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民之二：商业社会何以「齐家」

　　王跃生

　　时近岁末，回首过去一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女儿“可伊”的出生。这当然大大胜过出了什么书，赚了多少钱。人至中年，女儿迟来，引来新朋旧友纷纷祝贺。一班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子女渐渐成人的旧日同学朋友，借机讨论起婚姻、家庭、子女等形而下的问题。有经商的朋友将养育子女比做投资，认为属长期“套牢”型，回报不高。因为，从成本收益 的角度来看，生儿育女的金钱和情感投入大多都是单向的。传统社会指望后代养老，期望着远期回报，而处于现代商业社会和全球人员大流动的时代，这种指望渐成为奢望。也有往日同窗认为我们这一代是最辛劳的一代：从传统社会过来的我们必须按照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行事，奉养老人，恪尽孝道；而我们的后辈则生于市场经济、商业社会和全球化时代，在家庭、婚姻、养老、抚幼等方面具有全然不同的观念与行为方式。因此，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具有传统家庭观的人，极有可能成为只有付出没有回报的一代。说起这些，不免唏嘘。

　　由此引出的话题让我想到，社会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是否真的会对社会结构，包括家庭结构产生巨大冲击？历来稳固的中国家庭结构，是否也会如我们的企业“西化”为股份公司一样，而接近西方的松散型家庭结构？道德、情感和观念等形而上的东西，是否也会随着全球化、接轨和欧美文化的冲击而改变？中国文人、士大夫(传统上他们代表着先进文化和主流价值)历来讲究“修身、齐家”，身修、家齐才能治国平天下；作为成功一族的现代白领人士(他们是现代生产方式和主流价值的代表)，又将如何在商业社会中“修身、齐家”？

　　在我看来，上述问题都是真问题。在一个商业化、市场化的社会中，传统家庭结构存在的物质条件大大变化了。另一方面，在具有观念启蒙、思想解放与个体价值张扬性质的现代化过程中，与家庭、婚姻等有关的观念、道德和价值也都大大变化。这两方面的因素已经并将继续促使商业社会的家庭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家庭关系的日益松散和家庭形态的日益多样化。这表现为离婚、再婚的爆炸式增长，不婚(独身)人群的增加、婚而不育(丁克家庭)的普遍化。传统的“从一而终”或者“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已经被彻底抛弃了。婚姻关系成为家庭领域最不稳定、最容易改变的关系，以至于几年未见的老同学见面时的问候语变为——“离了吗？”

　　传统上认为对婚姻、家庭至关重要的忠贞、忠诚、责任等因素，日益淡化。由于婚姻家庭关系变得不稳定，人们对家庭的期望随之降低，责任和忠诚等也随之降低。表现为人们对两性关系的更加随意，一夜情、婚外恋、包二奶以及非婚同居等现象的广泛存在。

　　财产因素和实用主义在家庭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增加，在商品社会，在感情可以用金钱买到的时候，软性的感情便敌不过硬邦邦的财产。诸如婚前财产公证、夫妻财产独立、一朝发财就将对方抛弃，以及傍大款、嫁(有钱的)老外等，都属于这一类现象。

　　家庭日益具有一种经济体的色彩。一方面，家庭本身有要素互补的企业性质，发家致富成为家庭的追求；另一方面，家庭越来越多地遇到经济决策。譬如购房置业、教育投资，以及股票债券、投资理财、保险养老等经济性的家庭决策。

　　当然还可以更多、更详细地描述商业社会家庭形态的变化与可能走势，不过，这并非本文的主要目的。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家庭领域会出现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是商业社会的必然，抑或只是一种短暂的流行潮？

　　作为经济学者，回答这类问题还是要从经济角度出发，从家庭存在的经济条件出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把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以及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家庭关系都看作传统家庭形态的话(实际上两者也没有多少不同)，那么，这种形态存在的条件是低生产力水平、市场的缺乏、人身的超稳定结构，以及极度平均主义的财产结构，而这一形态的变化也源于其基础的变化。

　　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家庭关系的存在首先是生存需要和自然分工的产物。男耕女织的自然分工，使得无论是单个男人还是单个女人都难于生存和维系再生产，农业劳动对人力的需求也要求家庭的庞大与多子女。计划经济时代虽然家庭的生产需要大大减弱，但家庭仍然是家务劳动从而满足生存需要的必要形式，生活性需要使得由男女分工合作组成的家庭成为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一切社会服务都被市场化了。可以说，只要社会有需要，就会产生供给。因此，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已往单个男人或女人生存极其不便的状况完全改变了。如今，在任何稍微大一点的城市，一个单身者都可以非常方便地从市场获得家政服务，无论是搬家、换煤气、修水管，还是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甚至谈心、逛街。这一切改变了传统家庭存在的物质基础。

　　传统家庭形式存在的另一个因素，是性的生理需要和生儿育女的需要。传统社会几乎没有其他形式和渠道满足生理需要，不婚而养育子女更是天方夜谭。然而，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在使一切物质服务市场化的同时，也创造了这方面的市场。无论我们如何禁止，公开的或隐蔽的性交易和性市场总会存在，同时，同居、一夜情等现象司空见惯，这些使人在婚姻家庭之外获得了生理满足的渠道。至于生儿育女，一方面市场的高度发达以及养老功能的极大弱化使子女的物质意义大大降低；另一方面，目前已有一些地区在酝酿允许独身者以人工方式生育子女，或者抱养子女，这使子女和婚姻开始分离。总之，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市场化，性和生儿育女方面的因素越来越不会成为人们选择建立家庭或不建立家庭的决定性因素。至于家庭的亲情和精神方面的功能，同居、朋友的形式也大致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中国社会传统家庭结构超稳定还有一些原因，如人身的超稳定和极度平均主义的财产结构。人身的超稳定使每个人在生活和工作圈子中面对的始终都是同样一些面孔，形成一个个内部透明如水、彼此相互隔绝的“现代村社”。这种村社结构下，一般不易发生家庭结构的破坏和重新组合。而绝对平均主义的财产结构，使人人都具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生活模式，缺乏重新组合的能力和动力。这就像企业间如果每个企业规模、效益都差不多，也难于发生企业重组一样。然而，商业社会下人员的空前大流动完全打碎了传统的村社，人们每天都在面对新鲜的面孔新鲜的人，人们在财产、居住地、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也使人有动力重新组合以改变生活。这也是传统的家庭形态不断受到冲击的原因。

　　以上可算是市场经济改变家庭结构的经济(物质)原因。当然，家庭形式的改变还与市场化和商业化带来的社会道德失范、社会价值混乱有关。就是说，维系家庭关系的除了利益，还有责任和道德。然而，社会商业化大潮使人们更多地考虑利益，而更少考虑责任和道德，更多利己而更少利他。这也成为家庭关系不稳定的原因之一。

　　概而言之，社会的市场化和商业化肯定将大大改变既往的家庭关系和结构，改变人们的价值和观念，从而使传统的一夫一妻、三四口之家、关系稳定、子孝父慈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走向五彩斑斓的多样化形态。更多的人(当然是代表社会潮流的主流人群)会选择独身、无子女、非婚同居，较多的离婚再婚、较不稳定的家庭结构，家庭的关系的物质化、利益化等等。

　　很难对这种发生中的变化做价值判断，这完全看你所持的立场，好在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价值判断的科学。如果按照经济学的标准，那么可以说，只要能增加人的满足，只要是自由选择的结果，都是增加社会效用的。

　　2002年12月30日 21世纪经济报道第5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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