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的变化具有两个可以识别的特征,一是资本和就业在部门间的转移,二是资本和就业在地区间的转移,……乡 镇企业、外资企业和其它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和快速扩张是资源在部门间转移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但这个部门间转移的过 程几乎同时又表现为地区间的转移过程。……这个现象很像甚至干脆就是经济地理学上所描述的那个所谓"工业的集聚"

　　韩国高校两个多月的寒假一般开始于12月中旬,这意味着我在韩国庆北大学经济通商学院的教学工作即将进入最后 的复习迎考阶段。在这最后的两周时间里,学院方面希望我能为全院的教师(也对研究生开放)举行一个关于中国经济的"特 别系列讲座",理由大概是中国的经济变化速度之惊人让很多人对中国产生强烈的好奇心。的确,在韩国工作几个月之后,我 已发现,这里的大多数韩国经济学教授对中国经济虽具有职业的好奇心,但知之甚少。

　　在11月21日和29日,我分别作了关于中国转型方式和高速经济增长的两场报告,得到出人意料的反响。29日 的演讲中,我一开头便说,要解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必须先抛弃两个"谬误":一个谬误来自中国经济的外行,一个来自 中国经济的内行。外行的谬误是相信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经济,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有6至7成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内行的谬误 是不相信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竟有那么的重要。

　　先来说来自外行的这个谬误。没错,中国有65%的人口在农村,这的确是"国情",但是如果因此而相信中国经济 还依旧是一个农业经济,那就错了。与东亚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类似,从增长的角度来说,中国依赖的不是农业,而是工业, 尤其是制造业。现在,工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的45%左右,与新加坡和韩国当年不相上下。而农业所提供的GDP只 有10%,而且这个份额还在下降之中。这意味着,解释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制造业部门中。

　　只有理解了这个特征,才能懂得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为什么一直那么重要。20年来,是高水平的投资支撑着制造 业的扩张。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类似,从总量上看,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从固定资产投资的 口径来计算,投资率由80年代初的20%上升到了90年代末的35%左右。而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建筑安装工程和设备工 具购置两项又占绝对的份额,说明了工业和制造业经济扩张中的绝对重要地位。

　　尤其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在改革以后的15年时间里,居高不下的投资率基本上是在中国经济发生显著的结 构性变化的过程中实现的。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具有两个可以识别的特征,一是资本和就业在部门间的转移,二是资本和就业在 地区间的转移,而这两个转移的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和其它非国有企业的进入和快速扩张是资源在部 门间转移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制造业也因此而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时期。但这个部门间转移的过程几乎同时又表现为地 区间的转移过程。绝大多数新兴的制造业部门迅速地在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集中和集聚,这个现象很像甚至干脆就是经济地理 学上所描述的那个所谓"工业的集聚"。这样一种同时拥有多个增长中心的经济在世界上其实并不多见。显而易见,中国的高 速经济增长不仅是依赖了高速扩张的制造业,而且是依托了能产生显著"集聚效应"的制造业在地理上的多极化态势。

　　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另一点是,在制造业的高速扩张过程中,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 是,在很多研究文献里,贸易的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常常被严重地低估了。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内行的谬误"。这个 谬误的产生导源于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中的"净出口"项目。"净出口"是出口与进口的差,等于贸易的余额。这个余额在总 体上只占中国GDP的1%至2%,因此,要核算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话,那么"净出口"不仅微不足道,而且在经济出现 贸易逆差时还会在实际上降低GDP的增长率。

　　因为这个道理,大多数研究都一致地认为,在中国所实现的高速经济增长中,贸易的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记。特别是 1997年东亚金融动荡之后,关于中国经济的"内向性"的判断事实上已成为"共识"。因为总消费和总投资占了中国GD P的90%,就是说中国经济是一个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主要为"内需"而推动,似乎该是一个常识,但不幸的是,这个常 识可能导致一个谬误。

　　应该不难想象,消费、投资、进口和出口之间都存在着相互的关联性。而且对中国这样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而言 ,进口和出口对经济其它部门的贡献往往可能更大一些。从理论上说,如果我们在没能确认出口对构成GDP的其它支出项目 的影响力度之前,就简单地从GDP的恒等式来直接计算"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然就等于忽略了出口对其它支出项 目的"间接贡献"的大小。正确的估计方法之一是,要首先估计出口对消费、投资和进口的影响,然后再去估计出口对GDP 的贡献大小。而这就需要经济学家真正去做研究了。

　　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国经济学家的注意,而且开始有人利用类似的方法来重新估计中国的出口对GDP的 贡献份额。例如,林毅夫和李永军(2002)最近的研究就是先估计出口对消费、投资和进口的积极影响,之后再对出口增 长可以拉动GDP增长的贡献大小进行估计。结果发现,平均而言,出口增长10%就可以拉动1%的GDP增长率。

　　其实,简单的经验会提醒我们,这几年,没有出口保持着15%至20%的高速增长率,中国的经济增长要被拖下2 个百分点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事。再从珠江和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增长来看,出口扩张和外资的流入显然已经成为经济持续走高的 最重要的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