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诚信不立,企业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把诚信视做企业文化的核心。孙文杰如是说。本文作者徐灿/摄
从来没有一种实用技术及其成果象建筑那样,得到人们这么多的溢美——文学家称其为大地上站立的诗行,历史学家呼之为世界的年鉴,社会学家却将其视做人类文明进程的记录。
然而,最美最具灵性的描述却是美学家赋与的,在他们那里,建筑被称作凝固的音乐。
如果说建筑是音乐,那么,伴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走过20年风雨历程的孙文杰和20万“中建人”,则是以生命的音符谱写人生壮美乐章的时代作曲家!
文·徐灿
建筑,是人类将自然改造得符合自己实用和审美的需要而做出的重大创造,而它合乎规律和目的性以及富含形式美的特性,却给人以韵律和节奏的感觉,人类因从中观照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感到愉悦;因此,自18世纪俄国的谢林始,美学家称它为凝固的音乐。于是,“巴洛克”、“哥特”“洛可可”等建筑专有名词成为一个时代和一种风格音乐的代名词。这其中,哥特风格音乐那或高耸如云或起伏跌宕的审美品格可能更符合中建人的秉性,但仅此远远不足以承载“中建”人的精神品格。因为孙文杰和“中建”人在大地上谱写的凝固乐章,乃是他们的生命之歌。如果用心来聆听这首以崇高壮美为审美特质的乐曲,中建人昂扬的生命力便会化作时代的强音,冲击着你的心田!
2002年7月,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迎来了她的20华诞,当我们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走近中建和中建人,一首以“创造、责任和希望”为主题的生命乐曲便在我们耳边轰然奏响。
第一乐章舒展而辉煌的广板
——一个关于奉献和成就的主题乐章
这首中建人谱写的世纪交响是以舒阔恢宏的广板展开的,辉煌的乐曲展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壮丽的交响音画:经过中建人20年的拼搏奋斗,中国建筑总公司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建筑企业;1994年起中建总公司连续8年被评为中国500家最大服务企业国际经济合作类第一名;进入21世纪后,中建积累的成果更是骄人:2000年在国家重点企业销售排行榜中,中建名列第4;在百强企业中,按销售收入比中建名列第10名;按资产总额计算其位列第12名。与此同时,在国际经营上中建也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作为一名年轻的企业,中建总公司已成为全球第19大建筑承包商并跻身全球十大房屋建筑商第8位。到今天为止,走过创业荆棘路的中建人已把一个成立之初每年营业额只有10亿元、海外经营额不过1.53亿美元、资产总额仅有7亿元的建筑公司,建成为一个每年完成合同额650亿元(其中海外合同额23亿美元),营业额536亿元,资产总值达716亿元,拥有8个直属工程局,6个勘察设计研究院,44个全资公司和3个控股的上市公司,并在世界5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7个驻外经营机构的跨国企业集团。其20万员工更是成为中国建筑行业的一支所向披靡的产业大军,他们在数以千计的工地上为社会做出着自己的贡献。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中,中建人既是创业者,又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同时也是近20年来中国伟大的历史巨变的见证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是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伴而行的。1982年,距被视作中国历史里程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到四年,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便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诞生了。彼时,由国家建工总局及直属的企业与专事对外承包业务的中国建筑工程公司合并,组建成了这家集建筑勘探、设计施工于一体,同时开展对外承包和国际劳务合作业务的大型建筑联合企业。次年,原基建工程兵第21、22支队带着光荣的传统集体转业划归中建,壮大了这支新生的队伍。在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和激烈竞争中,这支年轻的队伍抓住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机遇,不断发展壮大。20年来,中建人以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外抓市场、内抓现场,瞄准“高、大、重、特、外”工程,用热血与汗水浇铸着中建事业的大厦,在祖国广袤的热土和60多个国家的土地上,靠勇气与智慧垒筑了当代我国建筑史上一座又一座丰碑。他们承建的天津电视塔、大亚湾核电站、北京国贸和中银大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及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中心、阿尔及利亚喜来登饭店等一大批工程均成当地标志性建筑。在深圳国贸大厦和信兴广场的建设中,中建人创造了两个彪炳建筑业史册的施工速度;在西北大漠深处,他们“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综合施工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强手如林的香港,他们参与建设的香港新机场客运大楼更是被世界权威组织评为20世纪十大建筑。谈到中建总公司在20年的风雨历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作为其第三代掌门人的孙文杰总经理告诉我们:在中国的建筑企业中,中建总公司是持有最多最高级别施工牌照的建设企业,也是在港澳地区拥有重多最高级别的施工执照的承建商。孙文杰介绍说,建筑业有一个最高奖——鲁班奖,而到去年年底为止,中建总公司共取得了57项,占全部奖项的16%,位列全国第一。中建人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却是在既没有国家大量的资金投入,也没有占有国家的资源,也没有享有国家的专利的条件下,凭着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发展起来的。谈到此,孙文杰不无自豪地说:这正是中建总公司与排名在前的其他国有大型企业不同之处,可以说20年来,在市场经济中,完全靠自由竞争取得此排名的,只有中建总公司一家!中建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近年来,中建每年开工在建的工程有成千上万个,作为劳动密集性产业,这些工程为社会提供了60万的劳动岗位,这对国家保证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今天为止,中建已把16万人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建筑工人带到国外,这对国内很多行业,如航空运输业、金融、保险、建筑材料业等等,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不仅如此,中建还在引进外资、促进对外友好关系等方面都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恢宏的乐章在我们耳边奏响,我们则通过那铿锵的乐句看到了中建总公司更可贵的收获——在将我国的建筑水平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的同时,中建人所创造的闻名全国的“深圳速度”和“大漠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积淀,已成为中建总公司与物质文明建设并峙竞秀一座精神文明的高峰,以此为舞台,他们用生命的音符谱写了中建世纪交响的辉煌合声!
第二乐章激荡起伏的急板——一个关于创业和奋斗的主题乐章
如果说中建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壮大的,那么孙文杰便是伴随着中建20年的创业历程成长的;如果说中建是改革开放的中国的缩影,孙文杰便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的中建人的缩影;如果说中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烈火中涅磐新生的一只凤凰,孙文杰便是这只凤凰诞生和成长的见证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天,在贵州的一个山沟里,青年孙文杰在装饰着他的新房。当时,他是一个毕业后自愿来艰苦地区参加三线建设的大学生,他的新房是油毛毡做顶的箩席棚,墙是泥巴打的,他的新娘则是在避难的途中邂逅的一个上海女青年。“我这个人很喜欢美的”,孙文杰对记者说,“所以在结婚的时候,我就考虑用什么办法把这样的房间美化。”囿于条件,孙文杰在当时能够想到的方法是拿订书机把制图时报废的晒图纸白色的背面钉在泥巴墙上。“于是房间里面一片洁白,十分漂亮!”至今孙文杰谈起这件事仍是一脸得意,同时一种幸福也从他的笑脸上漾溢出来,感动着我们。这或许就是他的第一件建筑装饰作品。可是,当时的他不会想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作为高级工程师、英国特许建筑学会会员和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总经理兼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他的作品已遍及祖国大陆及香港和海外。孙文杰的第一件“作品”是简陋纯朴的,但是即使在这件粗陋的处女作上,我们也可以发现在此后中建一件件旷世杰作中所共同体现的某种可贵的东西,如充满想象力的创意或创造,又如对生活的挚爱和由此而生的责任……。实际上,看到这一点,就已经触及到了中建人的精神层面。但是如何进一步解读中建精神和中建人的生命创造力?我们不妨再将观察的视角缩小,定焦于20年前就跃入市场经济大海中搏浪的中建全资子公司——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因为,如果说中建是中国建筑行业的一艘“航母”或旗舰,中国海外就是这艘巨轮劈波斩浪的船头,如果说中建是改革开放的国企的缩影,中海公司就是中建总公司的缩影。中国海外集团有限公司是1979年在香港成立。正是在这一年,孙文杰穿越尚是一个边境小鱼村的深圳,来到一个全新的、对他来说可能是光怪陆离的资本主义世界——香港工作。彼时,他虽然可以凭一个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敏感将一年前的中央那次历史性的会议与海外集团的成立和自己的工作变动联系起来,可是他不会想到,他跨越罗湖边境那天最后回望的那片贫穷落后的土地,会在此后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发展得与眼前繁荣得使第一眼目睹的他感到震撼的香港一样;他更不会想到,香港这个百年游子会在20年后的今天重回祖国的怀抱,而在这一切巨变中,融入了包括中建人在内的海内外赤子们的热血和汗水。孙文杰对我们回忆了他彼时感知的香港,“她只是一个弹丸之地,但是她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所以香港有她独特的优势,她云集了世界上最强的建筑公司,因此,也有世界上最激烈的竞争。”孙文杰说,由于香港被英国人殖民管制了一百几十年,当时不少香港人对祖国是不认同的,对从内地去的人,心里是有点瞧不起的。“我们刚去时他们给我们起了一个雅号叫‘表叔’、‘表婶’,意思是来借钱、要钱的穷亲戚。”确实,当时中建总公司在国内还做得马马虎虎,在国外则显得非常弱小。
“怎么办?”孙文杰自问自答地说,“就是二十年如一日,为社会提供优良的服务和优良的产品,再苦再累的工程我们都会去干、去完成,而且规模越做越大,质量越来越好。”但是,一无资金、二无专利技术,三无品牌,身无长物名不见经传的海外公司在激烈的商战竞争如何取胜呢?孙文杰说,我们唯一能打的牌只有价格和诚信。
得益于香港“价低质优者得”公平的竞争法则,中国海外集团拿下了相当的工程。但低标拿下后、干不好就会被除名的游戏规则,却逼得他们一方面拼命,一方面加强管理以保证质量。那么在走低价战略的同时如何控制成本?孙文杰开怀大笑地回答说,在这方面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我们这些国内去的工程师价钱很便宜,包括我孙总在内。再加上我们的管理,成本不就下来了嘛!与此同时,他们从不拖欠分包商的钱,取得了良好的商誉。所以很快中海公司的身后就跟上了一批长期合作且同样价低质优的“铁杆”分包商和材料供应商。不久,中国海外集团包括香港机场大楼在内的作品一件件放在了大家面前,香港和世界折服了。谈到海外公司在香港的业绩和对社会的贡献,孙文杰说,我可以举几个数字,大家都知道香港土地比黄金还贵,寸土寸金,而我们为香港填海造地的面积相当于港岛增大了九分之一。第二个数字是,香港缺水,我们为香港修建了几十公里长的管线,建成了一整套的输水设备,现在香港淡水的耗水量70%是由我们这里流过的。还有一组数字是,中建为香港建造了超过一千万平方米的住宅,大约35万人就居住在我们建的房子里。所以,当这么大规模和这么多的作品放在那里,中国海外集团就自然取得了现有的品牌。
如果说埋头苦干是中国海外集团在香港取胜的第一因素,第二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建人无畏的拼搏精神。孙文杰说,我们不怕和任何人竞争,在香港,,,,,我们的对手都很强大,可我们每年都是盯着香港最大的项目进行投标,敢于和国际上一流的承包商面对面地竞争。对中国海外来说,第三个取胜法宝是管理。
“我们很谦虚,很认真,凡是国际上一流承包商好的地方我们都向其学习,而且利用它好的东西,再结合我们自己的搞出一个中国海外自身特色的管理”。三件法宝祭起之后,中国海外集团在香港便无人可敌了,很快,他们就迎来了公司组建以来的第一次腾飞,即从八十年代公司进入房地产行业后,中国海外集团赢了中国和香港在经济飞跃中非常丰厚的行业利润。继下来的产权结构改革,更是使公司的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单是集资融资差不多达25亿美金。
那是在1992年,当一个精神矍烁的传奇老人振聋发聩的南巡讲话为改革开放带来第二个春天的时候,由海外集团公司组建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这使其成为一家真正社会化的股份公司,中国海外因此年平均营业额达130亿港元以上,最高市值达320亿港元。从此,中国海外驶上了健康发展的快速道,成为中建总公司庞大船队中一只领头的巨轮。
孙文杰叙述的话语是轻松的,而我们却分明从中感受到竞争和商战的紧张和酷烈,中建人因拼搏奋斗而急遽起伏的生命脉搏分明在中建世纪交响的这一章中跳跃,那亢奋的节律使每一个听众在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生命存在的同时,分享着奋斗者的快感。
第三乐章如歌的行板
——一个关于创造和精神文化的主题乐章
三十多年前的夜晚,在贵州一山沟里,一个文静的上海青年在昏暗的灯光下学习英语,在充满韵律的英语朗读中,一天的强体力劳动所带来的疲劳随着读书声消散在静谧的夜空中,这个青年就是孙文杰。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孙文杰以优异的成绩在同济大学毕业后,主动提出到贵州山沟里面搞三线建设。这段经历是孙文杰人生乐章中抑郁而沉闷的慢板。生活是异常的艰苦,停电、停水的时候,经常不得不到稻田里面用瓢取水喝。更有甚者,十几年寒窗之后却被分配去干各种简单的体力劳动,混凝土工、挖土工、抬大木头、养猪,孙文杰都干过,后来总算用到他的智力,却又是管食堂,带宣传队等等,总之学非所用。“生活再苦我也不怕,因为我也是苦出生,是从上海农村出来的。但我们是臭老九,我们当时是满怀抱负来的,可是得不到任用,所以精神上非常痛苦”,孙文杰说。
当孙文杰在贵州的山沟里,为身为一个学非所用的臭老九而苦恼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会成为一个执掌中国建筑业旗舰舵盘的行业巨擘。而这除了机缘外,还得归因于他的才能和意志。他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向困难低头,从来不怕苦,我认为一切困难总能挺过去的。所以当时他白天干强体力活,晚上就学英文。正因为此,他才有机会被中建总公司第一次口语班录取,进而被派往香港中国海外集团公司,直到领军中建的接力棒最终偶然又必然地落到他的手上。
此时接掌中建大旗,可谓世纪受命。孙文杰心中明白,在他的手中,中建将开始她在新世纪另一个20年发展的重大历史征程。机遇挑战并列于中建人面前,责任和使命沉甸甸地落在孙文杰心上,但是中建人充满了自信。“我们有五大优势。规模优势、品牌优势、人才优势、管理优势、成本优势。”孙文杰介绍说,就规模言,中建现在一年赢利额大约500多个亿,而第二梯队的大概就是100多个亿左右。但孙说规模不是目的,只是一个很好的手段。“这个规模,第二梯队的人要赶上来,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一旦到了这个规模之后,人家一看见与你竞争就怕,所以这个规模是我们中建总公司特有的。”“中建的第二个优势就是品牌优势。”孙如数家珍地对我们说,“人家一看到中建,就知道质量有保证。”他信致勃勃地告诉我们,“我今天下午赶回来接受采访之前刚刚签了一个合同,承建在长安街上LG大厦。虽然有一家企业的报价比我们低两千万,但LG还是要交给中建干,因为交给中建就意味着质量、安全、进度等等。”孙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注意力经济,品牌就是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而目前,中建这个品牌已经国际化,所以“不需要你说,就凭这个品牌,人家就可以不加思考地选择你”。在人才优势方面,6万多的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也使中建完全有能力傲视群雄。与此同时,经过20年的市场竞争,中建也积累了很多管理方面的经验。孙文杰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国内一些企业在国外刚开始交学费的过程。“而我们的海外集团公司的学费早就交过了,在项目、资金各方面的管理,我们也有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东西。”最后一个成本优势,孙介绍说,这主要是在与国际承包商竞争时体现的,“他们打不过我们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成本下不来,而我们竞争的成本很低,但是管理的品质很高,所以越做越大。”谈到此,孙文杰骄傲地说,这五个优势是中建全体员工花20年的心血获得的,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优势。“所以,中建不是人家一下子能打败的”。孙文杰如是说。
中建的品牌已经形成了其宝贵的无形资产。其中,其企业品牌叫中国建筑总公司,建筑品牌叫中国建筑,现在她又打出了一个地产品牌,叫中海地产。然而,优势是逐渐积累的,品牌是打造出来的,积累和打造的过程,是生命力、创造力、想象力勃发的过程。业内人士都清楚,中建公司早已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公司和建筑承包商了,在对外承包中,她往往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作为中国建筑行业的国家队,她是如何建立自己的形象,建立自己的商誉,创出自己的品牌,在全行业起到示范作用的?对此,孙文杰介绍了他们的品牌战略。“我们称之为精品战略”,孙文杰介绍说,“也就是用过程精品来建造精品工程,然后用大量的精品工程的积累,铸造我们企业的品牌。通过精品战略,通过我们的汗水,来铸造了我们中建公司的品牌。”话语虽简单,但这其中中建人艰辛的付出却是无法计量的。
我们深知一个企业的勃发的生机后面一定有某种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们了解一个企业对内的凝聚力、对外的战斗力,其问题最终的解决是属于企业文化层面的,于是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探触到中建企业文化的核心问题。我们意欲解码中建,探寻是什么使一个不占有国家大量的发展资金和专利的企业在市场上成长为今天的行业巨头?当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靠的就是她在20年的发展中凝聚起来的一帮中建人。那么,这些人是靠什么凝聚起来呢?“就是企业文化”。孙文杰告诉我们:中建的企业文化虽然一直在建设发展中,但是中建人已有的基本的价值观和基本理念,在企业发展中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孙文杰认为,中建的企业文化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表面的物质层,如标记、旗帜、杂志等,已比较统一和规范。第二个是中间层,是比较深层次、广泛的行为守则,在已有了比较成熟的管理的制度基础上,中建现在正朝着制度的严谨、执法的严肃和执行的严格方向努力。最后也是中建文化的最核心的问题,即价值观问题。孙文杰说中建目前上上下下正在为形成“以诚信为企业文化核心”的共识而努力。以诚信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其含义是深刻且多方面的,如对外注重企业的品牌形象和商誉,对内保持对企业和事业忠诚。然而,一个核心价值理念在一个拥有20万员工的企业中的生成和认同,其过程之痛苦不亚于凤凰投入烈火之再生!所以孙文杰讲,他接任公司总经理后迄今实际上只做着两项主要的工作,一个是一天到晚想方设法让中建优良资产和人才冲出去摆脱旧有的各种束缚,让其充分发挥作用。第二项工作就是抓企业文化。“我一天到晚在布道”,孙文杰苦笑着说,“所以有人看我这个总经理讲业务不太多,老是在讲文化,一有机会就讲文化,讲理念,讲价值观,为什么?因为一个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企业文化!”孙文杰认为,现在美国几个企业如安然公司等之所以搞垮,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企业文化没落了。“所以,我们中建会花很多的努力,从企业文化的表面物质层,到中间行为守则,最后到核心层,都把它建设的好好的。”
他的思路是清晰的,中建人的决心是坚定的。在开拓发展的征程上,踏着如歌的行板中建人一路前行,创业无止境。
第四乐章昂扬高亢的快板
——一个关于改革和挑战的主题乐章
三十多年前中国最昏暗的一个夜晚,一对男女青年为逃避武斗的“战乱”沿着铁道线寻找东归上海的火车,他们是在一个小时前刚刚结识的,但共同的生存本能却使他们走到一起,他们就是今天的孙文杰夫妇。
“我们是患难之交,是在逃难时结识的。”孙文杰无限温馨地回忆说。当时贵州武斗很厉害,企业都停工,没有活可干,水也停、电也停,简直没法活。而孙文杰喜欢读书,不喜欢武装,心想不如就离开这个地方算了。为了扒火车回上海去,他便向铁路方向走去,可能是天意,不知不觉他就走到一个施工队,那个日后成为他妻子的姑娘正一个人黑不溜秋地待在那里,显得尤为孤单可怜。孙文杰就对她说,你怎么不走啊?她说我怎么走啊?孙文杰就说你跟我一起走吧,“于是她就跟我一起走了,一直走到今天。”孙文杰说着大笑起来,一种幸福和温情立即弥漫开来并传感给室内的所有人。
当年的孙文杰肯定没有想到,他幸福的家庭就是这样极偶然地建立起来的,他更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年后,当亚洲金融风暴的灾难降临到他和中国海外集团头上的时候,正是靠着这位三十年前邂逅的女子的帮助和相互扶持,他才走出了人生逆境。
孙文杰认为迄今为止,其人生遭遇的最大的挫折就是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那场由发韧于亚洲、影响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对香港的经济损害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地产,跌了70%。孙文杰告诉我们,在此之前,海外集团公司既是红筹股,又是地产股,随风直上,股价一天天往向跑,最高的时候市值到343亿港币。亚洲金融风暴一来,一夜之间跌到30几亿港币,缩了整九成!这对孙文杰和公司可以说是一次没顶之灾。
那段时间可谓是孙文杰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候,白天,当他伫立在公司大楼的高层眺望维多利亚海的时候,创业的艰辛一幕一幕浮现在他的眼前,几千名员工没有用国家多少钱,也没有国家专利,真是一分钱一分钱才积累起来的243亿资产呀!一下子只剩下一个零头,怎能不让人心痛?但是,孙文杰最终没有去跳维多利亚海,他对中国海外公司的全体员工讲:只要我们中国海外公司的旗帜不倒,三年以内在商场中我们又是好汉一条!“我们知道总公司资金也很紧张,要钱也要不到,所以我们决心不怨、不怕、不等、不靠。凭自尊、自助、自力、自强克服困难。”就这样全体员工团结一致,主动减薪,经过三年再创业,公司终于起死回生。三年里他们还了15亿多美金。不但一分钱没向国家要,反而为总公司还了7500多万美金。
“我夫人跟我一样,是一个高高大大、胖胖的,比我更乐观的上海人,她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医生,她老是劝我,不要过于内疚自责,不要老是半夜起来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要看得长远一些。所以说当我痛苦彷徨的时候,是她的开导和扶持伴我走出了逆境。”孙文杰不无感激地说。
事实上,当孙文杰在黑夜中领着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那个素昧平生的女子沿着铁道线向吉凶未卜的前方行进的时候,当孙文杰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站在他的建筑作品的高处俯看维多利亚海时,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便在痛苦的鞭笞刺激下苏醒了;事实上任何挫折在中建人和孙文杰面前都将最终成为一种激励,激起他们生命本能的反抗。今天,孙文杰的抗争意识又被激活了,因为他又一次遇到了挑战。这次挑战与其说是来自外部市场和竞争对手,不如说是来自内部。而挑战、战胜并超越自己,这是最大的觉悟和最具勇气的行为,因为它往往需要面对比迎对强大对手更大的困难。
孙文杰明白,中建20年发展固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一个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不管已取得多大的成绩,如果不超越自己就不可能取得更大的发展,“更何况,我们自己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的劣势就是对我们的严峻挑战。”挑战首先体现为能否正视困难。虽然中建总公司组建于80年代,但是她的一些主要企业在50年代就作为野战军存在了,5万多个离、退休人员的工资、福利使其背上很沉重的历史包袱。其次是社会责任问题,外企、民营企业等不用考虑社会稳定问题,但中建总公司需要考虑,而且在某一阶段考虑社会稳定的问题比自己拓展业务的问题更重要一些。但相应此二问题孙文杰认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中建作为国有企业在体制上固有的问题。这些问题或困难造成中建在某种程度上竞争难度要比很多企业大得多。但目前,最使孙文杰感到头疼的却是人才的流失。作为国有企业,很多中建下属企业的员工分配没法市场化。与此同时,包括民营、股份制、外资企业在内的新兴企业却没有任何负担,完全可以用高薪挖人的办法延揽人才,由此带来了孙文杰最为头疼的问题:“一旦挖人挖到中建,我们没办法或者很难用经济的杠杆来应对这个挑战。”当然,在市场经济中人才应该流动,“人才流动是积极”,孙文杰说,“我在香港待了20年,我知道搞人才不流动企业就完蛋了,我在中海公司的时候就不怕人才流失,因为好的人流出去,又有好的人流进来。而且经过考查,不行的人也要出去。”所以中海公司每年流动率虽高达20%左右,但企业总是充满了生命力。但中建很多企业现在的情况是:好的人才可以走,而不行的人企业却没有办法让他走;在此情况下企业内部的竞争机制和氛围也无法建立起来。孙文杰说,这是中建总公司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中建新一届领导班子充满了危机感,他们认识到,中国市场化的平台搭建得越好,对新体制下的企业就越有利,而对中建这些老国有企业就越不利。所以,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发展是中建人不可退却的选择!”于是,全方位的改革创新将在中建展开。
孙文杰与他的领导团队将改革的重点放在体制上,他们认为整个事情的逻辑是这样:体制问题如果解决了,机制问题就好办一些;而如果机制改革比较彻底的话,效率效益就上去了。“所以,我们新班子的同志们正在探索,虽然有时走回头路,但是体制的改革我们一直没有放松,为的就是组织一批中建优良资产让其冲出去,冲出去后它就可以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经作,再加上我们中建已有的优势,哪有打不过人家的!”
在香港20多年的摸爬滚打中走过来的孙文杰深谙市场经济的规律,他认为市场经济的代理制和有限责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发明,因此执掌中建大旗后他魂牵梦绕就是如何把中建国内的这些企业一家家市场化,变成社会化的股份公司。他说民营企业的优势不过体现两个方面,第一,民营企业的老板很交关心自己的企业,他把企业当作自己的事业;第二,分配社会化,物质激励方面比较活,“所以现在它们发展比较快。”孙文杰归结说,“但是它有它的优势,我有我的优势,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也有和他一样的优势,它怎么能竞争过我们呢?”因此孙文杰认为,体制改革是最关键的,体制的问题解决了,社会会逼着自己、自己也会逼着自己往前跑。“竞争社会不进则退,你上不去人家就会把你吃掉,所以我们花了大量的心血,在体制改革上不敢有任何懈迨。”近年来,除了组织一部分优良资产投出去之外。中建总公司还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把商业化、集团化和科学化作为企业近期的战略目标,期望从改革方面进一步深化,管理方面更一步强化。“我们是企业,不是政府部门,所以我们首先就要商业化,所谓商业就是市场化,要主动去竞争。还有要讲经济效益,没有经济效益其他一切都没法说。”孙文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建总公司不仅在参与市场竞争方面、而且在保持社会稳定方面也能起到其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应有的作用。为达此目的,孙文杰说,我们将从理念、体制以至机制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作为行业旗舰或龙头老大的中建自信能继续发挥其龙头作用,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上都保持其竞争力。孙文杰将去年我国发生了几件大事,如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上海举办APEC大会,都视为中建发展的利好事件。他说这说明中国是越来越快地走向世界,也说明中建迎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而且在这些发展机遇中建筑业将首先得益,“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利用这些机会和市场,更好地发展我们的业务!”孙文杰喝问道。
因此,在苦炼内功的同时,中建人挟20年发展所积累的优势以雷霆万钧之势四处出击,在全国和四海搭起他们的脚手架,用生命谱写凝固的乐章。在香港,他们既承建香港迪斯尼乐园基础工程,又将与日本清水公司合作建造地上酒店等,造价近10亿美元。在左东谷,他们还将铺开一个造地工程,造价达2亿美金。在北京,即将开工有LG大厦和长京大厦,在上海,在建的有正大广场,三个项目各投资达8亿人民币。在华南,他们和外国承包商一起承建的大亚湾核电站,总价达50亿人民币。海内海外其总工程合同近600亿人民币。在总计约100亿人民币的在建房地产项目中,超过30万平方米有上海的“普来茵”,杭州的“东海明珠”和“东海康城”,深圳的“阳光庄园”……,每个投资都达10至20亿人民币。
孙文杰的人生信条是九十九分汗水加上一分机遇就会成功,在市场经济中长袖善舞的他坚信艰辛的努力必有丰厚的回报。但改革必将打破现有的格局,触动很多人利益,对改革者和改革的对象而言,都将是痛苦的。对改革的风险和个人的成本付出,孙文杰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但他说,我的座右铭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绝不会屈服于某一个人,我只会服从组织、服从真理、服从群众。
天生乐观的孙文杰和我们一样,都不希望在他的人生墓志铭上冠以“体制创新殉道者”的称号,但商场就是战场,改革就是战斗,人生就是奋斗抑或沉沦,风险是不可预料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但一个作曲家绝不会为谱写了一个悲剧性的乐章主题而懊悔,因为他明白,悲剧美是与崇高相联的美,是美的极致。
走出中建总公司大楼,当我们回望蓝天中她那挺立的身影,我们心中那首中建人以生命谱写的世纪交响的昂扬激荡的尾声旋律化作了一种中建精神的造形,冲击我们的视觉一如冲击我们的心灵,我们发觉这座建筑原本就是一座生命的图腾。一个作家的话从我们的记忆弹射出来——
想象力是人类不断启迪智力、开发空间、升级换代的软件。
创造力是人类永远朝前走的强大的驱动器;
而生命力则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无尽内存!
愿中建人和孙文杰以创造力为驱动,开拓想象的空间,在凝固的音乐中释放其无尽的生命力!
[独立成篇]
孙文杰最欣赏和最钦佩的人
孙文杰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心中的红太阳头一个是毛泽东,他说这和他所受的教育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一代人比较崇拜领袖。主席一介书生,能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经过长征,把强大的敌人打倒,的确不容易!”他说,从专业角度来讲中国建国之初的建设也是很豪迈的,“我每次走过天安门广场,总要对人说,你看看,我们的历史博物馆,我们的人民大会堂,它的气势,它的工艺,它的造形,即使五十多年后仍然不落后。”
孙文杰心中第二个红太阳就是邓小平,他说,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哪能有我们中国的今天,哪能有我们企业的今天,哪能有我孙文杰的今天?孙文杰认为小平同志有些方面比主席更高一筹,主要体现为他努力摒除我国几千年封建的体制。
“当然,我现在是商人”,孙文杰说,“作为商人我最钦佩的就是李嘉诚先生。”他认为李嘉诚做到今天可谓出神入化,为证明这一点他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最近李嘉诚有一家生化公司上市,这家生化公司上市招股的时候说,公司去年的营业额是14港币,没有任何利润,李嘉诚接着又说他集资的20亿港币中,今年可能就要投资用掉十几个亿,“但是,我所做的都是科技秘密,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们我将来可能赚多少。”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嘉诚在香港就集资了二十几个亿,而公司的市值竟然到了二百个亿。“你说这不是出神入化吗?”孙文杰问道,“要知道他什么都没有啊!营业额没有,利润没有,为什么能吸引股民投资呢?人家相信李嘉诚三个字。”孙文杰自问自答地说。他说李嘉诚三个字就是财富。就是诚信。“他不是骗你,他坦诚地告诉你他的真实财务状况。一个商人能做到这一点太不容易了。”孙文杰赞赏地说。他说,李嘉诚在市场经济形势好的时候能够赚钱,不好的时候他照样能赚钱,而且比形势好的时候更能赚钱。“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却相当的简朴,他捐了多少钱到国内!他相当懂得财富的意义。”孙文杰的语气近乎崇敬。为说明他的观点,他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李嘉诚先生出门,在往停车地方走去的路上他从兜里拿手绢不小心把里面两块钱的硬币带出来滚落到地上的水槽里去了。他便弯腰去拿,可是年纪大了,够不着。等他回来的时候,停车场上的保安员把这两元硬币已替他取上来并交给他,李嘉诚先生二话没说,马上给了他两百块钱。后来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两块钱是财富,如果它丢在水槽里面就没了,现在这两块钱找回来了,我就可能赚到比两百块更多的财富,所以我先要犒劳这位服务人员。“所以无论是他在生意场上的出神入化,无论是对社会的贡献,无论是个人的品德,都值得我学习。特别是有那么大的财富,还那么的谦厚,那么的平易近人,这太不容易。”孙文杰归结说。
孙文杰谈成功企业家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孙文杰不太赞成我们称其为企业家,他说他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因为他不持有企业一分钱的股本,“另外我们这些人可以不必为我们的决策失误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孙文杰补充说,“但是我们这些又很特殊,我们虽然并不持有公司一分钱的股本,但是我们却有比拥有公司全部股本的国家更大的调动运用资金的权力。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他说虽然我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但是我想我可以答你们的问题,“我把企业家的素质归纳为一个理念,两个意识,三种精神”。孙文杰说。
一个理念就是指诚信。孙文杰认为,凡是想当企业家的人,他一定要讲诚信;因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信誉经济,其本质就是诚信。所以企业一定要以诚信面向社会,员工一定要以诚信服务社会。在发达国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企业之间的合作,人们之间的往来,他们所遵守的所谓合约精神也好,法律精神也罢,基础还是诚信。“我刚才讲的李嘉诚先生,他是讲诚信成功的典范。”孙说,“他什么都没有也可以,但是他对股民说实说,所以人家相信他。所以你想要在商场上成功,必须讲诚信。”孙文杰归结说。
“两个意识”一个是市场意识,一个是风险意识。孙说,市场的力量是任何企业任何个人没法左右的,所以你要搞企业,你要当企业的领导,你一定要顺着市场的潮流而行,如果你能顺着市场潮流而动,可以事半功倍;如果你逆着市场潮流而动,一定完蛋。“我们现在很遗憾的是我们中建公司很多地方没法顺着市场的潮流而行,我对此很痛苦!很痛苦!”孙文杰一连强调了很几次“很痛苦”,这使我们对他油然而生一种同情。他说,市场经济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但是它没有一个固定模式,“所以,李嘉诚只有一个;如果有统一的模式,全世界都可以成为李嘉诚。”孙文杰如是说。他认为企业家就是为风险而生的,“如果说你这个企业家没有冒风险的精神,也没有预测风险和驾驭风险的能力,你就成不了企业家。”
“三个精神”分别是敬业精神、创新精神和团体精神。“关于敬业精神,我很有体会。”孙文杰说,“我现在很喜欢我的职业,我认为能够一辈子搞我这个行业是我的最大的幸福。”孙文杰老觉得他的事业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因为可以为社会、为员工作一些贡献;同时他还老是想超越自己,总是觉得他还没有做够,没有做得更好。“有了这种神圣的感觉和超越自己的感觉后,我如果每天干工作不够八小时就会觉得很内疚。反而如果干到夫人打电话来,不得不向她请假,说对不起,我的‘功课’还没有做完,请再给个半个小时。这样心里就非常踏实。反而如果要我去挥霍公司的财产,大吃大喝、吃喝玩乐,我就有一种犯罪的感觉。”孙文杰诚恳地对我们说。
创新精神在孙文杰那里被视做牺牲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必需的,“如果这个市场你不先入一步,你就没办法超越人家”,所以他总是对未来的事情花百分之百的精力、用百分之百的信心去推!尽管他不知道、也不能保证是否一定能做成功。“就像我到总公司来搞重组一样。虽然可能要失败,可能要承担百分之百的失败的责任。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创新或牺牲精神你也不可能成功。”关于团体精神,孙文杰说如果你能够把一个企业的员工团结起来,组成团体的力量,你就成功了,否则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
谈完企业家的必备素质问题,孙文杰又专门谈到了国有企业的经理人的素质要求。他说,作为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在企业家必备素质之外还需另外具备三个精神,第一个就是奉献精神:要做一个好的国有企业的领导,必须承担着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他说,也许你的奉献很多,但是你得到的可能很微薄,也许还有很多的委屈。所以如果你不愿意奉献,你想和人家比你的个人价值的话,那你早点不干算了。“否则心态不平衡,无论这个公司是富庙还是穷庙,你一定会变成一个偷油的方丈。”孙文杰归结说,“所以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素质来说,我觉得奉献精神应该放在第一位。”
第二是驾驭全局的能力。孙说这一点我从香港到内地,体会太深了!我在香港很简单,我在整天观察这个市场,同时观察我们的员工他们的状态如何,不需要考虑太多的社会稳定、文化氛围、背后的冷箭诸如此类问题。到内地后就不一样了,照样还有市场风险——如果总公司业绩上不去,甚至出现亏损,我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但同时还有一个政治风险——国有企业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改革有时就会与社会稳定产生矛盾,让人不敢下手。因为改革可能就会触动一部分、有时候可能是比较多的员工的利益,处理不好他们可能要造反;“因此,这个风险处理不好等于你的失败,”孙文杰说。孙认为若论风险,最大的风险就是利益风险,他认为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不是很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监督、组织监督、舆论监督很不到处。“我们这些经理人的权力大,我可以比国家的权力还大,国家不可以调动的资金我可以调动,国家不可以使用的资金我可以使用。所以如果控制得不好,我们这些人最大的风险是在经济上要出大问题。”孙文杰一脸严峻地说。所以他认为国有企业领导的头脑一定要冷静,要善于兼顾方方面面的问题,要善于同时用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去处理问题。特别是政治手段。孙文杰认为,作为国有企业领导还需具备个人魅力。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文化大革命埋下的这个种子,加上现在社会价值观的缺损,乃是一些不良社会现象的根源。“现在一个小学生如果戴了一个三条杠的标志,他都可能有特权,再加上混入党内政府腐败分子和穷庙富方丈太多,搞得人们很伤心,所以单单想以空洞的说教打动人家,你想都不要去想!”怎么办?孙文杰说,企业领导唯有自己的身体力行社会道德要求,甚至做出一些人家都不能理解的行动,再加上有情有理的说教,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这样才能把人发动起来。所以个人魅力在企业成功中占有很大比重。他说香港的老板不需要用个人魅力的手段,他只要用经济手段就行。“而我们没办法完全用经济手段去解决,用政治教育吧,社会上出现很多没法解释的事,正面教育起来让人觉得苍白无力。”孙文杰脸上多少有些无奈。所以他认为想搞好国有企业的领导很不容易,但是想偷油的很容易。“我今天为什么这么努力?是因为我希望我的接班人不要再象我今天这样受罪、这么累,希望他们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办事就行了。”孙文杰动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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