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资本市场千奇百怪的陷阱，中小股民们当不断审慎自警，千万小心莫为一点甜头被庄家夹在老鼠夹上。

　　在这个庄家与规则制定者如猫，中小股民如鼠的游戏中，我最不以为然的对策是所谓“与庄共舞”的理论：比如发现一个庄家正在挖一个新陷阱，躲到它的背后，把庄家推到陷阱里，这几乎是异想天开，痴人说梦，以庄家的雄厚财力，及其聚起的能人诡士，在花样百 出之际，一个或几个中小股民要想占得上风，简直如同与虎谋皮，即使偶一巧胜，也迟早被算计回去。坦率地说，我甚至怀疑所谓“搏杀庄家”的理论本身就是庄家的阴谋，因为，只要中小股民敢于和庄搏斗下去，那中小股民的钱迟早会进了庄家的荷包。

　　若中小股民真会维护自己的利益，最重要的还是要集合起来，从源头上消除庄家产生的土壤。

　　终结庄家时代消解证券双轨

　　2000年10月，当某些自以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基金被媒体曝光之后；2001年1月，当曾经在两年之内呼风唤雨，将中科创业由17元爆炒到80元的庄家吕梁山穷水尽被迫浮出水面之后；2001年4月，当曾神通大显将亿安股价于2000年2月狂炒越过百元的广东欣盛等四大庄家被证券监管当局打回原形之时，庄家已难以随心所欲地操控中国股市。

　　在随同中小股民一起为监管当局叫好时，我们不能不有更清醒的理性：这只是终结一个旧时代——庄家时代的开始，而远非结局。

　　若要真正地终结庄家时代，首先要完成舆论上的正本清源。庄家们之所以能在一段时间内躲在暗处，却神气十足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首先在于他们偷天换日、混淆视听的舆论布局：其一，股市就是投机，而不是投资，股市是非理性的，因此，ST、PT的股票价格当然可以比绩优股蓝筹股更高，股价完全可以成为价值基本面的脱缰野马；其二，拥有大量资本的大户投资者就是庄家，大户庄家就是稳定市场的力量，因为美国有很多动辄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大户庄家，所以美国股市才稳健；第三，也是上述两种论调的本源，既然我们要搞市场经济、自由股市，怎么能限制大户庄家的自由？

　　多年研究美国金融证券市场的郎咸平带来的知识正摧毁着以上颠覆者的怪谈。第一，自由股市是所有入市者的自由，绝不是少数操纵者的自由，退一万步说，即使在规范的赌场，大户也绝无抽老千的自由。大户在整个证券市场中只能是少数，中小股民才是真正的多数，这些大多数因股市公正、公开、公平而汇聚的信心，乃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的真正脊梁柱石。股市当是以智慧的多寡为分配的标准，而非以资本的多寡为分配准绳。少数操控者的绝对自由必然侵犯大多数投资者的自由，在他们利益“巧取”的背后是对后者合法经济权力的剥夺。第二，大户和庄家完全是两回事，拥有大资金者即为大户，但大户同时操控上市公司信息以牟利方为庄家。在美国，庄家是要被坚决消灭的，像巴菲特那样的大户是靠对真实价值独具慧眼而谋利，通过金融工程学的复杂而科学的投资组合规避风险，索罗斯之流也只能在监管乏力的弱市中兴风作浪。因此，一家业绩下滑公司的股价在当今纽约证交所狂升，是绝无可能的。

　　真正要终结庄家时代，更重要的是治理庄家可乘的企业悖论之机。早在1904年，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就在《营利企业论》中指出：随着企业上市，企业将产生现实收益力和预期收益力的差异，即前者要做出企业长期实在的盈利，后者通过短期效应炒作自身股票而牟取暴利，企业家的精神分裂将由此达至巅峰。他预言，后者必占上风，将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这位身前不为资本市场所喜者辞世的那一年——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了，世界经济连环崩塌，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美国人痛定思痛，找到治疗企业家精神分裂的苦口良药，在微观上，推进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分离；在金融市场宏观层面，严厉打击庄家，严惩虚假消息及操纵股市，逼迫股票价格回归价值基本面，即盈利增，股价涨；盈利减，股价跌，从而迫使企业扎实经营。

　　当今中国，庄家操控特殊背景是证券金融市场的双轨：在上市公司层面，同一种股票，一轨是流通的公众私人股，另一轨是不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国有和法人股常可以操控公众股；在上市公司经营者层面，一轨是董事长乃公司经营者，另一轨他(她)可能同时是证券市场或明或暗的私人投资者。事实上，一方面他的权力足以掌控上市公司消息，另一方面，假如他出卖上市公司信息，获得的利益可能远超过他作为经营者的收益。在现今法律框架之下，虚报信息、黑幕交易很难被绳之于法，如此，企业家对抗庄家收买的惟一力量源泉就是党性或道德自律。换言之，双轨制激化了上市公司的固有悖反。国有证券公司、基金、投资公司存在着类似的双轨。客观上，这种双轨难以遏制当企业家被庄家收买后双重财富转移，一是国有资产流失到庄家手中，二是中小股民的资本被豪夺到庄家手中，最后很可能演绎国人最不想看到的悲剧：一面是国有上市公司被掏空，一方面中小股民望市却步，而庄家却卷款私逃。

　　中科系、亿安的崩溃正是警告这种危机已经日益逼近，中国股市已经到了非标本兼治不可的时候了。治标在于加强监管，尽可能增加庄家投机的成本，治本在于尽快消解证券市场的双轨落差，惟有消解后者才能真正终结庄家。

　　谁能拯救中国股市

　　如果以EVA之“眼”透视2001中国股市，中国股市正完成一个尴尬的蜕变——由2000年的正和游戏变成2001年的负和游戏——中国股市真的滑落为我们一再担心的财富黑洞。

　　如果以传统的会计标准度量，2001年的中国股市还说得过去，1073家上市公司平均净利润为5858万元。但天上没有掉下的馅饼，资本也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就是，股民既然投资了，最起码的收益应该比银行存款和债券的收益要高，简言之，EVA就是扣除此成本后的净收益。如此一算，200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EVA数额为-1442万元。换言之，中国股市整体上非但没有创造真正的财富，而是在毁灭财富。

　　尽管对资本成本的计算方法仍有争议，但没有争议的是股市的本质意义，它不再单纯是为国有企业融资，而是在符合基本面的股市中，资本向创富效率高的上市公司配置，从而刺激优质上市公司创造更多的真实财富，使股市变成正和游戏，所有的参与者方能总体上都是赢家。

　　面对中国股市沦为负和博弈的现实，道琼斯公司高潮生先生提出的解决之道颇有几分道理：“调整股市结构、强化政府监管、改善公司盈利是健全中国股市的3大法宝，只有三者同时并进才能够推动中国股市跨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最终告别以炒作为核心和动力的初级阶段。调整股市结构在三者之中起着激活全局的作用。”

　　2001年6月至2002年6月，风起云涌，充分博弈的国有股减持在公开、透明的讨论中取得阶段性成果，日渐逼近中国股市的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实行股票全流通，从根本上消除国有非流通股和公众流通股的双轨制；促使上市公司明晰产权所有人；在对公众流通股股东进行合理补偿的前提下，通过市场竞卖确定国有股减持价格，确保国有资产价值合理最大化，进而充实对转型中国生死攸关的社保基金。倘若坚定地跨出这一步，中国股市将决定性地消除主要弊端。

　　富有意味的是，国有股减持却在关键时刻嘎然而止。它正由有缺陷的进步迈向日渐完善的自我革命时，却在所谓的“暂时纠错”、“彻底纠错”的舆论中，自我否定为民众养老负责任的正确初衷。而极少人参与(难免暗箱嫌疑)、极低价格(一般是非流通股的净资产价格)出卖国有资产的协议转让却光明正大地挺到前台。

　　鉴于受让者大多是民营企业，因此这一轮狂飙突进的协议转让就是中国股市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民营化大潮。但这在一些人看来，却是拯救中国股市的最现实的道路。

　　且不论暗箱协议转让给国家、民众带来多大损失，也不说以目前民营老板的经营管理素质能否先行自我救赎，从逻辑上讲，仅仅微观个体的产权明晰，可以使好人能够成为好人(比原来的好人难做是个进步)，但无法阻止好人变成坏人，更无法遏制坏人作恶。因为用极少的非流通资本掌控数以十倍计的流通股资金，很难使好人抵御掏空上市公司的暴利诱惑；而侵吞中小股民的恶庄也得不到应有的制衡和制裁。

　　我们不想仅止步于逻辑推论和个案调查，全面的数据分析会使发言更有底气，因此，我们特别与思腾思特公司、上海荣正咨询公司、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合作，对目前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2001年EVA财富创造力进行透视，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一、民营上市公司的EVA平均值并未好过全部上市公司；二、EVA为负的公司比例为40.8%，低于全部上市公司的57%。民营上市公司同样严重地存在着EVA和MVA“精神分裂”的症状，无法摆脱以炒作为核心和动力的嫌疑。

　　至于民营上市公司能在未来拯救中国股市，鉴于内地公司上市时间大多较短，无法做出纵向对比，郎咸平教授对香港民营上市公司进行分析，他的结论是：相对而言，香港的股民并不信任民营企业。

　　显然，如何拯救中国股市有着难和易的辩证法，国有股减持的整体解决固然难，但跨出正确的一步将海阔天空；协议转让固然易，但于国于民于股市价值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