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民之一：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大公民」说

　　韩毓海

　　今天重提“公民道德”、“公民社会”乃至“大公民”的构想，还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东西乃是当今社会面临的最基本问题，而且更因为：在这个基本问题方面，存在着最为广泛的混淆和误解——或着说，在当代生活中，还没有什么像“公民”、“公民社会”那样，被我们谈论得那么多，而又理解得那么少。

　　什么是“公民”？用刚刚去世的当代世界伟大的政治学大师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言简意赅的话说：公民就是指“那些从事合作的人们”。更进一步说，就是那些“在一个社会合作体系里面”从事合作的人。

　　那么什么是“公民社会”？按照罗尔斯通俗的说法，所谓公民社会就是：如何在那些合作的人们之间，建立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

　　“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还要说。”据说这句格言是由北大的王瑶先生发明，如今王先生和罗尔斯教授都已经骑鹤仙去，但“滚滚红尘中仿佛有耳语依旧重复你我的传说”——留得警句在人间，这或许就是伟人和哲人们对于人间的贡献。因为在我看来，伟人与凡人的区别就在于，有的人说了一辈子话，却没有一句被人家记住的，所谓“说了也白说”是也；而有的人说了几句话就点到了要害，因此被大家记住了，罗尔斯就是这样的人，他上面说的那几句通俗易懂的话，其实就成为每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须时刻面对的基本问题。

　　为什么说在那些合作的人们之间，建立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这是一切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呢？因为首先，我们实际上无不生活在一个“社会合作体系”里面。这个合作体系由小到大，由近及远，分别就是指：家庭、团体、国家和世界。那么所谓“建立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这句话由近及远，就是怎么建立一个自我、家庭、团体、国家和世界的良好秩序；用我们的祖宗在《大学》里面更加万寿无疆的话就叫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于这是古往今来，从平头老百姓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所以我们才说，它便是当代社会的基本问题。

　　在中国，“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完整构想，其实是由王国维在1904年率先提出的，所以它至今已算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话题。如今人们经常把这个王国维当作一位跳湖的烈士，可见伟人的悲哀，往往在于被大家通过神话的方式庸俗化。比如对于鲁迅，先说他是英勇之战士，而后终于沦为变态之刻毒老头；再如王国维，初被几位莫名其妙的谬托传人奉为“国学大师”，而终于以勇跳昆明湖而著称于当世，始于神话而终于滑稽，这个就是伟人的末路。但是，于1904年率先在中国提出了公民道德构想的这个先知先觉的王国维，以及他当年提出的构想，却毫无疑问依然是我们今天必须考虑和面对的问题。

　　因为在王国维看来，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其实就包括由近及远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自由”，另一个方面则是“正义”。他把这个翻成中国话来说，前一个方面就是“义”，后一个方面就是“仁”。前一个方面是“修身齐家”，后一个方面就是“治国平天下”。前者是“消极的公民道德”，后者则是“积极的公民道德”。

　　王国维说，从一般的角度来说，这个“自由”，就是“消极的公民道德”，它要比“正义”，那个“积极的公民道德”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大学》里面要把“修身齐家”放在前，“治国平天下”放在后，即所谓：先言自由之消极道德，“后言积极之道德”。

　　这么“排序”是因为：“人有生命、有财产、有名誉、有自由，此数者皆神圣不可侵犯之权利也。苟有侵犯者，岂特渎一人神圣权利而已，社会之安宁亦将岌岌不可终日。故有立法者以虑之，有司法者以刑之。”王国维接下来就解释说，即使一个人饥寒交迫，迫不得已当小偷当强盗，从小偷小摸到吃大户抢银行，这种行径你即使从感情上去同情他，认为他是义贼冉阿让，是替天行道的宋公明，那在法律上我们也不能够宽恕他。为什么？就因为他危害了财产的权利。王国维的道理是，如果人失去了财产权利，那他就不再储蓄了，不储蓄了也就不积累了，不储蓄不积累他就不劳动了，如果人人都不劳动了，那么社会就从根上崩溃了。所以王国维说，“故凡侵犯他人之生命财产、自由者，皆社会所谓不义，而为社会之大戮也。故曰：义之于社会，其用尤急于仁。”

　　这也就是说，“义”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道德标准，在现代社会里，就体现为“自由”：生命、财产和名誉的自由权利，现代社会对于“义”的维护就是依靠法律。传统社会必须“重义”，现代社会必须“守法”，这个是最基本的，没有这个且别说“社会合作”没办法完成，而是说社会的基本框架就会散了摊子。他这个说法与罗尔斯说的“社会基本结构说”完全一致。罗尔斯的“社会基本结构”包括三个方面：一夫一妻制的平等家庭、尊重个人财产的市场竞争制度、独立的司法制度。用王国维的话，这个就密切联系着中国的“修身齐家”，即所谓“义”。正因为这个“自由”联系着公民社会的基本结构，所以它是第一位的。

　　但是，正如罗尔斯一样，王国维对于公民道德和自由的讨论却绝不止于此。王国维在1904年要讨论的问题恰恰是，在中国仅仅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自由、自由竞争的经济自由，是否就可以保证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王国维提出这样的疑问，是与他当时要处理现实改革问题有关。换句话说，他要面对的真正的问题是：在当时的中国，那种“化公为私”、以“新政改革”之名巧取豪夺来的财产算不算“私人财产”？这一部分财产应不应该被当作私人财产受到保护？而王国维的回答是断然的——那就是不行。他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这种行径违背了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也是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最高原则——“正义”。

　　为什么王国维会从“自由”和“正义”这两个角度去构想公民道德？因为他当时是作为刚刚进京的一个年青官员，针对清王朝的“新政改革”来发表他的意见的。他关于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构想，与中国近代改革的构想紧密相联，完全不是抽象地谈理论。具体说，他针对的是当时朝廷的官员和特权阶层，以改革的名义，大肆圈占国家土地开办企业，随意抢夺庙产建立学校的掠夺行径。王国维抨击说，那些朝廷大员，“即素号开通之绅士，竟恫然不知正义为何物”，为设立中小学校，竟然以官方的权力驱逐僧人，兼并庙产为私有，在僧人看来，这种“不顾一切以强力夺弱者之所有为私有，并使之无所控告，其酷烈尤强于盗贼”。他反问并且预言：“假使有更强有力者，再来夺取该学校，则创设该学校者感情又当如何？”他讽刺：如果让学生在这样“盗窃来的学校里”上课，在“抢劫来的宿舍里”生活，若想让学生养成公民道德，成为未来公民社会的栋梁，岂不是南辕北辙？

　　换句话说：如果办教育的人的出发点不是正义，而是赚钱和私利，那么你能指望学生不是小商人小盗贼吗？王国维抨击道：我不是不知道必须保护私有财产，我也不是不知道发展教育之重要，但是，如果鼓励用盗窃来的财产做生意，鼓励用抢劫来的资本办学校，那么就是“以一校而摇社会之根柢，孰得孰失，孰利孰害，知者不难决断”。而且，在王国维看来，以改革的名义化公为私的掠夺者造成的破坏，甚至还要酷烈于社会造反的乌合之众造成的破坏，因为它更从根本上破坏了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秩序——造成“正义之德坠于地也”！

　　因此，为什么需要强调公民道德？如何重建公民道德？如何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合作社会？这里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处理“自由”和“正义”，——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义”与“仁”。对于这个问题，王国维的回答是十分透辟而犀利的，他的回答也对我们今天可谓启发良多。因为他指出，尽管从一般角度来看，甚至从理论上说，仿佛是自由优先，正义次之，消极道德比积极道德重要，即所谓“义之于社会，其用尤急于仁”，“其于社会上之作用，则消极之道德，尤要于积极之道德”——但是，这仅仅是一般而言、理论上说罢了，而对于中国改革的现实而言，情况实际上是恰恰相反，中国近代改革所遇到的严峻危机表明：必须把“正义”看作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优先范畴，必须把“正义”放在“自由”的前面，因为非如此则不能建立一个“合作的社会秩序”，而如果不这么做，弄不好社会合作就会解体，特别是要防止社会的特权阶层有可能利用改革和“自由”的名义巧取豪夺，结果是最终瓦解整个社会。

　　王国维接着论述“公民道德”：如果说自由就是奉公守法，做个老老实实的好公民，做个自己有财产因此也尊重别人财产的“个人”，管好自己绝不干涉别人自由的乡愿，那么这个“自由”、这个“公民道德”，中国人其实并不陌生。但是，对于中国的改革来说，这个标准太低了，说不好听那就是个市侩的标准，庸众的标准。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最缺乏、最陌生的是社会正义的道德，正义的意志，王国维说，与市侩、庸人的道德相比，正义的原则就如同圣贤的情怀，它才是公民道德的核心，是精神自由的境界。王说：“仁之事，非圣贤不能，而义之事，则得由利己主义推演之，非特社会之保障，亦个人之金城也。”“后者政治与法律之所维持，前者宗教与教育之目的也。”

　　为了让当时的国人和官人听得明白，王国维巧妙地将自由视为“义”即消极道德，正义视为“仁”即积极道德，从而在自由与正义、仁与义之间展开了慷慨陈辞地论辩。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是义、是“自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则是仁、是“正义”。“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这个是自由，“以斯道觉斯民”——这个便是仁、是正义。“仁之事，非圣贤不能，若夫义，则苟栖息社会以上者，不可须臾离也。”按照他的看法，一个秩序良好的合作社会，绝不是一个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不干涉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一个秩序良好的合作社会，也绝对不可能通过诸如市场之类“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来“自动”达到，相反，健全的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必须通过“教育”来达到，只有“教育”可以培养人的“正义情怀”，其中宗教、美、艺术和音乐正是“人文教育”的基本内容。

　　如此看来，王国维关于如何建立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构想，其实与最近来华讲学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主张相当一致。哈贝马斯也强烈反对市场自由主义拜物教，反对仅仅通过市场自由竞争，便会自动达成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乌托邦，相反，他主张通过和借助“语言、文化交往活动”来构建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

　　但是，在这个方面，当代世界的政治自由主义大师罗尔斯教授却与他们的观点非常不同。

　　罗尔斯的观点非常简单，在他看来，秩序良好的社会尽管不能通过“自由竞争”单独达到，而且社会正义和公民道德中的正义，也完全不能单独通过“教育”来达到，寄希望于宗教、美、艺术和音乐，那实在是精神贵族的空虚飘渺，至于什么所谓的“语言、文化交往活动”，那更是痴人说梦的不知所云。他的观点也非常干脆：那就是为了维护正义的公民社会和公民道德的正义，“强制”就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强制”才是维护一个合作的秩序良好的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核心，“强制”既是维护一个秩序良好的合作社会的惟一可行的政治方案，它本身也是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强制”有点不中听，但其实，它就是自由的另一面。

　　罗尔斯举例说，尽管任何家长皆有教育孩子的自由，邻居不得干涉，但是，你要是往死里打孩子，那么则任何邻居都有举报、干涉和通过强制来制止你的自由。如此类推：教会尽管有革除异端教籍的自由，但是你不能烧死他们，如果这样做，就要通过政治手段“强制”教会必须遵循良心自由的原则。当然这是最普通、也是最好理解的强制。

　　不太好理解的强制，比如美国大学强制在同等分数情况下，优先招收黑人学生，在工作录用时，同等情况下，必须优先考虑黑人雇员。为此，白人学生和家长当然非常不满，认为这种强制完全违背了自由竞争的原则，但是——这种强制却有助于建立机会的公平和平等，换句话说，这种强制有助于建立一个秩序良好的合作社会。

　　同样，我们都知道家庭有处理私人事物的自由，家庭私域政治不得干涉，但是，在生育、抚养和教育儿童方面，对于女性和儿童却必须进行“强制保护”。对于这个强制，我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律界的朋友有个啼笑皆非的好例子，就是一次在美国的校园里，他怀孕的妻子突发短期昏厥症，适逢巡逻警察至，警察立即“强制”将其妻送医，其时妻子已经苏醒，我的朋友以丈夫的权利提出妻应立即回家休息，认为此时送院不妥，结果那警察二话没有，先掏出手铐将法学家铐在路边，随后将其妻子强制送医。这个强制当然有过头的成分，但是“家庭法”中的强制内容，就是建立在女性享有的公平的机会平等经常遭到破坏的基础上，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不强制不足以平民愤”，因此就宁肯“错拷”一千也不准“错死”一个。

　　再比如，今日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报道，就是某些私人企业主因为财物或者产品失窃，而对女工进行搜身检查。而对于这样的企业主进行法律的惩处和追究，就是强制性地维护女性的人身和名誉不得侵犯的权利。在这个强制面前，所谓企业主的财产权在女性的人身和名誉权问题上就是次要的。这里“劳动法”中的强制，也同样是“不强制不足以平民愤”之举，其原则是宁肯强制强者也不冤枉弱者，基础还是维护社会合作。

　　在当代中国，对于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偏颇。所谓偏颇就是说：好像公民社会就意味着自由和自愿，与正义和公正无关，与政治和强制更加无关。根据这样的说法，于是就有了“效率优先”、“公正次之”，乃至“公正妨碍自由”的论断，好像“公民社会”就简单等于“市场社会”，于是在这里强制越少越好，国家越不管越好，国家越不管意味着强制越少自由越多，即使没有正义、公正也没关系，好像“社会”本身会“自动”达到最和谐状态——我知道这些论断经常是由我的经济学方面的朋友们发明。但是，这其实是对于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十足误解，据我的了解，当今欧美社会也不存在这样的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理论。

　　因为，公民就是指那些从事合作的人们，公民社会就是那些从事合作的人们要力图建立的秩序良好的社会。因此，正是由于这样的“约定”和为了这样的目标，“保护个人自由”与“维护社会正义”其实就同样重要，因为它们都是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最高原则和基本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不但与自由和自愿相关，而且它同时也与罗尔斯说的“强制”和政治性参与、政治性干预有关——实行“实名存款制度”就是一种针对个人的强制性的举措，其中当然包括了反对腐败的旨趣；严格征收个人所得税当然是一种强制，但它同时必然也是公民义务；至于在香港实行基本法32条，当然包括了对于言论的规范，但是不得使香港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基地，这同样是香港公民的义务，乃至公民道德的组成部分。

　　在当代中国，对于公民道德和公民社会的讨论，绝非“一般而言”或者理论空谈，其基本目标是如何建立一个秩序良好的合作者社会。这一话题既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世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如何争取置身于一个自由而正义的生活、事业和世界之中，并为之不懈奋斗。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从个人的日常生活和现实环境中提出何为“公民道德”、何为“公民社会”的切实理解。这意味着：真理就在现实生活的实践中，真理就是生活，是生活的大道。

　　2002年12月30日 21世纪经济报道第57版

　　新浪编者注：“激情燃烧的财经岁月－《21世纪经济报道》岁末专辑”专题系《21世纪经济报道》与新浪财经联袂制作。本文为《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终特刊（1－60版）系列文章之一，该年终特刊（完全版）为《21世纪经济报道》授权新浪网独家刊登之作品，所有媒体及网站不得转载，除非获得《21世纪经济报道》书面授权并注明出处。欲转载本专题相关内容、或对本专题有任何建议，请来信[e-mail]， 或致电：[phone] 转5361联系。值此新年即将到来之际，非常感谢广大网友在本年度对新浪财经的支持，欢迎赐稿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