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社会之二：高收入群体生态

　　李春玲

　　五类新兴高收入群体

　　近十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高收入群体的人员构成和特征与十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改革最初十年里(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出现的高收入人群， 主要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一些小企业的承包者以及炒股票获利的人为主，他们原先大多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企事业单位的基层管理人员或某些遭受社会歧视的人(如劳教人员)，他们原来的社会地位较低，文化素质也较低。

　　最近的十年里有几类人群加入高收入群体，使这个群体的社会构成发生了根本的改观。我们的研究显示出，以下几类人群在高收入群体中的比例不断上升。

　　第一类人是部分原国有、集体企业负责人或管理人员。1990年代中期以来推行的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导致大批原国有、集体企业负责人或高层管理人员成为企业主或股东，他们拥有一定的企业资产和较高的收入。这批人数量相当大，至少有十几万人，但他们大部分没有被统计为私营企业主。这批企业主一般来说比原先的私营企业主文化素质要高，他们与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也较密切。

　　第二类人是借助权力背景下海经商的人。1992～1993年的经济高涨时期以及随后的几年中，有大批在任政府官员的亲属下海经商，还有一批人辞官经商。这些人因拥有权力资源而较易在商界中取得成功，从而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并获得较高的收入，他们的文化素质一般也不低。

　　第三类人是三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这批人的数量增长很快，这一方面是由于海外投资的增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近年来许多外资公司推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在1980年代，许多外资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是西方人或海外华人，他们的工资收入一般比中方雇员高好几倍。1990年代以来许多外资企业用中方雇员取代来自海外的雇员担任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人往往有很高的收入，其中有些人还参与分红或拥有股份，他们一般文化水平较高。这类人的数量也有几十万。

　　第四类人是原先的专业技术人员下海经商。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特别是高等学府教员下海经商是中国很独特的现象，这类人常常被称为儒商。美国《福布斯》杂志2000年度评选出的中国大陆前50位富豪中就有5人以前是大学教师，3人是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9人是国有或集体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最近两三年来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更促进了这一潮流，大批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下海创业，加入了高收入群体。这些拥有技术资本的中青年企业家的财富积累速度远远快于以往的企业家。2000年度的中国50位富豪中有6位年龄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中青年创业者，在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后，直接投入电脑电信行业创业，在短短的3至5年中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跻身于50富豪之列。

　　第五类人群是某些拥有实权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垄断性行业或大型国有、集体企业的负责人。

　　这五类人群大批涌入高收入群体，使这一群体的社会特征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获取财富的途径、他们的社会政治心态和社会政治地位以及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改变。

　　高收入的获取途径

　　近年来高收入群体的社会构成的变化反映出，拥有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本是获取高收入的最主要途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5年来，文化资本(教育)在决定人们的经济地位高低方面的作用不断增强。

　　长期以来，在中国，教育对人们收入的影响力远远小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改革以前，教育水平对中国人的收入影响是不显著的。改革初期的1980年代，教育的经济回报率在2%～3%之间，也就是说，多受一年教育收入增加2%～3%，而同期英美国家的教育回报率为7%左右，亚洲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回报率则为10%～11%左右。至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教育回报率虽略有增长(大约在4%)，但仍明显低于其它国家。然而，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增长很快，已彻底改变了以前的“脑体倒挂”现象。2000年的一些调查结果显示出，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已接近英美国家。

　　教育水平对个人收入水平影响的增强，主要是由于市场化及工业化的推进，同时也有一部分是由于国家的政策导向的作用。从这一方面来看，中国社会的经济分层机制越来越趋向于与市场工业化国家相一致。这种发展方向预示着，未来的高收入阶层将以文化素质较高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为主体。有些研究已显示出，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主中，高文化素质人员的比例越高。2000年度中国50位富豪中，有44%的人具有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其中20%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

　　通过权力运作来获取财富的现象在1980年代后期就已出现，1990年代以来则愈演愈烈，高收入群体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直接或间接地运用权力来致富的。

　　在1980年代，绝大多数干部的收入水平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下水平，并远远低于私营企业主的收入水平。但1990年代以来，干部群体的平均收入增长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的一些社会群体(如工人、农民、普通职员、个体户、小私营企业主等)，干部群体在经济收入的等级分层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某些特权部门官员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所能享有的经济待遇甚至超过一些大私营企业主，同时，拥有权力背景的人财富积累的速度远远快于一般的企业主。

　　导致权力参与收入财富分配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现存体制上的一些弊端，另一方面也由于某些历史传统因素。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惩治官员腐败行为，社会舆论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大量揭露批评，但至今为止，权钱交易现象仍屡禁难止。

　　高收入群体生态

　　高收入群体的社会构成的变化也引发了这一群体特性的变化。1980年代及1990年代初期的高收入群体的成员较缺乏社会共性和利益认同，他们的职业身份、社会地位、文化水平、利益需求和政治倾向都有较大的差异。然而，当前的高收入群体成员的同质性却明显增强，尤其是高收入群体中的新生代成员，他们正在发展共同的社会文化价值、生活方式、利益追求及社会政治态度。

　　高收入群体同质性增强首先表现在职业趋同方面，目前高收入群体的主流成员大多是中高层管理人员(大中型企业主和经理人员、中高层干部等)和专业技术人员(如律师、设计师、演员等)，也可以把他们称作为高级白领阶层。同时，这些主流成员大多拥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基于这些类似的职业及文化背景和较高的收入水平，他们逐渐发展出一种与1980年代的高收入者(暴发户)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品味、行为模式和价值理念。汽车、商品房、旅游、高档家居用品、名牌服饰等是他们追求的消费标志；整洁、礼貌、高雅等是他们所推崇的行为模式；财富的多少、收入的高低是衡量个人能力和自我价值体现的标准。那些举止粗俗、满口脏话的暴发户行为模式在现今高收入群体的主流文化圈中遭到鄙视。更为重要的是，这批新生的高收入者是近几年来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推进的主要获益者及支持者，这使他们趋向于较为一致的社会政治态度及利益追求。

　　高收入群体在人口中的比例并不是在地区间及行业部门间平均分布的。一些调查数据显示出，高低收入者的所占比例在各地区和各部门中是不一样的。

　　高收入人群更多地集中于一些经济发展较快、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和少数几个行业部门。《福布斯》杂志2000年度评选出的中国内地50位富豪中，24%的人主要经济活动在北京，14%在浙江，12%在广东，12%在四川，还有12%在上海和香港，其它地方的人很少。另外，高收入人群也大多集中于高新技术产业或目前利润较高的几个行业。50位富豪主要经营的行业是：电脑、电信占24%；电器或机械制造占18%；房地产、建筑、建材占14%；制药占10%。

　　高收入群体的社会角色

　　目前官方给予高收入群体的社会政治角色定位还不是很明确。执政党的思维正不断随时代演变，现今政府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和经济发展，高收入群体则是促进市场化及经济增长最有力的支持者。

　　以往意识形态与现实目标之间的矛盾，使得高收入群体当前的社会政治角色模糊不清。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尤其是这一群体的上层对中央及各地方政府正在推进的经济政策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政治参与或分享权力行动的合法性仍不明确。

　　这种矛盾的社会角色定位，也使高收入群体的社会心态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们是经济改革的获益者，与收入较低的工人、农民或其他社会成员相比，他们的社会满意度较高，不满情绪较少一些，对近几年政府实行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政策的支持程度也较高。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阴影仍然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使部分人感觉到未来的不确定性。有些人持国外护照或在海外存款购产，部分是出于这种心态。同时，他们对于只能有限地影响决策或者缺乏充足的合法途径去影响决策的状态也不太满意。这种矛盾心态使许多高收入者对于他们所生活的社区、地区或国家缺乏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心，他们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更主要地是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而不是对他人境遇或社区发展的真正关怀。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2002年12月30日 21世纪经济报道第5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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