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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财富与毁灭财富的较量
一半是蔚蓝的海水，一半是炽热的火焰；一边是积极向上的力量，一边是暮气沉沉的衰落，究竟哪一个更真实？
在我的视野之内，中国的沿海如浙江和广东，跨国公司在中国举手投足间威力日益强大，民营企业正抓住难得的机遇全速扩张，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其发展盛况更是空前，令世界瞩目着迷；另一面，在中西部的很多地方，国有集体经济迅速衰落，地方财政面临崩溃的危机，失业下岗者常常充斥整个城市，人们对未来非常迷茫，对ＷＴＯ相当恐惧，乃至绝望的情绪开始蔓延。
在我的经历之中，一方面，中国有不少像欧代明那样，不计个人得失，不顾外部压力的官员，他们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希望自己能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官员贪污腐化，他们个人每贪得一分，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往往乘数级地放大。
官僚腐败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破坏力要比农业文明时代大得多，快得多。在小农经济时代，官僚的贪污和他造成的损失基本上是１：１，也就是说农民收了粮食后，官僚即使贪污，也只是将本属于农民的粮食占为己有。单从经济角度讲，基本不会产生连带损失。因此，即使腐败成风，但只要不彻底坏了良心，不穷凶极恶，连农民生存的口粮都盘剥过去，社会就还能够维持一种基本的稳定。因此，即使没有民众对官员的有效监督，光靠明君贤相，一个朝代仍然可以延续数百年。
进入工业社会后，情况发生了彻底改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最终出现在市场上的商品，常常要经过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道工序，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了因腐败导致的残次品，可能就会产生几十、几百倍的损失放大。一架上亿美元的飞机，可能就因为其中一个小小的千元零件问题而坠毁，其造成的连带损失巨大。也就是说，腐败对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破坏是乘数级加速度的，社会一旦陷入腐败丛生的恶性循环，可能不消二十年，就能将现代文明成果侵吞殆尽。
世界工厂的明确利好不容置疑，但腐败的乘数级损耗亦不容回避；民间、外资增量的欣欣向荣可喜可贺，但国有集体存量的迅速损耗也必须直面，在此消彼涨之中，中国国家转型的成败与否尚为未知之数。
包政先生一席语令我茅塞顿开。２００１年４月，深圳，我与和君创业的王明夫、李肃、包政、彭剑峰等尖锋对话，四人各有所长，均是有思想、有历练的俊才。我们摆开了龙门阵，从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困惑，到中国管理咨询业的迷途，中国精英的宿命乃至中国经济的衰荣，从下午４点一直畅谈到晚上１０点。最后，我问了一个困惑已久的命题：在中国经济两种力量一升一降，升天入地震荡中，财富全方位重新分配，资源大规模整合重组，民众和社会能够承受得了这巨大的转轨压力吗？包政言之凿凿：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在转型国家里，腐败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关键在于社会发展的速度要超过腐败的速度，即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要超过腐败导致的财富损耗速度。
中国股市面临变成“财富黑洞”的危险
怎么确保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腐败导致财富的损耗速度？在我个人看来，这已成为当下中国至关重要的课题。
创造财富和毁灭财富的行为正同时上演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创造者通过自己的企业实实在在地创造利润，从而增加了个人和社会的财富总量；毁灭行为则是国有集体存量财富所有人缺位，财富出现了大量的制度性自然损耗，或者被偷盗者在转移财富的过程中产生了乘数级的损耗。
前者突显在民营外资等社会存量的增长上，后者则常表现在国有存量的损耗流失上。如果前者的增长速度快于后者，则总体而言，转型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就业环境就会越来越宽松，越来越向好，如果后者占了上风，则在市场资源萎缩之下，转型中国的社会矛盾将越来越尖锐，环境越来越苛刻。若前者能成为主流，整个社会形成正和博弈；若对后者放任自流，则零和甚至负和博弈将困扰中国。因此，鼓励前者，遏制后者，正成为当今中国最至关重要的生死高地。
这一生死争夺的最现实高地是中国证券市场，股市就国有股减持的巨大冲突正显示了这两种力量的致命较量。
现代证券市场的目的何在？是鼓励创造利润和创造财富！市场根据上市公司的盈利情况，对于盈利增长者给予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市盈率的笑脸奖励；其冷酷的另一面是，对于利润减少，创富能力下降者给与同样倍数的严厉惩罚，从而使得资源更快速更敏捷地配置给创富能力强的企业。如此成熟市场的基本特征必然是股价回归盈利基本面的。
令人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种鼓吹创富的证券市场在中国却被异化。股市的第一项功能被确定为，为国有企业募集发展资金，低效的国有企业成为上市的主角，创富能力旺盛的民营和外资企业反而备受冷待。从总体而言，导致社会资源的逆向配置。第二，为了保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将上市公司人为地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同股却不同价，非流通股反而常常控制价格是它十几甚至几十倍的流通股，违背了市场经济中，所有合法资本都是平等的基本原则。第三，证券市场的架构失衡、证券监管严重缺位，客观放纵上市公司的造假之风，同时纵容了庄家，令他们在二级市场上利用资本和信息的不对称，与所有者缺位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黑幕勾结交易，侵吞中小股民的利益。其结果是，股市作为现代社会创富的加速器，在中国相当程度上变成了毁灭财富的黑洞，上市公司一年ＳＴ、两年ＰＴ不脸红的现象层出不穷。据思腾思特的报告：若以ＥＶＡ（资本增加值）来衡量２００１年中国１０００多家上市公司，ＥＶＡ第一次总体为负值，从总体上成为财富黑洞。
黑洞的连锁效应是非常可怕的。一则上市公司的国有资产质量下降，势必降低国有银行的贷款质量；二来允许股票质押贷款入市，股市的兴衰跟中国金融业的命运捆成死结。
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成败正成为中国转型成功的分水岭。
证券市场化改革不能“叶公好龙”
“１０年不讨论国有股问题是一个方法，但不是最好的办法。还有就是我们集合起这一代人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２００１年秋，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刘啸东如此豪情满怀地对我说。
１９９９年以来，随着基金黑幕、庄家吕梁、亿安操纵、三九挪用、银广厦造假等一系列事件被曝光，当泡沫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时，泡沫正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破灭，恐慌在人们心中来回放大反射。２０００年６月，国有股减持政策出台，其后，在此双重作用下，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３日到７月３１日的一周内，股市账面财富蒸发６３５３亿。资金链条陡然崩紧了中国金融业的神经。
中国再也不能对证券市场的结构型缺陷熟视无睹了。如果不能对中国股市正本清源，如果不能还其创造财富的本来面目，只能坐视其黑洞效应越扩越大。２００１年，中国１１４３家上市公司的平均每股收益为０．１３元，比起１９９７年的０．２４元已经下降了４５．８％，也就是说其平均创富能力已经下降了４５．８％据《新财富》。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则说其正吞噬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成果也不过分。
从华尔街回来的刘啸东先生，对国有股的严重问题忧心忡忡。他说，如果上市公司国有股占了５０％以上，公司治理是很困难的。大股东说了就算了，权力制衡就不存在，坐庄、关联交易等一切都会衍生出来。
一个来自华尔街的海归人士和一个中国内地的记者，基于对中国问题的共同思考，竟然很快相互应和起来。刘说：经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那么接下来马上将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保障的问题，有上亿的人要退休，失业需要社会保障，需要大量的社保资金。那么最现实有效的来源是什么呢？从国有股的变卖或运作中来，只有当国有资产作为资产来流动，才能增值。而这正是我１９９９年扬子改制之后的设想。
但现实的难题仍然无法逾越，那就是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地减持国有股，从１９９９年扬子改制开始，这一问题一直困扰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的股权转让，现在更因上市公司化而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转让的定价成为国有股减持的矛盾漩涡中心。刘啸东说，如果人为地定价，总会产生分歧，为什么不能交给市场定价？比如利用衍生产品——权证，寻找一个各方认可的价格机制，如果走出这一步，什么都好搞了。我则拍案叫绝：不谋而合，这时间我也在思考国有股减持的方案问题，曾想到这个办法——认股权证，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市场的办法，如果能够考虑到某一支股票的原有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对原有股东做相对应补偿的话，这将是考虑到各方合法利益，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案。
这是一个市场的方法，既然我们要搞市场经济，那我们就不能叶公好龙。
要把股市改造成财富创造的加速器
国有股减持悬而未决之后，若想盘活股市，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回避，宣布国有股减持搁置１０年；第二种是必须正视，而在老庄家和新进入者利益博弈僵持不下之后，只有通过市场的方式达成妥协。
第一条道路走到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第一，对当前中国所有股民和所有利益集团而言，保持僵持的现状，最后没有赢家，黑洞效应持续放大后，所有的人都会是输家，包括坚决狙击国有股减持的老庄家。因为当此轮股市泡沫破裂后，大多数老庄家深受重创，而中小股民大多失去了对股市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陪老庄家玩下去的兴趣，老庄家们已被深度套牢，若上市公司业绩继续下滑，老庄家会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第二，如果资本市场的双轨制问题不解决，外资不可能对另类的中国证券市场大规模投资，中国股市必然缺乏新的激活力量。第三，当股市人气凋零之时，股市为国有企业融资的功能将大大衰落，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是赢家。
与此同时，实施国有股市场化减持的现实条件反而越来越充分，一、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当双方较量得旗鼓相当，最后可能同归于尽之时，正是双方达成妥协之日。二、随着人为操控，使某一方利益最大化的定价方式流产，市场定价将水落石出，一旦确定市场定价，并用市场方法对老股民补偿的原则，博弈双方蓄积已久的力量才能找到宣泄口，就会通过市场的随机互动达成减持的市场妥协。三、有一个真理日趋明朗：执政者当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执政原则，国家利益最大化，绝不是国有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社会利益最大化，是国民利益的最大化，证券市场是“为国民经济服务”而不是“为国有经济服务”。在这个逻辑下，通过国有股减持消除双轨制理直气壮，顺理成章。
当对国有股减持的方略、方式、方法认知到位后，国有股减持必然再度推向前台，并在此基础上，把中国股市改造成创造财富的加速器。这将是非常关键的一次推动。
金融大局最怕有危机无意识
除去股市的僵局，还有一个同等巨大的隐忧沉甸甸地压在胸口，越来越让转型中国喘不过气来，这就是潜伏着的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坏账，也是中国金融生死攸关的改革课题。假如说成为“世界工厂”可以使转型中国身强力壮，但她的心脏——金融如果发生血梗阻，照样生死未卜。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账率有多高，呆坏账额有多大，一直以来讳莫如深，直到２００２年３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正式公布，国有商业银行到２００１年底的不良贷款比例为２５．３７％；据此计算，总额大约为２２８９８亿元。要知道，这还是“债转股”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了１５６８８亿之后的数字。
银行的呆坏账成为转型中国所有现实问题聚焦之点。从本质而言是双重的产权改革的困扰。一是作为银行贷款接受方的国有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问题，国有企业从银行贷款，只是把国家的钱从左口袋进到右口袋，很难追究国企经营者的责任，而国企，即使是上市公司，效益也是每况愈下；二是银行本身也是国有的，所有人的缺位，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贪污腐化的现象愈演愈烈。这双重枷锁正将中国金融业越捆越紧，呆坏账率越来越高，喘息也越来越困难。
随着中国加入ＷＴＯ，在外资金融机构的逼迫之下，中国金融的改革已经退无可退，必须直面了。根据ＷＴＯ协议，中国已经许诺在入世３年内，允许外资设立合资证券公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５年之后允许外国银行在境内经营人民币业务，享有“国民待遇”，而且没有地域限制和行业限制。而现实的放开速度却更快，入世短短数月，就已经批准外资设立合资证券行，花旗和东亚银行也相继获发牌照，允许为内地企业及个人提供外币服务。
为缓冲日见逼近的银行危机，中国金融业也曾采取某些措施。比如２０００年债转股，成立华融、长城、信达、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１５６８８亿元，但到２００１年９月底，才处理和追回不良贷款１３６０亿，仅占不良资产总额的８．６７％。显然难以达到活血化淤的目的，衣服口袋上的游戏不可能根本解决心脏病的问题。其它如“金融监管要履行职责，加强金融监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调控货币供应量等策略”都放之四海而皆准，却都无从下手，更不要说解决本质问题。
２００２年初，银行上市突然热了起来，被定为中国金融改革的突破口，除了深圳发展、浦东发展、民生银行已经上市，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香港部分也相继上市，据称银行上市可以组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完善治理结构，筹集资金，使银行能够达到资本充足率。
银行上市真的能让中国金融的困顿迎刃而解？一如当年指望国有企业上市后就万事大吉，百病全消？
“２０年后中国最大银行一定是民营银行”
正在这种迷惑和困顿之中，我有幸专访了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教授。徐教授作为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终身教授，心系祖国转型命运，数年来与经济学家吴敬琏、刘国光、茅于轼、董辅礽、樊纲、张维迎、林毅夫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群策群力，针对中国金融当务之急，寻求金融改革的生路。已对中国金融改革别开生面，另辟蹊径。
“我是坚决反对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徐教授一针见血：“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国有银行不上市，那么现存的不良贷款尽管数额巨大，但是还可以慢慢对付。如果一定要急于上市，岂不是掩耳盗铃，马上要踩响个大地雷？上市必须要透明化，呆坏账想盖都盖不住，把广大股民拖进去，那时候想说什么都晚了。同时国内股市容量有限，根本承受不了国有银行上市。而试图切块上市，也完全违背经济学的常识和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
在徐教授看来，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并非不可治愈的癌症，只要操作稳健，并不那么可怕，关键在于一动不如一静。
这一静可谓深得天地万物太极演化之精髓。徐教授“静”之韬略有３条：一、千方百计制止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的增长趋势，不让不良贷款继续增加；二、维持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率；三、维持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率。他测算：假定２００１年ＧＤＰ为１０万亿元，银行不良贷款为２．５万亿，占ＧＤＰ的２５％，如果ＧＤＰ每年增长８％，通货膨胀率每年保持８％，则不良贷款占ＧＤＰ的比例在５年后降为１３％，１０年之后降为６％。中国金融的不良贷款黑洞将无关痛痒。
国有银行萎缩后，留下的金融空间谁来补？徐的对策是尽快对内开放金融领域，那么新生的民营银行必然会补上四大国有银行撤退后的空间，从金融运行机制上讲，民营银行具有先天的优势，他们必将更好地为中小城市的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有人问如果中国一下子增加３００家民营银行是不是太多了，我说你知道美国有多少家银行？９０００家！不可能指望民营银行个个能成功，市场大浪淘沙，淘汰３、４轮就出来了，就像１０年前谁能想象中国的民营企业格兰仕能够垄断世界微波炉生产的３０％？民营银行不可能超越这个过程，但我坚信，如果开放民营银行，２０年后中国最大的银行肯定是民营银行！”
“这个思路的原理也很简单，就是两句话，一句是发展是硬道理；二是搁置存量，发展增量，这两个原理已经被中国改革证明是正确的，为什么不能拿到金融改革中？”徐教授反问得很有逻辑力量。
“如果我们没有作好金融改革的准备，那么，下一个遭遇金融风暴的就很可能是中国！”他警告说：尽管自己认定中国加入ＷＴＯ是必由之路。但他非常认同吴敬琏教授的看法：中国经济潜伏着各种危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机。
“要有危机意识，而不是有危机无意识，大家都有了危机意识就能够转危为安。中国人有着足够的聪明才智。”徐滇庆对民间的力量充满信心。
一个时代的财富光荣和梦想
与徐教授的这次长谈又为人生之旅增添了难忘的一页，他洞若观火的眼力，别开生面的思路，令我一直抑郁于心的金融忧患一扫而去，豁然开朗起来。
在中国最开放的大都市里，与各行各业精英、先锋人士对话交往之时，我感受着这个时代的光荣和梦想的精彩剧集正在上演。
能与这样一群人相识相知，或以文相会，是人生路途上的奇珍异宝。除了上文曾经提到的精英，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章晟曼、联想总裁杨元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花旗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黄晓光、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２００１年中国第一商人汪力成……他们在这个变幻莫测、迷雾重重的时代用自己超凡的勇气、毅力和智慧创造了自己丰盛的人生。
他们正活跃在中国经济的前台，正充满生机勃勃成长。这些年轻的精英们有一个共同点，大多是在这个开明的时代中，通过十几、二十几年拼命苦读，抓住机遇，奋斗进取出来的。他们大多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张后启甚至是双博士，郎咸平和胡祖六分别是世界ＭＢＡ排名前三位的沃顿、哈佛商学院的博士。他们都没有什么家族背景，均是靠个人奋斗跻身主流。比如被财富中文版评为２００１年第一商人的汪力成，２０多年前是一个临时工，黄晓光出生于一个在文革中饱受委屈的文艺知识分子家庭，胡祖六是从湖南小山城里走出来的……但他们没有甘于平凡，他们顽强地生存，给他点雨露他就滋润，给他点阳光他就灿烂，他们在石缝中用尽吃奶的力气向上生长，他们使这个时代拥有了财富的光荣和梦想，他们是这个时代的骄傲，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即使他们中间也难免有人会成为迷途羔羊，会被大浪淘沙，但他们必定会激励更多的贫寒青年加入这个社会未来的主流中来。
他们从贫寒走来，他们很容易认为挥霍是一种罪恶；他们大多通过创造财富而成功，他们很可能憎恶毁灭财富的行为；他们不是依靠父辈福荫，靠搞双轨批条子发财，因此更希望公开、公正、透明的规则来守卫他们的财富；他们基本都是投资实业，他们肯定不希望这个社会动乱……
他们正成长为这个社会未来成熟与稳定的力量。作为老板，他们无可凭借父辈特权以供牟取暴利，他们无可通过制度漏洞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只能通过较为合理的分配让员工愿为其效力；作为职业经理人，为了自身的收益，他要为老板创造实实在在的财富，就需要能够笼络员工共同创造。他们将成为这个社会承上而启下的阶层，社会动乱与颠覆不仅是整个社会的灾难，不仅是中下阶层的灾难，更是他们的灾难，届时他们将一无所有……
我们与他们有气脉相通的感觉。我们没有天生的贵气，我们没有父辈的福荫，我们没有祖上的藏金。我们只有光荣和梦想，我们只能承担起贫凡家庭寄托的厚望，我们不能失败因而我们时时自警，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敢于开创未来，我们只能与积极的向上生长的力量在一起，我们的命运只能寄托于健康稳定持久发展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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