晰之后，更重要的是能否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但是，集体控股又造成了新一轮的政企不分，企业经营独立权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保障。沙钢与众多的苏南企业一样面临着难以预知的变数。

　　而沈文荣的财富数量，的确是《福布斯》和胡润难以量度的。因为，苏南改制目前只停留在清晰产权的层面上，股权依然不可转让、交易，不能变现，依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现在，每天上班铃声响起之后，沈文荣依然会像过去那样，准时出现在沙钢门前一尊钢铁工人的塑像前。他坐在铜像下面的台阶上，看到过往的干部就把他们喊住，当面布置任务，事必躬亲，十数年如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