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国内各IT巨头的20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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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2年12月30日 10:55 经济观察报 | ||
吴鹰--(UT斯达康(中国)总裁兼CEO) 吴鹰有个梦想——打造一个有上万员工的世界级电信公司。UT斯达康还没有实现梦想,但仅仅依靠小灵通,发展到今天已堪称奇迹。 UT斯达康的确让人吃惊。在全球电信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连续11个季度完成并超过了 UT斯达康在中国的营业额还不能与摩托罗拉、诺基亚相比,但吴鹰的名气肯定比这两家公司的中国区总裁要大,因为UT斯达康是在中国电信业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发展。作为PAS无线市话的发明者,小灵通设备的销售额占到UT斯达康总销售额将近80%,UT斯达康也占中国小灵通设备市场的60%以上。 整个2002年,吴鹰都在寻求给小灵通一个新的“说法”,与过去“小灵通”是固话项目的保守论调不同,为了对抗“过时技术”的评价,吴鹰多次表示,小灵通不仅是3G时代通讯市场的有益补充,而且完全有可能实现3G的应用。一番奔走的结果是,小灵通今年用户超过千万,明年,小灵通用户数估计将倍增至2500万。 郭为(神州数码CEO) 2002年10月8日,神州数码终于结束了它在写字楼一个楼层的蜗居生涯,搬迁至上地的神州数码大厦,同日,神州数码软件分公司宣布成立。 在西格玛大厦的时候,有微软做邻居,对此郭为坦言:“我从没敢想过有一天会成为微软、IBM这样的企业。”当然,不可能因为郭为的这句话就对神州数码掉以轻心。有评价说,老联想的分拆是把联想的今天给了杨元庆率领的联想集团,把联想的明天给了郭为率领的神州数码。 从老联想分拆出来,分销业务还占神州数码收入的绝大部分,因此郭为要走的软件之路并不平坦。就像杨元庆不喜欢联想被人称作“PC制造商”一样,郭为也不喜欢被人称作“分销商”——这两个行业利润率有限的现实是两个联想新人急欲摆脱现实的原因。 郭为对神州数码的期望是,在2004年实现从一个分销商向一个服务商的转变。 王文京(用友集团董事长) 在国内股市轮番下跌的过程中,“用友软件”无疑是一只令大盘宽慰的股票。王文京在ERP之外,获得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 用友上市后的第一次财务报告引起了一片哗然,直接、间接持有用友70%以上股份的王文京一次分红即得到了3000多万元现金;同时,用友高达99%的利润也令投资人心里不踏实。用友没有对王文京的个人财富进行过多评价,只是强调用友的盈利能力,有新产品就有利润,刻盘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实际上,软件生产自然绝非刻盘这一项成本,反映软件类企业运营状况的应该是EBITDA,在计算了研发、运营、市场等相关投入之后,EBITDA能够反映一个软件企业运营状况究竟如何。 起家于财务软件的用友和其他供应商一样,把ERP当作自己转型的方向。在财务软件领域,由于中国会计制度自成一系,未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使本土财务软件商获得了发展的天然保护伞。但现在看来,这种模式似乎无法在管理软件领域复制。 茅道临(新浪网CEO) 从上任伊始购进阳光股份开始,茅道林担任新浪CEO一年半的时间里,呈现给公众的是新浪层出不穷的并购、合资、合作。仅2002年岁末一段,就有与中信银行、大连实德、耐克等各种品牌的合作。 风险投资出身的茅道林对资本交易的兴奋与敏感在情理之中。值得关注的是从新浪第三季度财务报告中显示的一个迹象——网络广告逐步回暖。继法国欧莱雅集团签约新浪女性频道之后,耐克公司与新浪体育频道开始合作。 茅道林认为,越来越多的厂商认同了网络广告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并没有因为纳斯达克的崩盘而消亡。这种颠覆性的力量在诞生后,以一个非常规的方式在短期内创造出了巨大的产业,并以此为基础去影响、改变商业领域,甚至是人们日常的生活。 在一种全新秩序建立的过程中,往往蕴藏巨大的风险,但波峰和波谷的每一次跳跃就是商机。 欧阳忠谋(普天集团总裁) 欧阳忠谋最初的亮相是在2001年电子百强评比时,其时,刚刚成立的普天即以百强第一引起关注。2002年,普天再次蝉联百强之首。但在这时,大已成为一种负累,欧阳忠谋必须以“强力”对散乱的普天进行全面整合。 为此,他进行了震撼业界的品牌整合:整个普天集团的企业在年底之前统一商标,全部打普天品牌——仅有东信、首信允许采用复合品牌。 作为由原中国邮电工业总公司改制而来的企业,普天是一个旗下有逾50家下属公司和逾60家合资企业的电信巨头,其中不乏巨龙、上海邮通等知名品牌,但欧阳忠谋认为,单个企业单个品牌终是弱势。 关键是,欧阳忠谋希望普天不止成为国内通讯设备业老大,更要争当同业中第一个进军全球五百强的企业。像普天这样由财政部直接划拨组成的行业性总公司还有很多,欧阳忠谋提供了独特的“普天路径”。 魏新(方正集团董事长) 虽然在魏新展开一系列重组收购动作之前,方正集团与资本市场并不陌生,但当方正入主浙江证券的时候,业界媒体还是大呼“看不懂”。 在对方正科技的整肃中,魏新展示了严谨和决断,并以方正科技业绩持续的增长证明了自己。作为一个技术型公司,方正在魏新时代将以资本逐步代替研发作为前进的引擎,但也正是因为方正是一个技术型公司,它不可能仅仅在资本领域玩灰色游戏。后王选时代,所谓“技术冒险”并不是方正的第一症结,当硬件制造占据这个集团营业额和利润大部分的时候,营运和管理的挑战将愈发严峻。 上市,曾经给方正带来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上的宝贵资源,魏新的成败在于如何把资本链条与产品和技术链条扣得再紧一点。 段永基(四通集团董事长) 段永基是中关村最老谋深算的一个企业家,四通也是中关村变化最大的一家公司。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四通、新新四通面世,四通的结构已复杂到外人难以辨析,但作为中国最早采用MBO方式改制的公司领袖,段永基一定明白四通的每一个角落。 一个崭新的“四通系”版图2002年渐次浮出水面:这是一个由四通管理层掌控的体系,其中既包括四通集团原有的为数众多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也包括四通新技术、四通电子、北京四通电子等成立较早的“老”公司,还包括近几年参股或控股成立的许多新公司,如四通投资、中关村科技、阳光四通等等。在这些四通系公司中,位于香港的四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核心公司。 “集团不动、下位构造、反向收购。这仍然是当年的思路。”1987年就参与四通产权改革的标准咨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纪鹏如此评价。通过几年改制,老四通逐渐成为一个虚壳,四通的业务体系被重新打包。虽然四通已从中关村核心IT企业中淡出,但从改制的角度看,四通是最彻底的公司。 段永基在完成四通改制这个庞大的工程后,也许他该学学柳传志,把企业发展的事情尽快交给年轻人去做。 王之(长城集团董事长) 国产电脑销量前十名里已很长时间见不到长城的影子,而其一直视为荣耀的存储产品,也面临研发无力的境况。 年初,王之的两项调整堪称大刀阔斧:在人事上进行高层换将;在业务上加大投资硬盘。长城转型由于牵手IBM而变得不那么艰难。长城的硬件制造包括为IBM代工生产电脑、与IBM合作生产磁性存储介质和硬盘以及每年数百万台的电脑显示器以及计算机电源。 在长城的蓝图中,长城电脑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王之把长城PC时代的战略定位描述为:立足中间(PC),发展两端(制造业和系统集成、软件)。而长城宽带的出现为长城的业务范围和定位重新下了一个定义:借助长城宽带,长城集团从硬件制造业过渡到服务业,从传统的IT领域跨进通信领域,这就是长城集团战略转型的关键。 在庞大的长城系寻求突围之时,长城宽带的兴衰已成为启动王之所谓“维新元年”的重要支点,中信的强势介入无疑是一针强心剂。 宋如华(托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 当托普2002年岁末宣布其大物流理念时,所有试图解释托普游戏的人都由衷地感受到了挫折。对于这个盈利与增长颇为可观的企业集团,无论企业还是媒体都似乎在与一个影子周旋。 当然,托普的解释并非没有道理,“我们的软件是中间件,我们的硬件是行业电脑。”遍布全国的托普软件园,由于“放假”等原因,记者无从知道这些环境优美的园林人气如何,也无法得到多达5000名软件工程师的花名册。只是有消息说,托普打算让这些“工程师”去卖电脑。 2002年,托普受到媒体的围追堵截。几次重大的媒体质疑对托普的股价产生严重影响。但宋如华也逐渐懂得如何利用媒体的追踪,而且他确实有发表经典言论的能力。 宋如华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崇拜杰克·韦尔奇,他要把托普做成GE——没有核心技术,以制造和服务贸易为主。同时,看看《远东经济评论》的报道,远观之下的托普具有很多标杆企业的特征:专业人士白手起家、超常规发展、利润可观、有多家上市公司和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业务多元化、与跨国公司合作。 但GE不是用泡沫浇灌起来的,媒体每一次刺破泡沫,对托普都是一次提示。 彭朋(铁通前总经理) 作为最小的一家独立电信运营商,铁通要走向公网领域,并且拥有几乎最全的电信牌照,然而,背负的沉重体制包袱使之转型艰难。在2002年,铁通内部最有独立欲望的总经理彭朋被大股东铁道部意外免职。 铁路专网是铁通的今天,公网服务是铁通的明天,然而,电话初装费取消、南北电信分拆让铁通吃尽了苦头。挂牌近两年,铁通的主要收入依旧来自于铁道部划拨的通讯服务费,没能摆脱铁道部电务局的角色。 突围失利,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股东和管理层的矛盾。据透露,双方已针锋相对,各方观点相持不下。矛盾的公开化,严重影响了公司的日常运转,铁通业务全面放缓。 来自郑州铁路局的一位副局长乔金洲成为铁通的新任总经理,彭朋仍保留铁通副董事长的职务。但彭朋似乎仍未放弃自己的努力,最新的说法是,他仍有可能东山再起。 (本报记者林木、郭冬颖、王宏亮、河伯、邢林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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