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和：中国民企与跨国公司的新型关系

　　“豁然开朗”，2001年3月，我在广东顺德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词。

　　这一年的元旦，南方日报集团创办的《21世纪经济报道》正式面世，它的口号是“与加入WTO的中国一起成长”，代表着“积极向上生长的力量”，如果说《工人日报》和《南方 周末》更多关注的是社会存量的枯荣，更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那么《21世纪经济报道》更关注增量——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的兴衰。我怦然心动。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在安徽，你可知中国的最真实的冲突和困惑，但唯有在中国开放的前沿，你才可能了解世界，近距离观察跨国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和民营企业的老板。《21世纪》是一个可以使思考延伸的平台，当存量问题已经思考再三后，增量的神秘轨迹对我诱惑力十足。

　　对顺德格兰仕，一直以来，我充满了好奇：就这样一个民营企业，竟然造就了中国产经的两大神话：一是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0—70%，与其它家电领域，本土品牌在跨国品牌进逼下，市场占有率不断萎缩相比，一枝独秀；第二，它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微波炉商，国际市场占有率接近30%。

　　此前一直被描述为“价格屠夫”的格兰仕副总经理俞尧昌为我们揭开了谜底——那是“八国联军”为我们造微波炉。他说，秘密源于他们在国外的一次发现：比如微波炉重要的上游零部件——变压器，日本产品的价格20多美元，欧美的企业30多美元，在日货冲击面前，欧美企业痛苦不已，变压器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格兰仕就想，为什么我不能拿来？

　　双方几乎是一拍即合。格兰仕提出：拿给我做，按你现在的产量我一台给你8美元，美国人一想，这多划算，一点心也不用费，就纯收益8美元。痛快地就把生产线搬过来了。格兰仕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国内同行花费高昂外汇的设备拿了过来。

　　由于格兰仕员工成本很低，而且工人可以24小时三班倒，因此一周里，只有一至两天为美国人生产，其余时间几乎在享用免费的晚餐，因此横扫国内市场。在国际上，它的低价战略很快把变压器也逼成了日本人的鸡肋。格兰仕又去找日本人谈判：我给你每个5美元，你把生产线也租赁给我吧。就这样，多国的生产线汇集顺德，格兰仕因此奠定了微波炉世界工厂的龙头地位。

　　当格兰仕全球最大的微波炉制造商地位无人能撼动后，它现在又开始在空调器上如法炮制了。

　　在我眼中曾经无法破解的上游剩余价值就这样被格兰仕的智慧策略破解了，软肋不再，反成强势，令我喜出望外。我似乎一下子感受到全球化下民营企业前所未有的生存空间，我似乎触摸到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新机遇，虽然我思考的还不是很清楚，虽然我还不能完全确定……

　　十分遗憾的是，格兰仕的这种高超的全球化生存韬略，一直以来无人有效概括。随着时间的推移，实施这一策略的最佳时机，在很多行业已经错过，当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自己的制造基地搬到中国来，格兰仕模式已经难以复制。

　　“中国制造”在IT管理革命时代的新机遇

　　与汉普总裁张后启博士的两次谈话，使我对格兰仕的感觉清晰起来，对中国的全球化历史机遇明晰起来。这就是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经济结构的重构，为中国创造的世界制造基地的巨大机遇。

　　2001年春节前，北京，我与张先生第一次接触，他向我解释了电子企业的价值和特征，由于现代IT信息技术的成熟，1990年代中以来，西方跨国公司启动了大规模的IT管理革命。原来企业科层制被改造成管理流水线，老板、部门经理、员工不再是金字塔式的结构，而是像冰糖葫芦一样穿在一条管理流水线上，这条线上流淌的是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企业成员都是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红山楂，只不过山楂的大小不一样，普通员工是小山楂，部主任是关键环节的大山楂，老板是那个最关键岗位的最红最大的山楂。

　　这种奇异的管理模式本不可思议，但现代IT技术使之演为现实，部门经理可以通过E系统监控每个小山楂，最大山楂——老板可以监控整串冰糖葫芦，只消设计一串密码就可以了，而下级员工无权了解上级经理的信息。

　　以ERP为代名词的这轮IT管理革命，极大地提升了市场响应速度，使企业管理透明化了，令老板对企业的有效管理大大提升。

　　2001年5月，上海，当我与张先生第二次讨论IT管理革命，张谈的新名词已经是电子供应链了——在既有的产业链基础上，当上下游的企业都改造成电子企业后，传统产业链将通过信息流更快捷联系上下游，结成电子产业链，这样一来，传统的以星期、月为单位的供求应和时间将提速为以日、小时为频率。在与IT业精英对话的同时，对GE、IBM、柯达等公司全球运营模式的探讨，也使我们的认知不断深入。我们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发现：信息革命正改变着跨国公司的全球结构。由于传统管理的边际效应所限，跨国公司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后，必须分权，成立独立运作的子公司，子公司壮大后，成立孙公司。这样，虽对市场敏感了，但往往牺牲跨国公司统一协作的威力，对子、孙公司难免失控。因此，跨国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扩大规模所消耗的管理成本超过规模所带来的收益时，就出现了跨国公司不可逾越的管理边际。换言之，它是跨国公司规模的极限。

　　IT管理革命之后，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极限被突破了。只要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愿意，它都可以把再偏远的孙公司的有效信息通过互联网与总部联系起来，跨国公司有效管理的半径大大扩大。它意味着跨国公司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

　　当在哪里制造已经不成问题时，在哪里制造收益最大化便摆上桌面。

　　“中国制造”的机遇就这样来临了。

　　大势所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比较优势的理论开始显示出对中国有利的一面。

　　在西方发达国家，当蓝领工人有效劳动时间锐减，薪金反而大幅上升，传统的制造业的人力成本日趋高昂，先是生产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得不偿失，而后被传染的是家电等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成熟产品。面对尴尬局面，跨国公司不得不做出选择：一是将制造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二是干脆在发展中国家寻找OEM代工商。因为即便OEM，品牌、营销通道在他们手里，他们仍将食用最大份额的“奶酪”。

　　当这种策略成为跨国公司的共识，则本轮世界经济一体化下的难得机遇开始降临。与商品的全球化——卖出商品，拿走利润模式不同，商品的全球化对没落中国，利少弊多，鸦片的倾销是西方对东方最卑鄙无耻的行为。资本、管理全球化下的制造基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则使全球利益再分配出现对东方国家利好的一面。

　　在全球一体化下，制造业转移的财富再分配的游戏中，有3个角色：一是发达国家的资方，二是发达国家的劳工，三是发展中国家。

　　最大块的蛋糕无庸置疑被发达国家的资方切走，将制造基地转移到中国，不但更容易从中国市场赚取利润，而且其制造成本比较于母国大大降低，新的利润空间陡然出现；发达国家的传统蓝领的既有“奶酪”将受损，传统制造业转移走了，蓝领的工作岗位将减少，但与此同时，信息业等高科技带动的新工作将增加，从总体而言并未吃亏，但必定要承受转型的阵痛；发展中国家则得大于失，为全世界生产，尽管利润菲薄，但毕竟那是新增的蛋糕。

　　在全球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制造基地的竞赛中，中国显然拥有着天时、地利、人和。原因如下：一、金融危机席卷了东南亚、巴西、阿根廷后，中国经济继续稳健发展，于发展中国家中一枝独秀。二、中国本身的市场广阔，跨国公司在返销西方同时，还有可观的内销，有利于其将制造基地规模最大化。三、中国的本土工业体系已经相当的成熟，基础较好。四、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充沛，从廉价的劳工，到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再到高级尖端职业精英，应有尽有，改革开放以来留学海外的39万名中国学生，也是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难以匹敌的一个人才储备库。五、目前中国企业的信息化革命已经有全面启动的迹象，即使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也仅仅晚5年左右，IBM、国际五大等与国内汉普等在IT管理的竞战已经到了寸土必争的胶着状态，在发展中国家遥遥领先。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当在情理之中。

　　为全球劳动密集加工是中国“三农”出路

　　在世界工厂的历史机遇面前，中国民间已经表现了极强的生命力。

　　温州的打火机商们采用群居的“土狼战术”，数以百计的相关中小企业，各展所长，形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竞争力的打火机产业集群，以价廉物美的产品占领了世界80%的打火机市场；当营造了中国第一小商品市场的义乌人发现互联网会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速度时，义无返顾地决意将义乌改造成远东最重要的小商品电子市场……

　　为世界OEM打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尽管利润非常菲薄，但毕竟源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新增的“奶酪”。而最有价值的是，世界工厂将吸引大量的就业，这在转型中国结构调整的时刻，为大量下岗工人和严重过剩的农村人口找到了出路。

　　一个小小的东莞清溪镇，竟然有700多家外资企业，成为全球闻名的电脑零部件制造基地，绝大部分产品都是出口。镇委书记欧林高很自豪：“清溪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还不是一年交给国家3亿多税收，也不是一年出口创汇17亿美元，而是为中国解决了30多万的就业。”要知道，清溪镇本身仅3.1万人，其常住人口却达到40万。他们大多数是初中以下学历的农民，在这里被训练成初级的产业工人，也就是说，清溪一个镇把内地13个镇搬到了沿海。换一种说法，按照西方6%的失业安全线计算，一个清溪镇将内地200多个镇的失业危机化解了。

　　这绝对是一种豁然开朗的舒畅。1996年的开元合资事件以来的一股郁闷之气得以宣泄，如果视野仅仅局限在安徽，乃至仅仅局限在中国，是找不到中国产业工人出路的；但当环视全球，当世界工厂的机遇降临之时，中国需要大量的工人为全世界制造，思路一下子豁然开朗。

　　2000年安徽费改税调查带来的困惑亦找到了答案，如果思路仅仅局限在农业，如果思路仅仅陷在中国农村人均1亩多的土地中，想找到WTO后中国农民民生解决方案，那必是钻进了牛角尖。唯有世界工厂产生大量的劳工需求，同时农村的沉重负担逼迫农民背井离乡，自我解放成为工人，农村民生问题才能够本质解决；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才能真正推进，现代集约农业方可能因大量土地抛荒而展现契机。

　　乐观的情绪由此发端，但痛苦的思考并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