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民之四：“为仁由己”--公民修养之道

　　万俊人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一个看似不合时宜、实则关乎人生幸福的千古话题。因为“为仁由己”的根本，实际在于“为人由己”，也就是说，成就人生的关键在于人自己的作为，尤其是自己的美德作为。同时，人的美德或德行完善只能靠人自身的修养努力。道德之事原本内在于人，所以道德的修养不仅由人而成，也是与人为善的。“善”者，好也，求善的人生当 然也就是好的人生，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谓“幸福人生”的本意。

　　在古希腊语中，“美德”一词，即指人的“优秀”、“卓越”、“圆满成就”或“目的实现”。当然，这种人生的优秀卓越不仅仅是某种内在的心性品质，也是一种人生实践的外显成就，与人特定的社会角色或社会职能直接相关。比如说，“智者”的美德就在于其智慧的表现，武士的美德则在于其战场的英勇和胜利。延伸到今天的语境来说，商人的美德首在其商业行为的圆满成就，经济学家的美德则在于其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卓越。当然，这只是作为商人或作为经济学家的角色美德，而要成就作为一个人或者公民的美德，则要复杂艰难得多。

　　在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美德及其修养是最为显要和根本的人生课题。儒家把“修身养性”作为人生大学八大目标中的两个基本的目标或价值标准，主张依“忠恕之道”，按“仁、义、礼、智、信”的基本德行来达成修身养性的目的。但在传统儒家伦理中，修养的基本方法首先是、且最根本的还是“慎独”、“反求诸己”、“反躬自问”等内省方式。这一点既与古希腊美德伦理强调人的社会外达和角色实践成就之“实践智慧”型传统相左，也与古代印度佛学主张万事皆空、摆脱尘世、超度来生的道德禁欲主义传统不同，甚至与中国本土道家主张的逍遥遁世、无为而生的道德无为主义相对。传统儒家伦理的修身之道是入世有为的，但又是内省自由的；既强调世事功名的成就，又强调以“内在超越”的方式来求得完善人生。

　　然而，人类的道德总是植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现代社会的结构型转变带来了人类道德观念意识和道德行为方式的巨大改变，其给道德文化带来的冲击和改变无疑是巨大的，这其中，最大的冲击和改变莫过于对传统的道德修养观念的挑战了。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变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的现代性特征：

　　首先，由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科学理性与信息工程的社会化、普世化力量所致，现代社会的公共化程度空前提高，为传统社会所无法比拟。所谓公共化，是指现代社会的生活秩序、生活方式和生活价值观念的公共分享层面、信息与行为的交流范围、各种人际、群际关系及其处理方式的透明规范程度等等，都具有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几乎常常可以在同一时刻分享某一社会信息、某一文化产品或科技成果；可以在同一天里观看到泰山的日出和莱茵河畔的晚霞，或者是朝辞北京夜宿巴黎；可以几十亿人同时观赏一场足球赛，或是同饮一个品牌的啤酒……社会的公共化程度大大提升，全球化已然成势，个人的生活空间也随之大大扩展，这是现代社会的大趋势。

　　其次，与之相关，现代社会的公共化程度与其制度规范化和秩序化趋势相辅相成。法制和法治成为现代社会维系与发展的基础。这一特征产生了对现代人行为的普遍同质化的规范约束。无论你身份如何，种族如何，性别如何，只要你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同一个国家、甚至同一个星球，你就要遵守你作为社区成员、作为国家公民或者作为地球公民所必须承担的义务，当然与此同时你也合法地拥有作为这些身份的相应权利。讲究权利与义务对等交换的公正，这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正义原则。

　　第三，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强大作用，现代个人也发生了身份或角色的重大改变，即：你、我、他或她，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多地以社会公民的身份而不是单纯个人的身份生活于社会之中。社会公民成为我们的基本角色和身份。与传统社会不同，这种社会的公民身份已经越来越多地掩盖、甚至代替了我们作为父母或儿女的家庭伦理角色或“自然人角色”，这是现代个人的重要角色转换。

　　毫无疑问，这三个基本特征是现代社会转型的主要标志，也给现代人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行为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给现代人的道德本身同样带来了某种具有根本意味的范式转变。首先，社会道德生活的基本范式由个人美德伦理转向了社会规范伦理和公民美德伦理。更详细地说，自然经济、封建政治和传统文化条件下形成的那种基于自然等级结构和血亲人伦关系要求的个人内省主导型美德，已经让位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现代文化环境下基于社会公共制度和个体社会身份或角色要求的社会规范主导型伦理。这当然不是说，个人美德伦理已然消失，或者变得不再重要，而是说，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个人美德的主要内涵已经转换为作为个体的社会公民美德。同样以个体作为道德行为主体，然而个体的身份或角色却发生了重大转变。公民身份当然不能完全等同于自然人的存在身份，但从人们的实践方式和背景来看，作为社会公民的存在身份显然已经成为现代人首先的和最重要最经常的活动身份。现代人的生活时空维度显示出空前的公共取向和公共意义。

　　因此有其次，个体道德生活的实践情景更为开阔和复杂。与传统社会相比，他们的道德生活实践不再限于诸如家庭人伦和较小范围的自然伦理关系，而是在更加广阔复杂、因而也更具有不确定性或变动性的社会伦理关系中展开。自然的家庭人伦关系当然不会消失，它们仍然是、且永远是所有人类自身最基本最经常最稳固的伦理关系。但是，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扩张，必然使得人们所面对的伦理关系更为广阔，也更多变动，因而也就更为复杂。社会化的沟通和交流日益丰富，职业生活的选择和变动也更为多样和经常，所面对的伦理价值关系随之变得更为复杂。国际通商活动中的商业信誉要求，显然非传统行业经济活动中的“熟人信用”(费孝通语)要求所能比拟，现代人身负的多重社会角色与他们的社会交际活动程度，也远远超过红楼宅院内可能发生的所有伦理故事。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现代人的道德价值观念系统产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即：它不再是基于自然血亲人伦之等级结构的天然不平等的权利分配和道义承诺，更不是基于这一天然合法化的自然价值等级结构之上的“主-奴关系”式伦理道德，而是基于现代自由、民主和平等之基本现代价值观念之上的新型伦理道德。易言之，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和伦理合理性不再以伦理等级权威为判断标准，更不能屈从于封建权威主义的政治命令，相反，必须以社会公共认同的社会伦理规范为基本评价尺度，最根本的是以是否有利于人自身的幸福和发展为终极圭臬。因此，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来说，最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孝”、“仁”、“义”，而是公平的正义、人格的自由与尊严、人际的平等与宽容、为人处事的正直与诚信，以及社会责任与公共爱心。

　　2002年12月30日 21世纪经济报道第6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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