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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邢林池／文
成功的企业是相同的，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失败。
2002年年底说起仰融，总是让人想起下列名单：年广九、步鑫生、马胜利、禹作敏、牟其中……这些人物都先后成为媒体“负面报道”的典型。他们当中，有些锒铛入狱再无翻
身可能，有些则沉寂数年东山再起。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20年间，他们是一些另类坐标，标记着改革进程中的是是非非。
仰融跌落，是2002年中国工商领域吸引眼球最多的事件，有数百家媒体报道仰融，数十位记者撰写过有关仰融的长篇大论。虽然他现身在美国，仍在为自己的权益叫屈，但明白市场权谋与游戏规则的人都知道，他已经被淘汰，已经失去了出牌的资格。
据最新报道，辽宁省接收小组日前已正式成立新华晨——华晨汽车集团(控股)公司，在香港以每股0.1港元的价格收购了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所持有的华晨汽车(1114.HK)39.446%的股权；同时，持有申华控股的宁波正国，其大股东宁波正运已将手中75%的股份转交给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和沈阳汽车工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两项交易的进行，意味着辽宁省对华晨接收的彻底完成。
一切游戏都宣告结束。然而无论成功或失败，华晨的商业故事都堪称一个经典案例，放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解读，别有一番滋味。
事件回溯
从现在的资料来看，财政部3月份下文，将华晨大股东——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手中的华晨股权全部转交给辽宁省接管，是华晨变局的直接起因。辽宁省据此文件，成立了由政府官员、相关产业人士和华晨管理层在内的接收小组，开始清查华晨在各地的资产。据仰融所说，他本人也在这个小组当中。
但在6月份之前，仰融仍然保持着作为华晨董事长的权力，继续对华晨旗下公司股权运作发挥影响。其中，最关键的是上海华晨(原申华实业)收购金杯汽车17%的股权交易，这是一汽退出金杯后华晨收购的最重要交易。但该交易在4月份被财政部叫停。
仰融在4月中旬改组了上海华晨，正式更名为申华控股，标志申华与华晨体系的脱离。申华控股的大股东也变成了由自然人控股的宁波正运。这种安排显然与辽宁省接收小组的意图相违，更关键的是，仰融从沈阳调用5亿元资金投资到宁波，他声称，这是按预先合同必须支付的。
5月份，金杯汽车2001年年报发布，亏损8亿元，同时华晨系上市公司年度财务状况均告不佳。在申华控股5月31日的股东大会上，仰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中小股东对华晨运作能力提出质疑。按仰后来的说法，这次大会后，他开始称病不出，后来干脆到美国去“养病”。
6月中旬，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在香港宣布，免去仰融董事长职务。同时上海申华控股免去苏强总裁职务，吴小安、苏强等仰融部下接替仰融担任华晨汽车董事长、总裁。
7月，华晨中华汽车正式获得生产许可，仰融出走消息开始见诸国内媒体。
10月，仰融在海外接受采访，公开指责辽宁省接收小组工作不当，使自己的利益受损。但随后，申华控股10月21日发布公告称，辽宁省检察院向仰融发出“批捕令”，罪名涉及经济犯罪。而仰则委托律师，在北京高院就产权问题起诉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11月下旬，华晨汽车在香港连续停牌，就大股东可能更换为辽宁省有关单位一事等待决定，但停牌数日后，并未有进一步的决定。11月22日，仰融掌控的圆通科技和吴小安、苏强掌控的华晨汽车各自罢免对方的董事职务。
12月，北京高院初步驳回仰融诉讼请求。年底，华晨汽车集团(控股)公司成立，新华晨与金杯全面接受华晨、申华资产。
评价一：“挺”仰者说
仰融不同于很多跌落的企业家，那些人多数出身草莽，主要依靠实业在市场竞争中拼杀。仰出身西南财经大学，本人担任过大学教师，按其自身说法，更像一个金融投资家而非事业家。的确，仰最早使用了许多金融创新工具，迄今一直被一些研究者称道。
最早对仰融予以褒扬的声音来自资本市场。1999年，华晨从香港市场杀回内地，在君安投资收购战中，表现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聪明与果断——趁君安投资大股东之间的矛盾激化，仰融把握时机，一举拿下君安投资，从而控股了A股市场的申华实业，开始了在内地股市的淘金行动。
仰对资本运作的熟练运用也为很多业内人士乐道。最初在境外成立控股公司重组国内资产上市，设计了由自己出资的“国有大股东”；掌控申华实业后注入优质汽车资产获得增发股票；以关联交易形式保证旗下上市公司财务平衡；通过多次股权转移、业务分拆，拓展新的投资领域。仰融甚至也是最早对核心管理团队实行股份激励的企业家，香港大威德基金的主要股东就是仰融与其最核心的助手。
对于仰融的跌落，“挺”仰派认为不乏值得同情之处。当政府方面要接收华晨资产时，仰认为，属于国有部分的仍归国家，属于个人的应明确给个人。从内心深处，仰融认为华晨是一家民营企业，从来没有享受任何国企优惠，也未经历任何政策指导。
评价二——“贬”仰者说
“贬”仰派首先质疑的是仰融资产来路不正。
仰融最早运作华晨中国汽车(CBA)境外上市，其资产为金杯客车合资公司51%股权。这种以境外注册公司包装国有资产上市的方式，在1995年后再无例子。其最大的弊端在于，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溢价的部分可能被私人侵占。华晨之所以能成功，就在于仰融成立了一个“国有的”华晨汽车。但仰却将这个国有企业长期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10年后，他还试图通过复杂的股权变动，将国有身份彻底去掉，其动机值得怀疑。
即使仰融成立香港华晨的最初资金，也被怀疑借用国有银行资金。
仰融在汽车业的成就，并不被一些政府官员认可。直到2002年，华晨仍然只能算一个小型的汽车公司，除了金杯客车，并无耀眼的产品。华晨中华汽车虽今年正式投产，但未取得准生证之前，更多的是华晨炒作的概念。至于宝马项目，也被一些怀疑者认为是“圈钱”工具，雷声大，雨点小。
故事并未结束
仰融可能是2002年财经和商业领域一个最大的失败者。
但仰融的命运依然可以折射出渐进式市场转型的某种时代特征。同样是进行民营化改制，李东生、周厚健相对成功；同样涉足汽车行业，纯民企吉利集团并没有遭遇特别的政策压力。但仰融执掌下的华晨汽车，过去两年来在国内汽车行业扩张和产权明晰过程中遭遇了极大的困难。仰融未能拿出一个被国资部门接受的改制方案；而由于华晨产权不明，政策面对华晨每一步并购行为持批评态度，对华晨中华汽车的投产，经贸委长期不予批准。
问题在于，即使仰融按自己所说一直在运作一个民营公司，但这个民营公司却在国企股份化改革中分享了特殊的利益。而仰忽而国有、忽而民营，飘忽不定，其形成庞大的家业的确存在归属难题。
如果仰融通过管理层收购一举解决华晨产权问题，从转轨经济学的一般分析看，这是“隐性私有化”的某种成功。对“隐性私有化”最大的批评正在于——特殊人物分享了特殊的利益。
华晨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国有控股公司，其产权问题就此完全解决了吗？未必。在最新成立的公司中，大股东许诺对华晨管理团队实行三年期的期权激励，新管理者将继续华晨未来的扩张和转型。华晨未来仍有可能实行管理层收购，不同的是，收购方不会是仰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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