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26日，浦东金贸大厦会议厅，“寒窗异国，才富中华”的条幅横挂在主席台上，这里正召开着一次欧美同学的聚会。当欧美经济萧条之时，东方祖国风景这边独好之刻，越来越多的欧美同学返回到浦江之畔，继续追求他们财富的光荣与梦想……

　　当黄晓光演讲完毕，会议继续进行，他如约来到连接金贸塔楼和会议大厦桥廊上的一间会客室，我们开始了一次深入的采访。交谈之下才知，30年前，黄只是上海滩一个平民的 孩子，为着5分钱一次游泳而快乐不已，如今他已经成为上海滩的财富偶像之一。在这个渴望成为远东最重要金融中心的大都市里，他是世界最大的银行——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而花旗银行上海分行是所有外资银行在上海最成功的。面对何以成功的提问，黄谦逊地说：30%是个人的努力，70%是遇上了幸运的时代。

　　作为这个时代的观察者和思考者，我也是非常幸运的。黄只是2001年初至今采访的杰出人士之一，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有幸向前美国商业部助理副部长黄健南先生、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先生等名宿当面请教；在金融证券领域，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啸东、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等真诚对话；在华人实业界与明基电通李尡耀、联想总裁杨元庆、汉普总裁张后启等共同切磋；在跨国公司界，与宝洁董事长白波，柯达总裁邓凯达等开诚对话……每每总是一见如故，谈兴甚浓。当然还有很多没有见过面，但我们以文神交的精英，如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章晟曼先生等……

　　他们都是各行各业顶尖的精英，在中国青年的眼中，他们已经赢得了财富的光荣和梦想，在中国这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里成为赢家。我知道所有不甘平庸、渴望成功的青年都想问一个共同问题：他们凭什么能够赢得成功，在这个幸运的时代，一次次把握住机遇，奋斗不休，成为精英，跻身主流？

　　每一次我都代人们问了，他们每个人独具魅力的故事，我已经写在了纸上，写在了这本书里。作为记录者，我已经尽到了我的责任，但对于以思考为乐，对于追求时代主流精神完美传播的我来说，这还不能令自己满意。因为昔日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当天时、地利、人和变迁之后，试图简单克隆是愚昧的想法。然而，我相信，成功的思维特质和行动原则却是共通的。

　　分析每一位成功者的路径，感悟每一位成功者的思维逻辑后，我试图将其背后的成功逻辑与思维智慧予以提炼概括。这一尝试让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富贵魔方。红的一面是思维的五重境界，黄的一面是思索的五种武器，蓝的一面是人性的五个层次。每个人都可以转动这个魔方，选择适合这个时代的格局境界，选择适合自己的人性动力，选择适合的分析行动智慧，从而为自己财富的光荣与梦想定位。

　　一个人的5重思维境界

　　“英俊非凡”，第一次看到胡祖六的时候，觉得他不到30岁，英俊的面庞，挺拔的身躯，得体的西服，使他在2001年8月，哈佛商学院在上海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的公司治理结构会议上成为最潇洒的男人。在那次国际顶尖的会议上，内地、香港特区两大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和沈联涛都到场，而张维迎、郎咸平、林毅夫等青年才俊亦非常活跃。

　　胡是典型的不断寻求自我超越者，从湖南一个小县城，到北京求学，而后到哈佛苦读，到最后以高盛的名义回到中国，他的视野不断开阔，他的平台不断升级，如今成为中国收入最高的投行经理之一，年收入当在百万美元。

　　胡祖六典型地展现了精英们共同的特质，那就是他们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主动地去追求。他们都具备不断向上超越和穿透的思维能力。当他们站得更高，才能望得更远，事业才能做的越大。对于渴望追求财富梦想的国人而言，追寻精英们的成功原由，先要透视他们的不断升级的事业格局。倘若想寻觅到未来更丰盛的事业和生活的“奶酪”，你只有在更广的背景下，你才能更清晰地断定你的现在，追寻你的未来。

　　给自己定位，你可以把自己放到一个比一个更宽广，而且运动着的时代背景里观察：微观经济(企业)层面；中观经济(区域或行业)层面；宏观经济(国家及国际)层面；社会发展层面；哲学、宗教和人性层面。这思维的5个层面，一层比一层更高，每上一层都是对人的智慧的更高挑战，每上一个层次都蕴涵了更丰硕的物质财富或美味的精神营养，不可不察。如果我们能够通透地认知，你就会明白，追寻到财富绝对不是仅仅靠碰运气。

　　假设现在有一位在某知名电视机公司生产线上的40岁的普通男性组装工人王，如果用五重思维的方法，对他未来完整定位大体是这样的：(1)他在公司的工作岗位是比较没有竞争力的，他的工作的技术含量很低，而且没有通用性，如果失业，很难找到同样的工作；而他所在的公司在彩电行业的竞争力严重下降(微观之企业)，现在亏损严重，裁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2)彩电业已经成为过度竞争产业，2001年中国家电行业全行业亏损，标志着彩电业在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夕阳产业(中观之行业)；王的公司位于中国西部地区，当地比较落后，下岗失业人数较多，再就业困难。(3)自1998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进入通紧时期，迄今没有明显的好转迹象，21世纪的前10年，宏观经济的增长必定比1990年代将有所减缓(宏观之国家)，产业调整势必加速。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WTO，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将加剧，在日本长期陷入衰退和欧洲经济表现温吞的局面下，9·１1事件使美国经济萧条，全球经济增长、国际消费需求令人忧虑，中国彩电业出口难度将增大(宏观之国际)。(4)中国社会发展正面临两千年来的一次重大社会变迁的关键分水岭上，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这一转型的开端的话，在一波三折之后，现在正迈到最具有希望也最危险的时刻，未来5至10年的中国稳定与发展有可能决定这一社会转型的最终成败。王很有可能在不久后成为下岗的弱势群体一员，而能不能使弱势群体维持生存的基本需求，不使他们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将是关键的安全阀(社会发展之中国)；而中国的国家福利进展将会受到福利国际进程的影响，从国际社会的发展来看，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正面临又一轮大的机遇和挑战。世界经济一体化将带来更高的全球效率，也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对立。如果不能有效地建立福利国际的机制，在未来的5至10年，世界局势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更加动荡的时期(社会发展之国际)。(5)因为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发展正进入一个非常微妙，难以预测的时期，人们对未来的安全感越来越难以把握，人性中外向的精神依赖感将增强，邪教可能乘虚而入，倘若慈悲而具包容力的文明不能复兴，则王不排除受邪教蛊惑的可能。

　　由于以上的几重坐标的判断，这位工人正因为岗位竞争力低下，行业的夕阳化，竞争力衰退，国内国际宏观环境的约束等等原因，尽管他没有发现自己危机将至，他正在失去自己的“奶酪”，他很可能失业下岗，乃至可能陷入宗教的盲从和人性的负面。

　　作为个人，在他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有一些是他可以通过个人的奋斗所改变的，有一些则需要政府和国际社会来努力解决。

　　思维第一层：通透微观公司管理运作的技能

　　当然会有人说，判断这个工人的定位与未来，可以很直接和简单，用得着搞那么复杂吗？尤其是什么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什么的，根本不着边际！

　　坦率地说，这5个思维层面的设计思考本身，就是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通用模型，能够解释成功者成功背后境界提升的奥妙，对社会各个层面的人都有启发。

　　精英们之所以出类拔萃，是他们不断升级的思维和人生境界。假如一个人这一生的梦想仅仅是一个好技术工人，只要掌握一门熟练技术谋生即可，则没有浪费时间看下去的必要。但成为称职的职业经理人，就需要悟通微观企业管理经营之道；如果你是一个老板或经营者，那你就不仅要通晓企业内部管理，驾驭职业经理，还要对外部宏观经济的涨落冷暖，银根的宽松或收紧非常敏感，否则说不定哪天自己的资金链条就崩断；而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则需要对本地区的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了然于心；而像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章晟曼，就需要研究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层面的东西。而作为一个主流的传媒首脑，如凤凰卫视的刘长乐先生，就需要能够打通思维的5个层面，在我个人看来，主流传媒的主要责任是要帮助整个社会找到理性共赢的机制。一句话，一个人的事业做的越大，一个人的事业能容纳的人越多，或者一个人能够影响的人越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具备自下而上多少层思维的通透力和超越力。

　　能够穿透思维的5个层面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仅仅把思维的每个层面打通就很不容易了。在每个层次上，前人各种不同的思考和认知都常常见仁见智，不乏分歧，甚至针锋相对的对立观点。你先要利用立体型思维方式将它们各归其位，而后融会贯通，最后纳为己用。

　　思维的第一个层面——微观经济的公司运作。企业运作本身又分很多层次，如管理、营销、新产品开发等等。仅拿人的管理来说，如果你是一个老板或者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如何管好员工就不容易——管得太严，员工创造力可能受约束；管得太松，漏洞太多。如你求教管理学，你就可能看到很多截然不同的论述，如坠雾中。

　　信奉泰罗科学管理的老福特就把工人当成机器的螺丝。他甚至露骨地说，在T型车总共需要8000多道工序中，“我们发现670道工序可以由没有腿的人来完成……”松下电器老板松下幸之助却迥然不同，他说：“我本人的经营理念，其基础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对人的看法。一言以蔽之，人就是万物之主，是伟大而高尚的存在，我们要提倡新的人道。”为此，松下实行了类似社会主义方式的全员雇佣制。而思科的总裁钱伯斯简直把员工捧为上帝，在思科1999年以5550亿美元的市值成为全球最高市值公司时，仍不忘如此自警：“如果把思科100位最优秀的人挖走，相信思科的市值最多只有1995年的水平——90亿美元。”因此，他把40%的期权发放给优秀员工。

　　以上都是如假包换的事实，岂非让后人无所适从？事实上，这并不矛盾。20世纪初，老福特的T型车是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线，工人的技术含量很低，他随时可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条腿来替换；而到了1980年代的日本，家电已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采取的是柔性生产方式，培养这样一个高技术工人代价不菲，老板自然要提高员工待遇；至于21世纪之初的思科，已是典型的知识企业，知识已经比资本更稀缺，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源于员工的大脑，员工开心不开心，兴奋不兴奋，已经成为价值创造的最重要因素，故而钱伯斯要用股份和笑脸留住他们的心。

　　以是观之，每一种管理学方法都有适合的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就像在20世纪初，劳动密集型的汽车企业福特就采用铁血管理取得巨大成功，但如果在21世纪初，在思科采用这种方法，简直是疯了，没有一个人会为其打工。不能用一种的存在否定另一种的存在，最重要的是找到它们各自存身的时间和空间，各归其位。如果你想做一个游刃有余的职业经理人，那你就要学会根据自己企业特点，时代特征和社会环境，寻找合适的管理方法和企业文化。

　　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其它环节也是一样。再如营销，天下没有最好的营销方式，只有最合适的方法。而这最合适的方法也将随着企业成长和转型而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如此，你可以垄断制造，也可以掌控整个产业链，也可以形成新技术垄断，或形成强势终端，但更重要的是发挥你的最大优势造就公司的不可替代性。

　　当一个普通员工或者技术员，若经常思考以上问题，并努力寻求答案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向上穿透，就非常有可能在企业组织内部的一次次变革中，抓住机会，使自己迈向更重要，更不可或缺，或者是不可替代的岗位，他就可能在这个组织内部的蛋糕分配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思维第二层：寻找未来朝阳产业的投资眼界

　　同样的职业经理，比如在金融领域风光正好的黄晓光、胡祖六和不太那么走运的李洪峰、卢锦文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甚至堪称天壤之别，这又是为什么？

　　若想寻觅到未来更丰美的“奶酪”，除了个人的勤奋和有心外，还要潜心观察这个公司在行业和区域经济中的位置。就像“泰坦尼克”号，已经要沉了，你在那里拼命地向外排水，再辛苦也只能是悲剧。

　　为了未来，你需要对自己的企业进行评估：一是你就职的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二是这个行业是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第三，企业所处的地区是发达的还是落后的。这就是中观经济层面的定位。

　　你的企业正“赢家通吃”，还是快要出局？这是第一迫切的问题。市场的规则是，排行前列的企业将先享用这个行业中最大份额的蛋糕。如果落在前三位之后，市场就已经黄牌警告，如不能迅速摆脱困局，很可能就被淘汰出局。换言之，如果你还不打算离开本行业，那么跻身本行业最有竞争力的企业，会有利于你确保明日的“奶酪”。如果危机已经在前面的路口埋伏着等你的公司，你的“奶酪”即将被别人动走，而你无力改变，最现实的办法是宁愿降级屈尊到行业龙头企业中，或者是更具活力和成长性的创新企业中去。

　　行业级的“奶酪”也是动态的，也可能被拿走。因为，即使你跳到排行前列或有活力的企业，但如果整个行业正沦落为夕阳产业，利润非常菲薄，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那未来也不容乐观，在本书出现的职业精英中，原华宝空调营销总经理卢锦文和原荣事达营销副总经理李洪峰的经历是较为坎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就是他们从事的家电行业已经衰落为暮气沉沉的夕阳行业。

　　每一个行业，都有启蒙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落期，都有其兴衰成败的客观规律。最具市场感觉的人很少会在一个行业中呆一辈子的。最有眼光的投资者会选择在启蒙期，行业高速成长之前介入新的朝阳行业，那是市场高速扩张，利润空间最大，资本市场也最为追捧的时期。最高明的投资人会在行业成熟的早期把他的事业卖给别人，然后转入另一个更具潜力的朝阳行业中去。

　　产业兴衰有点像西部淘金，启蒙期如同刚刚在西部发现了金矿；高速成长期就像你已经淘得了第一桶金，很多人正蜂拥而至；成熟期是很多金矿开采已经正规化，各种内外部管理也逐步到位，市场竞争非常激烈，金价也开始下跌；衰落期是金矿已经开采殆尽，越来越多的矿工失业，当一个矿区失业人口越来越多，社会购买力就会日趋下降，就会导致相关服务等行业的萧条，区域经济和社会环境也日趋恶化。

　　对金矿最敏感的人会第一时间快马加鞭，抢在别人的前面，来到尚待启蒙的西部，跑马圈地，挖取第一桶金。当西部淘金陷入狂热，无数巨贾带着满箱美元前来时，他以最高的价格把整个金矿卖给别人。此刻，市场正陷入狂热迷乱的高峰，自然可以卖出最好的价格。当然，在高速成长的后期接盘的人，也未必就是傻瓜，如果他有强大的做到全行业的龙头或垄断地位的能力和经验，赚取成熟期长期而稳定的收益，也不失为一种稳健的人生态度。但当衰落开始后，聪明的人会早早离开那个衰亡的行业和行将沉沦的矿区，否则，未来的“奶酪”注定会逐渐失去。

　　在当今中国，传统农业和采矿业等第一产业正在衰落；第二产业制造业正进入成熟期，竞争已经日趋激烈，利润已经严重摊薄；第三产业正方兴未艾，蕴藏着无数财富的光荣和梦想。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化深入推进的必然走势。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大包干改革释放了农村生产力。但从那以后，农业发展动力匮乏，农民的负担反而日见加重。加上WTO后外国农产品的冲击，传统农业的衰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大量的民工已经涌入城市，农村撂荒，一片萧条(当然未来也存在物极必反的可能，即当荒废的土地越来越多，现代集约化农业倒可能降临)。

　　制造业正进入成熟期，1980年代中后期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中国民营制造企业像野花一样在夹缝中生长，跨国制造企业在1990年代中期大规模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至21世纪初，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呈现过度竞争状态，并购和淘汰将成为行业主导特点。

　　现在正处于启蒙或者是高速成长期的是服务业，原因有二：一、在加入WTO后，国家逐渐放开外商对服务业的投资限制，外商对服务业的投入必将高速增长；二、随着制造业的成熟和利润摊薄，制造业以前积累的利润自然将流向服务业，产业升级势在必然。

　　服务业至少将展现在5个领域：商业服务业、管理服务业、金融服务业、信息娱乐服务业和教育服务业。

　　从未来成长潜力来看，商业服务业要差一些，因为中国商业的市场化甚至是最早的，现在的竞争密度不亚于制造业，已经进入了品牌竞争的阶段，比如上海华联超市董事长华洲说，超市连锁现在的竞争门槛是500家，如果你的连锁规模在500家以下，现在肯定是不能赚钱。

　　管理服务业是未来的一个重要成长空间，尤其是IT管理的方向，现在国际上的IBM、惠普代表着这一方向，国内的联想入主汉普也正在开始这一转型。未来各行各业IT管理的外包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市场。2001年，IBM的IT外包收入就达到400亿美元，而中国企业IT管理革命历程才刚刚开始。在本书的精英中，汉普总裁张后启，原亚洲物流总裁陈奇，和君创业的王明夫、李肃、彭剑峰、包政，前程无忧的甄荣辉，快步易捷的翟学魂、罗弘等六人组，麦肯锡的陈岚均在此找到了他们财富的增长点。

　　金融服务业的外延空间可能比管理服务业更大，将包括银行、保险、证券、投行、租赁、担保等等，目前中国金融服务业因为长期国有的惰性，总体上还是相当计划、落后甚至原始。但现在改变已经开始，以花旗银行为代表的外资金融和以招商银行为代表的本土金融开始满足严重饥渴的金融市场需求；中国民间银行即将掀起一轮大潮；以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为服务对象的金融中介机构空间巨大。本书的精英如刘啸东、郎咸平、黄晓光、胡祖六、单祥双已经或正在崛起为引人注目的明星。

　　信息娱乐服务业则包括电信服务、传媒服务、影视制作、电子游戏等行业，将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传播知识和智慧、娱乐与猎奇，它的最主要门槛是对现代人的心理认识能力和对各种文明智慧的体察能力。陈绍华和赵志强已在此捷足先登。

　　随着教育禁区的松动，官办教育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传播现代新教育理念的各种层次的民间教育已经开始发迹。

　　对于中国人和中国企业而言，未来诱人而甜美的高速成长的“奶酪”要从管理、金融、信息和教育这4大领域来开掘。在本书出现的33位(组)精英中，服务业占到17位(组)，他们的事业绝大多数都在高速增长，不多年销售收入达到了100%的增长率。

　　思维第三层：在跌宕起伏的宏观周期中游刃

　　当叶莺被任命为柯达全球副总裁的前几天，我与叶女士有一次单独的深谈，叶女士反复追问我对西部大开发以及西部经济发展的看法，显然这个问题她已经无数次征求了很多人的意见，仅从这一点看，叶就不愧为具有有宏观战略眼光的优秀企业家。

　　行业兴衰的背景后，又会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倘若经济严重衰退，即使是高成长期的行业，资金链也会将绷得很紧，投资受到压抑。如果你是一个老板，在这个时候选择投资；或者是作为一个职业经理，在这个时候跳槽，就要小心一点。

　　西方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周期分为4段：衰退、谷底、复苏、高峰，而后又是衰退……以及永无休止的涨落交替。在衰退的时候，证券市场最为敏感，股票价格一般急剧下跌，企业利润下降，投资下降，一些敏感的商品价格下跌，失业现象增加。当生产能力被遏制到底谷后，市场的平均利润率提高，将促使投资增加，投资增加又带动了消费增加，市场进入一个复苏期，在达到产出能力最大化，剩余严重后，平均利润率严重下降，经济又进入一个衰退期。

　　一般地来说，如果你有充足的现金流，在谷底时，投资和收购是最便宜的，当然，你要能确定底谷很快就会过去。对于职业经理人来说，选择在谷底跳槽未必是一个好主意，一次很职业的跳槽应当选择在原企业发展达到高点时，在该行业行将进入夕阳通道的时候，跳入的是最具成长性的企业和行业，最好还是在宏观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这和投资股票的道理是一样的。当然我也非常欣赏杰克·韦尔奇那样杰出的职业经理人，他会和GE一起度过两、三个宏观经济周期，把GE做成世界上最优秀的公司，带着很多人的崇拜离开。但在目前转型中国，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市场历程被压缩到20-30年中，你很难找到GE那样稳健的企业，除非你跳到GE那样的跨国公司去。

　　与西方成熟的宏观经济周期不同，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更多地带有转型经济的烙印。这是双重的转型，一是由计划调控为主逐步转向市场调节为主；二是由国内市场独立运行转向国际经济一体化，因此很难用西方成熟市场的理论来套。

　　近10年的宏观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1995年的超高增长、高通涨期；1995——1998年，高增长和低通涨期；1998年至今的较高增长和通货紧缩期。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国内银根放松，货币投放过多，出现大规模投资浪潮。同时，国际关系缓和，外商投资高速增长，多数是外贸加工型投资，受此影响，出口增加很快，更重要的是长期被计划短缺压抑的市场需求非常旺盛，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992、1993年分别创下12.8%，13.4%的新高，在1994年也达到了11.8%，而通货膨胀也创下了21.7%的纪录。那真是中国经济的癫狂时刻，中国的富豪们肯定记忆深刻，随便搞个东西都能赚取暴利，简直像在街上捡钞票，连满街的服装倒爷也能常常赚100%的利润，像刘永好兄弟等很多超级富豪都是在那时候掘到第一桶金。

　　为对付严重的通货膨胀，1995年后，国家开始控制银行贷款，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GDP增长速度逐渐趋缓，降至1996年的9.7%和1997年的8.8%，通涨在1996年降低到6.1%，并在1997年持续下降。中国的企业和老板感到钱没有那么好赚了，很多没有足够适应能力的中小国有企业陷入泥潭。

　　1998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1997年下半年开始，物价连续下降。1998年7月，朱镕基总理在内蒙古视察时，第一次使用了通货紧缩的概念。由此，中国宏观经济开始采取了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呈现这样经济整体特征：GDP增长缓慢下降，通紧局面持续，广义货币供应量(M1)较大幅度高于GDP增长，国家财政收入较大幅度高于GDP增长。到2002年4月17日，财政部长项怀诚透露，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7%，债务余额已上升到1.6万亿，占GDP的比重已经上升到16.7%。他说“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这种宏观背景下，传统行业中即使连有规模和实力的民营企业都开始感到了巨大压力。市场开始显露它严厉的一半面孔。

　　自1992年以来的经济周期，中国宏观经济先通涨再通紧，增长速度在高位持续减缓，是无法用西方成熟市场的工具来解释的。它更主要的是转型社会几种市场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1990年代初期的市场饥渴症。因为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什么都要计划，凭票供应，这极大地将消费压抑在潜在水平之下，使全社会的需求处于长期饥饿状态。消费的狂飙极大地拉动了投资的增长，引发通货膨胀，又透支了未来一部分消费，从而使1992年、1993年出现了那种盛极一时的抢购风潮。我把它比喻为计划转型早期，中国与市场的“热恋”阶段。但这种“热恋”是不可再生，不可复制的，就像人的初恋只能有一次一样。

　　外商投资是第二个因素。从1992年开始，中国外商投资持续高涨。1997年实际利用外资创下640亿美元的天高，外商投资在中国首先表现为消费行为——购买各种建材，支付先期工资，然后才是投资行为，外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保持高位增长的重要动力。此后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影响，出现较大下滑。2001年，在中国加入WTO已经明确利好的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额为468亿美元，仍低于1997年。实际上，2001年和1997年的两个外商投资高峰是有区别的。1997年的外商主要投资在制造业；2001年则是服务业。2001年，大型制造业跨国公司中国子公司，譬如西门子出现裁员，而服务业的投资仍将保持高位，我个人判断大致可以保持3年左右，但也出现减缓的趋势。换言之，外商投资拉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力量也将在逐渐减弱之中。

　　第三，外贸出口功不可没。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外商投资大多是来料加工型企业。相当比例的产品出口，使1993年、1994年进出口总额增长分别达到18.3%和20.9%的最高峰，而后在起伏不定中呈下滑趋势，直至2001年外贸出口额增长为6.8%(注本小节宏观经济数据除说明出处外，均引自全国人大历届政府报告)。这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日本经济长期衰退，欧洲经济始终不温不火，金融危机席卷亚洲之后，美国经济也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后增长放缓，因为9·１1、安然等事件甚至有进入衰退的可能，国际需求减少；二是在美国的超市里，相当部分的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档商品，如帽子、鞋子和衣服等，都是MADE IN CHINA。未来的出口增加惟有期待着产品升级，但这并不容易，尽管“中国制造”有着价格优势，在未来的岁月里，出口增长对GDP的强劲拉动难以长期保持高增长。

　　第四个因素是国内微观——企业的制度进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作用。从1992年到2001年，企业效率有了天壤之别。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是，1994年的时候，一台21英寸的彩电，要2700元，到2001年的时候，同样尺寸的彩电可能只要800元，成本减低，效率提高，也成为GDP增长的有效动力，但现在这个潜力似乎逼近极限。

　　其它的宏观原因还有，如有的经济学家所指的中国老百姓的勤勉，高达30%以上的储蓄率，1990年代后期，中国进入资本剩余阶段后，它的意义也变小了；再有从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货币政策，但那种低效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只能是昙花一现的，而且将付出降低民间投资热情的代价，从当时特定需求看，它缓冲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间接威胁，但从长期看，得不偿失。

　　从以上几种因素分析，中国下一阶段宏观环境因服务业开放而热闹一时，但长期看不是很乐观。老板的投资和发展行为都要谨慎为妙。就像这两年，有的老板因彩电利润菲薄，就打算投空调，结果是尚未形成规模，空调利润已经被摊薄，同样投向PC和手机的都遭遇了同样的尴尬。

　　这几种转型国家的特殊动力，每一种的作用都因市场化深入而削减，像市场饥渴症，更像黄鹤一去不返。如果撇开产业升级的动力——对发达国家同样存在，中国尚有一种转型原动力有待于启蒙发挥，那就是高效而公平的国家管理体系的改革。

　　公正、高效而受到公众有效监督的政府，将会大幅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从这个角度而言，未来政府对高素质的高级人才需求会增加，这是未来可以预想的“奶酪”。不过这种“奶酪”比较适合那种对金钱不贪婪但对精神财富很在意的社会精英。就像本书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精英——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啸东。

　　相信以上从1992年支撑中国经济10多年超常规发展的几种助推力——外资、外贸和微观进步，在中国正式加入WTO后5年后会逐渐削弱，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能不能保持6%以上的平均增长率，最重要的要看国家管理体系向精练、高效、公正、透明的转型进度。

　　思维第四层：在社会发展转型分水岭上立业

　　欧代明顶住了压力，坚定地把浏阳的产权改革推进到底，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浏阳这一公正而无畏的产权改革使他站在了中国改革的分水岭上，甚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上。

　　假设宏观经济的周期是“小周天”，社会发展的周期则是“大周天”。今日之中国正当百年一遇的社会发展契机，也是千载难逢建功立业最佳良机。

　　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我最大的感受是越来越多优秀的精英跻身这个国家各行各业的前台。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盛景，这里面内在蕴藏着一种社会发展的宏大力量，由百多年来社会各种力量不断博弈，互为随机运动而至，是东西方各种文化对峙、冲撞、交融、基因优化改良的结果。

　　如果说产权改革是从计划到市场转型的成败关键，那么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则是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这个百年大转型中的分水岭。这一转型始于1840年，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击开启。100多年来，古老的东方民族经历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犯中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以至于斯，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一度被美国视为21世纪的最重要竞争对手，其间痛苦与磨砺、奋发与进取，是何等伟大而艰辛的历程，它不仅是一个在西方压制下不断抗争、不断奋起的过程。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不断自我超越，是东西方文化基因不断组合优化，是中国人不断自我觉醒，学会思考的过程。

　　忽然产生一个很有趣的问题，21世纪初的中国人与100多年前的中国人最大的区别何在？不知您有怎样的答案，我的回答是：100年前，义和团的壮士会以为贴上护身符就刀枪不入。90多年前，满清的遗老遗少会哭着喊着：宁断头，不剪辫。而21世纪初的今天，庄家们要造个概念骗中小股民已经非常困难；走在街上，如果你对一个内衣外穿的女孩说：世风不古，她会把眼睛一翻说：关你什么事，我喜欢。

　　一言以蔽之，满清末年以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脑袋是属于皇帝的，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大脑是属于自己的，不敢说，他们思考层次多高，但可以肯定他们绝大多数会想到做这事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这种活泼泼的思维状态，中国人久违了。

　　在中国的上一个社会转型变革的上升期——春秋战国乃至于唐的时候，正值青壮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民族。诸子百家争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孔孟儒学之“仁义礼智信”、老庄道学之“无为而治”、墨子的“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韩非子的法家法治，都是包含着大智大慧。当南北朝时期佛学主流由佛图澄、鸠摩罗什等引入中国，到盛唐时期儒释道的文明大融合，中国人的思维智慧攀至巅峰，达到了立体纷繁，融会贯通，万法归一的大境界。与此同时，随着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封建帝王以一己之私，官僚阶层为了士大夫的集团利益，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心态，不断遏止思考，钳制民智的阴暗势力也一直在汇聚。从秦始皇公元前211年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宋朝理学的君权、父权、夫权的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直至明清以后愈演愈烈的文字狱。

　　盛唐之后，佛教、道教逐渐被庸俗异化，变成世俗顶礼膜拜的土石偶像，开拓思维的智慧源泉逐渐成为良心尚未泯灭的仁人逃避现实的精神流放地，变成了泯灭百姓思考能力的精神枷锁。而儒学的基本精神“仁义礼信智”也一再被阉割被异化，最后竟变成了“忠孝两全”的犬儒和“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小脚。中国人的思辨能力逐渐丧失，以至于相信贴个红纸条就可以刀枪不入。当义和团为效忠慈禧太后和清王朝而与八国联军殊死搏斗之时，满清王朝却大势已去，立马向八国联军出卖了他们。

　　正是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惨痛和屈辱，迫使中国人不断绝地求生，不断挣脱思想枷锁，不断试图了解竞争对手，学习其优秀文化，中国人的自主意识和自立自强精神不断在一次次的磨难中得以激励。同时以内向自我完善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与外向追求无限扩张为特点的西方文明也不断完成一个从交战到交融的过程。尽管其中一波三折，明明山穷水尽，偏偏柳暗花明，别开生面，真的是螺旋式上升，以至于今。

　　自主意识的觉醒将为中国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奠定最重要的精神基础。现代成熟社会的本质是以个人主体意识觉醒为基础，通过个人或社会各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而达成相互制衡，从而避免个人对社会大众，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冷酷剥夺而不用付出对等代价，从而在有效的相互制衡的基础上，达成妥协，并将妥协的内容契约化或制度化，最终奠定为开放公正、动态均衡的稳定社会结构。

　　社会动态制衡上的公正、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必然与工业、后工业社会乃至知识经济时代相对应。否则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难免官僚腐败，官僚腐败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破坏力要比农业文明时代大得多，快得多。是乘数级的毁灭，如果社会一旦陷入腐败丛生的恶性循环，可能只用二三十年，就能将现代文明成果侵吞殆尽。

　　因此产权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产生的渊薮。市场的主体最终形成明确的所有人，从而使市场经济形成普遍的自主的竞争和制衡，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开放公正、动态均衡的社会结构。若能够在这一进程中，有所作为，实在是千载难逢之盛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对中华文明的复兴产生关键性推动的杰出人物亦在情理之中。

　　如果中国能够渡过这一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无大碍，中华以内省为特色的文明复兴将对人类文明做出重大贡献。

　　思维第五层：以融合基因化解世界文明冲突

　　通过凤凰卫视，我们痛心地看到：种族与宗教的文明冲突在全世界愈演愈烈。通过凤凰卫视评论员的解说，你能够感触到中国人渴望化解文明冲突的善良愿望。

　　2001年，对人类来说，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9·１1美国遇袭。这一事件很可能改变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格局，追寻9·１1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正看着一个昔日意识形态阵营的盟友如何演化成仇敌的过程。

　　在1980年代，作为全球两大阵营对抗的一部分，为对抗前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给阿富汗的抵抗武装很多的军事援助，鼓吹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种族仇恨文化，并用美国的方式训练出很多游击战士，直至1989年2月，苏军被迫撤出阿富汗。

　　1991年12月，前苏联瓦解后，阿富汗对美国的战略前沿的意义不复存在，逐渐沦为一个被美国和西方遗忘的角落，本以为能够迎来和平和发展的阿富汗人民，没能在国际社会的有力支持下重建家园，而是继续在军阀混战中饱受蹂躏，日益陷入绝望和仇恨之中。国家没有一处可以安放书桌的地方，学生们武装起来组成塔利班，作为民众的唯一希望迅速崛起。沙特大亨本·拉丹舍弃个人丰裕的物质生活，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在阿富汗，遂成为塔利班的宗教领袖。在很多阿富汗人看来，美国在苏联撤军之后背叛了他们。在拉丹的引导下，极端宗教主义者对美国的仇恨愈演愈烈。尤其当阿富汗人为了生存种植毒品，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制裁后，塔利班陷入彻底的绝望，在狂热的种族与宗教情绪作用之下，竟然炸毁了世界宗教中最为宽容和慈悲的佛教的巴米扬大佛。而不惜牺牲自身生命和不惜一切手段，对美国平民接连不断进行恐怖主义袭击，9·１1事件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发生了，恐怖分子以很小的代价造成了美国几千名华尔街精英的丧生和上万亿美元的损失，恐怖与仇恨在美国人心中滋长。

　　9·１1事件后，美国对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进行军事打击，但拉丹和塔利班的精神领袖奥马尔打破了美国的军事神话，不断抵抗，至今，拉丹和奥马尔均下落不明。两人在与美国的对抗中，通过半岛电视台向阿拉伯世界的民众鼓吹这是一场伊斯兰教圣战，两人的影响力在阿拉伯世界日益增强。2002年2月以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间冲突不断升级，恐怖主义的情绪在以巴之间开始蔓延，巴勒斯坦极端组织的人体炸弹恐怖袭击，激怒了以色列，它以国家恐怖主义报复，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大多数巴勒斯坦城市，血洗杰宁，把巴勒斯坦的领袖阿拉法特孤立起来，大炮和枪口与之只有一墙之隔，以色列禁止阿拉法特参加阿拉伯世界大会，严重羞辱了阿拉伯各国领袖。而拉丹则旁敲侧击——美国支持犹太人反映了对伊斯兰教的仇视，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为阻止美国对其用兵，也在一旁火上浇油，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误会和仇恨日趋深重。

　　如果这一趋势不能被有效遏制，可能进一步陷入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特别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向伊拉克开战。阿拉伯国家执政者将会面临更严峻的政治考验。在阿拉法特被辱之际，像沙特阿拉伯等温和派政权已饱受国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徒的指责，如果在伊拉克的问题上依然如此，加上拉丹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日见上升，某些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中的极端主义少壮派军官与拉丹结合，国内政局稳定将成一个大问题，若政变后变成反美国家，未来的局面就将愈发难以收拾。众所周知，阿拉伯世界拥有全球60%的石油储量，掌握着现代西方经济的血脉。

　　拉丹的基地组织和美利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正演变成一个日益难解的文明冲突之结，最令人担忧的是，会不会演绎成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冲突。如果不能找到对治之良方，最后演化为《文明的冲突》作者塞缪尔·亨廷顿所最担心的文明的毁灭亦未可知。

　　人类的冲突不论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还是种族宗教的冲突。都是人性自我冲突的外在表现。每个人都有神性的一面也都有魔性的一面；有善的一面，也都有恶的一面；都有慈悲的一面，也都有凶残的一面；都有爱的一面，也都有恨的一面；都有贪婪的一面，也都有宽宏的一面；都有渴望更成功更有权力的一面，也都有遇到挫折时灰心丧气乃至自暴自弃的一面。这种人性的冲突会因为不同的外部环境而产生个性的差异，即使是一对双胞胎，一个从小在充满了慈爱的环境中，他就多半会成长为阳光男孩，而另一个被放在充满种族仇杀的环境中，可能他在小小的年龄就拿起了枪，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摄像镜头。

　　而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面对不同的地缘生存的压力，共同的外部生存压力会在人群中形成集体无意识，更大范围的集体无意识常常会表现为种族文明、宗教文明乃至意识形态的分野。比如公元前6世纪，终年温暖、物产丰裕的恒河岸边，释加牟尼创始了非常慈悲宽容的佛教文明；同样在公元前6世纪，四季分明的东方，勤劳可以富足的黄河流域，孔丘面对他的72门徒说教中庸平和的儒学；而在自然条件比较苛酷的中东小亚细亚，产生了3种顽强而极具生命力的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基督教最早于公元前1至2世纪产生于小亚散居的犹太人，它与犹太教同源，后来各自开宗立教。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创建具有排他性的伊斯兰教——“除安拉之外，别无神灵，天地万物皆属安拉，凡穆民皆兄弟”。他们均以耶路撒冷为重要圣地。结果在争夺圣地的历史过程中，耶路撒冷的土地被人类鲜血涂了无数遍。这种悲剧迄今仍在绵延不休。

　　相反在东方中国，各种族与宗教文明却一直在融合。从一开始的黄帝、炎帝联合击败蚩尤就开始的三种族融合；到战国的百家争鸣至秦统一文字度量衡；再到以北魏孝文帝改革为高峰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文明大融合(其中重大的事件是佛教的东传，最后也融合进了中华文明)，乃至后来中原文明融合强悍的蒙古、满、藏等民族……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中国又从被动到主动状态中融合西方现代文明，融合着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在一次次文明大融合中，中华文化中那种特异文明融合基因日渐强大，世界罕见，而这种融合能力恰恰是当今文明冲突日益剧烈的世界所最为需要的文明因素。

　　当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形成，地球又变成了一个内闭式的村庄时，各种文明的和平共处，共生共赢，相互宽容，理解融合将变得至关重要。武力可以征服大地，却征服不了文明，强权可以垄断天空，却垄断不了人心。强大的文明如果不能内省，不可能内圣外王，最后会在毁灭世界的同时，毁灭自己。

　　因此，在人类文明发展到21世纪的关键时刻，中华文明的内省力和融合力的文明基因正可以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当然它的前提首先是对西方文明的认知、学习和包容、融合，先行在知识经济时代，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的政治与经济的伟大复兴，否则没有令西方精英信服的资格，这至少需要20-30年的时间。然后用我们的真诚、善良与宽厚令西方认知华夏文明的价值，帮助他们领会内省和融合的奥妙，从而化干戈为玉帛，化乖佞为祥和，保全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若能够成为这一进程中的一分子，将是一个人在当今世俗世界能够获得的最大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