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改制”——中国产权改革的一场轩然大波

 产权改革，让国 有企业灵动起来，这是１９９７年另一主题词。

１９９７年６月，全国股份合作制试点在安徽全面展开。一时间，我为这一转机兴奋起来，当抓大放小策略厘定之后，中小企业产权明晰了，游击战的条件当可具备。

股份合作制在一开始被推崇为“城市大包干”的改革。于方兴未艾之时，我对如火如荼的改制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奔波安徽合肥、滁州、铜陵、淮北、徽州等五地市的１０多家改制企业，与百十位官员、经营者和工人一起探讨，先后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７篇关于股份合作制的调研报告。

随着对实践的逼近，思考的深入，刚开始的兴奋与热情在大脑中慢慢消退，改制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我的眼前。第一是均股制导致的决策失灵，每个职工都是股东，职工的视野和能力决定了他们缺乏战略眼光。最典型的是铜陵钢铁厂，早在１９９５年，它就开始试点，经营班子能力很强，盈利不菲，当他们在股东会上提出：一、技术要升级换代，否则要被淘汰。二、经营层希望从盈利中提取奖励。结果被职工股东投票否决，弄得经营者非常灰心。从员工到股东，确有一步登天的嫌疑。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很多企业已经山穷水尽，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产品市场已经严重萎缩。企业发展的诸多要素已不复存在，这时候，用股份合作制的集资款强行启动，打强心针，也只能是回光返照。把很多职工养老保命的钱陷了进去，埋下了很多日后的隐患。

这使我产生了两个思考：一、企业改革不同于农村大包干。大包干是把分田包产到户就可以了；企业是现代化的工业大生产，企业的管理和决策权必须集中，股份合作制的均股制行不通，在现阶段应当鼓励经营层持股，持大股；第二，产权改革应当是主动的自我革命。不是被动的万般无奈下的最后一招，时机应当选择在企业内外部经营条件比较宽松时。早改早主动。

针对安徽的情况，在很多中小企业的经营已经无力回天之时，为什么不能对一些尚有点实力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呢？

安徽滁州的基层官员的思路和我的思考不谋而合。１９９７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８年２月，滁州市首开全国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经营者持大股的改制先河（那时候，还没有ＭＢＯ之类的说法）。第一个“吃螃蟹”的是扬子集团董事长宣中光、总经理宣捍东父子，没有想到这竟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全国为之瞩目。

滁州并不出名，最有名的是出自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的“环滁皆山也”这一句话。但滁州市下面的一个县，在中国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就是凤阳——中国农村大包干改革的发源地。

先干再说，这是滁州的传统。１９９８年２月，已悄悄运作半年的扬子集团的改制，终于因纸包不住火而曝光。我作为记者在１９９８年３月于公开媒体上最早进行了报道，因深知这一事件对中国改革的意义，对事态进展保持了高度关注。

滁州市此次主导的改制的特点是“两大”：一是扬子集团是大企业；二是经营者持大股。此次探索也不是说滁州有怎样的先见之明，也是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之举。名声在外的扬子因１９９６年合资事件，其销售收入已经由１９９４年顶峰时期的１３亿元骤降至１９９６年的２亿多元，账面负债率８５．６％，经审计后总资产１４．６６亿，负债为１２．５６亿元，已经是濒于倒闭的格局。如若倒闭，将有６０００职工失业，３万多滁州受养民众衣食没有着落，而欠银行１０来亿的贷款落空，那将导致当地金融的崩溃。因此，滁州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多次出面劝说宣氏父子持大股。

当事件曝光后，扬子改制受到了极大关注：一是扬子的全国知名度很高，１９９５年，其冰箱产量名列全国第二位。１９９６年，它的冰箱厂与德国西门子博世的合资同样掀起了巨大波澜，《经济日报》头版头条曾报道这一事件，并引发了该报一系列的讨论。而集团总裁宣中光非常具有传奇色彩。从２４岁就开始做国企厂长，做了４０多年，是１９５０年代的全国先进工作者，１９９０年代的全国劳模，全国人大代表，这样的人下决心做大股东非同小可。

在最后形成的股本结构中：国有、集体股占５５．２４％（部分是没有投票权的职工养老基金等），职工个人股约占４４．７６％，宣氏父子在职工个人股中占到约２／３。宣氏父子相对控制总股本３０％左右。在宣氏父子的股份中，５８４．７５万是现金入股，其余１０００多万元是由历史（１９８９年）未分配的职工奖励（２９３０万元）中的配股而得。

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在滁州市国资局和滁州市扬子改制领导小组之间爆发。滁州市国资局认为这是“国有资产流失”，拒绝为扬子集团进行资产变更。从而使得改制实际搁浅。与此同时，社会上议论纷纷，尤其是原来扬子的一些干部意见很大，原来只是岗位不同，现在变成了老板和雇员，甚至在精简中下了岗，因此纷纷投诉扬子改制是“家族企业化”，“国有资产流失”。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由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等３部委派员组成联合调查组到达滁州，事件升级。我随后在滁州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在写完稿件，犹豫了一个多月之久，终于横下一条心发稿。１９９９年１月，《证券时报》和《南方周末》先后发表《扬子改制争议四起》一文。我在文中明确提出判断此事件的３个层次：一、改革探索的大方向是不是对的？二、改革探索中合法与合理是怎样的辩证关系？如果以计划时代形成的法律为第一位的，那改革怎么突破？三、宣氏父子的资产来源是不是违法的？

我特别强调，不能把这３个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更不能因为第三个问题，以偏概全，否定前两个方向性与原则性的问题。

调查表明，宣氏父子资金来源没有违法。

在联合调查组返回北京后，滁州市仍然是义无返顾地支持改制。

“改制探索的方向是正确的，小平同志说要允许探索，错了就改回来嘛”，当时的滁州市委何书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滁州市市长钱进则表现了极大的政治勇气，这位国企厂长出身的市长对国有企业的弊端非常了解，他说话毫不躲闪：扬子改制的方向是正确的，除了明晰企业产权，调动经营者进而调动职工积极性之外，对国家社会的好处也很明显：企业经营得好，国家多收税，他个人赚钱多了，国家可以用收入所得税调节。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流失也比损失强，资产转让有数量，也有质量问题，可能价高于账面金额，也可能价低于账面金额，不能简单说它流失。即使流失，它最终还在社会里流动，如果不改革困在那里，一点点损失掉，最后，国家、社会、集体、个人都是一场空，那才是真的悲剧。

扬子改制领导小组组长、滁州政协主席胡成功说：有人看着宣氏父子配股上千万占了便宜，可还应该看到他们的巨大风险，银行的１０来亿的债务他父子要扛，没有盈利，他们的股金利息每年就要赔几十万。产权明晰了，即使破产了，银行找他们，职工找他们，他们就要跳楼，难道不比国有企业破产，冤无头债无主好吗？

针对扬子改制，我与安徽省分管改制的副省长交流看法，他的基本态度是：改革探索的方向应当肯定，但具体操作不够严谨。

经过几个部委和安徽省、滁州市的反复协调。扬子改制最后被低调处置，方向性的对错判断也没有做出。具体操作也没有全盘否定，职工入股金暂时不清退，只是取消了２９３０万的配股。这２９３０万，是１９８７至１９８９年，扬子与滁州市签订的３年利润承包合同规定的超额部分的奖金节余，归全体职工所有，由宣中光为首的企业领导班子支配。否定的理由是超过了资产追索时限。

曾经送出门的孩子如今又抱回来了，宣中光还是没有摆脱他自我预言的结局：一张５分钱的纸就宣布他与这个一手开创起来的企业再见了，但他入股的３８１万元还不能退给他。因为没有人愿意接手扬子这个烂摊子，宣中光的儿子宣捍东仍任扬子的总经理，同样，他入股的２０３．７５万元当时也没有退还。

扬子的包袱又成了国家的问题，国家必须来解决。于是扬子被国家列入首批“债转股”企业名单。２０００年３月，一纸４．５３亿的债转股协议在合肥签订，原先扬子欠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３家银行的４．５３亿的债务变成了华融等３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

虽然扬子改制转了一大圈子又转了回来，但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有了全面的突破：中国的改革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国有企业效益的问题，而是一个全面的系统性大工程。

 产权改革——解开中国经济千千结的线头

当今中国最亟待解决的课题是什么？

是产权改革？是化解金融风险？是国有企业效益低下？还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都是，但其中哪一个是最核心的主要矛盾？是产权改革问题！社会上争论最尖锐的也是产权问题。

为什么？打过一个比方：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像综合整治一棵病树。引发树病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有根的原因，有枝干的原因，有叶的原因，有篱笆的原因。做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产权问题相当于根的问题，枝干的问题相当于金融的问题，国企效益低下类似于树叶发黄，社会保障问题好比护树篱笆。那么，谁最重要呢？

我们曾经认为国企加强管理、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最重要。但从１９５０年代加强来，加强去，国企亏损越来越严重；我们曾认为化解金融风险最重要，但是化解风险的银行利润从何而来呢？于是化解成了空话，银行的呆坏账率越来越高，不得已搞个债转股，把左口袋的垃圾装到右口袋，自我安慰而已；社会保障、再就业等等局限在自身改都没有本质改善的可能。到了最后，一些有勇气的执政者认识到产权改革是个根本问题。“产权明晰、职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次序是非常正确的。只有产权问题解决了，全社会因为经营者“盈利发财，亏损跳楼”，职工“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就要努力找工作”激发起创业热情，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中国才能逐一解决一个个棘手的改革问题。

在现行的经济体制下，产权不清实质上是社会各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的关键。人们常常把市场经济比作海洋，但由于产权不清，职工是国家职工，企业是国有资产，职工吃不上饭，向企业要；企业亏损了，要求政府担保贷款；银行亏损，呆坏账率太高，向中央财政伸手。结果谁都没有积极性，就像大家手脚捆在一起，在海里游泳，不难想象其最后结局。当然更不能因为人的手脚捆在一起淹死了，就怪海，就否定市场经济。

国有企业效益低下、金融风险等等并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汇聚起来，使得中国不得不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城市的吃饭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这一问题对中国的紧迫性，已经不亚于１９７０年代中期农民的吃饭问题对于中国的压力。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其导致的后果将非常严重，不仅城市无法保证稳定与发展，而且将侵吞农村改革的成果。

那么，该怎么去解决呢？在扬子合资事件尘埃落地之后，我深深困扰于这个问题。我试图假想一条中国综合改革之路。那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还要从源头的产权改革入手。我们可不可以从现在效益比较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开始产权改革。改革的方式通过市场拍卖净资产的方式，企业债务由购买者承担，拍卖所得一方面注入国有商业银行，充实其资本金，或者冲消其一部分坏账，另一部分充实进社会保障体系中去。当企业属于私人后，他们具有自主用工权，而下岗职工就进入社会保障体系。

当我把这个设想和一位朋友交流时，他看着我摇了摇头，说：你怎么还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想说我是空想主义者。

 浏阳：执政者的正气为改制第一要义

 我绝对没有想到，中国已经有一片热土已经全面推进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城市系统改革。其思路竟和我的构想基本一致，只是比我的幻想更系统，更完整，更真实，更具有说服力。

１９９９年３月，我与工人日报湖南记者站记者方大丰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会间，方大丰拿出了一份材料，讲的是湖南省浏阳市正在进行的“两个买断”改制。两个买断之一，指的是政府出资买断国有企业职工工龄身份，从而解除职工与国有企业的劳动关系；第二个买断指购买者买断国有集体企业净资产。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出资人买断国有集体企业的净资产……

这份材料虽然十分简单，多处语焉不详（事后我才知道是因为太敏感了），但我却非常兴奋。直觉上我感受到浏阳正发生了我梦想中的事情。浏阳成为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我要先等一等，等他们探索的初步结果出来。

１９９９年８月，我再也等不及了，宁愿自己出钱，也要去浏阳调研采访。于是，我自掏旅费飞到了浏阳。和方大丰一起开始了两次１个多月的采访，我们采访了包括经贸委、人民银行、乡镇企业局、工会等１０多个部门，跑了七八个乡镇，２０多家企业，采访了市委书记欧代明等数以百计的浏阳人。

浏阳的改制也是因为股份合作制而启动，但他们很快发现股份合作制走不通。他们没有因噎废食，也没有垂头丧气，更没有因此放弃产权改革的大方向，而是当本地已经出现了更现实可行的产权改革——公开拍卖的方法后，对其深入研究；当发现其切实可行后，就将它完善系统化，毫不犹豫地先从乡镇企业试起，当乡镇企业成功后，向全市国有企业推进。

浏阳系统改革的程序是，政府先行出资解除职工与国有集体企业的身份关系；对企业进行初步的净资产评估，然后公开竞价，将企业拍卖出去；由于是净资产拍卖，购买者需要承担原企业的债务，并先行偿还银行欠息。出售企业的所得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等公共事业。出资人购买企业后，有权自主选择用工，下岗人员全部进入社会保障体系。

公开是浏阳改制的表象特征。所有的产权交易都是通过交易所公开拍卖，不存在黑箱操作。

公正是浏阳改制的本质特性。对职工公正，浏阳的改革不再是掏职工的荷包，而是倒过来，国家集体欠职工多少就还多少（按国家有关政策：工龄１０年以内，每年７００元，１０年以上，每年９００元）；二是对国家公正，实行净资产公开拍卖，价格由市场说了算，不玩猫腻；三是对银行公正，浏阳改制没有逃废银行一分钱债务，反而把以前的欠息基本都追回来了；四是对购买者也公正。购买者清清爽爽，明明白白买个企业，政府帮助把所有的资产负债都搞清楚，所有手续政府帮助办妥，资方可以随意挑选员工，下岗的全部交给政府。

浏阳正是以这种公正的心态解开了职工、企业、政府、银行手脚相捆的死结，使原来一点点在损失的资产流动起来，增值起来。政府、银行、企业和职工都受益。

从１９９９年至今，浏阳的财政税收连续多年名列湖南省县级市第一，原市委书记欧代明被提升为长沙市委副书记；银行成了最大的受益者。１９９９年４月，湖南农村“两金”问题引发危机，中央决定取消农村合作基金会，并要求地方政府在３年内将原存款兑付给农民。浏阳只用了１年，就将３．２８亿存款全部兑付或转存完毕，不仅如此，通过３年企业改制，浏阳金融业的不良贷款率降低了８％，２０００年３月，被中国人民银行授予中国首个“金融安全区创建工作示范单位”牌匾。职工也成了改制的实际受惠者。２０００年一季度，浏阳市城镇职工工资总额和１９９９年同比增加了３２．９％。

这一纠缠中国的连环死结在中国内地，在国家没有给任何优惠政策的情况下，通过一揽子的系统改革，就这样解决了。

和中国的其它城市相比，浏阳的自然条件只能说是中等偏下——在中部省份湖南，位于群山僻壤之中。倘若不是自然条件恶劣，浏阳人祖祖辈辈也不会和花炮玩命。那它凭什么能成为中国第一个成功的城市系统改革者，浏阳人的独门秘诀何在？

直面危机的勇气，承担责任的正气是关键。在和浏阳的官员交谈中，你能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气息。

有的地方，职工民众常常“顺理成章”就是承担改革成本的主角，浏阳不是！浏阳是政府先行承担改革成本，第一轮改制解除职工身份的４０００多万元，是浏阳市千方百计抠出来的。

在很多城市，即使有产权交易，各种成本也是由购买者承担。浏阳不是！浏阳市曾经匡算，如果把各部门要求企业交纳的费用都算上，等于整个交易额的４０％，也就是说改革的４０％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就化为乌有。因此，对于各级收费，浏阳如当阳桥上的张飞断喝一声：不——“产权交易费用，属于浏阳市收取的，一率减免；不属于浏阳市的，由浏阳市政府承担”。面对所直辖的市、省甚至国家部委的部门文件，这需要何等的勇气。

最难能可贵的是，浏阳改革曝光之时，正值中国产权改革的最低谷，随着股份合作制因自身缺陷无疾而终，“一股就灵”和“国有资产流失”的舆论铺天盖地，很多人对产权改革产生“畏高症”。在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０年期间，浏阳就先后接受湖南省民主党派、湖南省６部门和农业部等多轮调查，其中不乏主观先行的，最后浏阳的改制因无可挑剔而经历了严峻的考验。那时候，他们的膝盖只要稍微软一软，浏阳的改革就会前功尽弃。

浏阳之行的收获极丰，一方面证实了我对中国城市综合改革的构想，它并不是虚幻的乌托邦。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了中国改革能否成功的第一要素：执政者的正气和勇气。 

改革与开放——转型中国的平衡杆 

１．８万余字的《潮动浏阳河》一文在前总编张宏遵、编辑孙德宏、秦少相等的全力支持下，冒着很大的风险，于１９９９年９月９日、１０日在《工人日报》发表。让我们比较失落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应者云集的场面，各省市到浏阳调研学习者众，叫好的不少，然而真正学到，推开的不多，这是典型的叫好不叫座的现象。

改革仍在产权的坚关前徘徊，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各种转型风险仍然纠缠成一团乱麻。正当此刻，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５日，中美两国就ＷＴＯ达成了双边协议，中国加入ＷＴＯ取得了最重大的突破。由于美国在ＷＴＯ中一言九鼎，如果不再发生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类的事件，我个人判断，中国加入ＷＴＯ仅是时间问题，中国进一步开放几乎无法阻挡。当外资在制造业领域投资已基本到位，加入ＷＴＯ，只能意味着金融、保险、证券等服务业领域的外资进入。

自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改革在中国的宏观经济领域虽有进展，但产权改革仍步履维艰。如果说，此前中国的改革与开放齐头并进的话，那么１９９０年代末，开放已经超车到改革的前头。未来，两者的距离将进一步拉大，其结果是改革与开放的失衡。

改革严重滞后于开放，最直接的困扰是盘活国有集体存量的外部条件更趋苛刻，外资增量的扩张对存量的盘活产生极大的压力。假如说国有资产中有３０％是生机勃勃的良性资产，３０％是无可挽救的垃圾资产，４０％是中间资产，国有银行的贷款质量必受此影响。跨国公司登陆中国，会选择行业中３０％的良性资产为跳板，对４０％的中间资产可能就不屑一顾。

倘若中国加入ＷＴＯ，那将意味着国内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将在３至５年就急速提升至国际水平，而这在自然市场状态下可能经过３０至５０年的时间。市场竞争水平的猛烈提升，使中间资产出局在所难免，产业压力就此将被转化为金融风险和就业压力。

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步平衡推进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产权改革激活存量中４０％的中间资产，进一步降低银行里的呆坏账率，从而为金融改革创造条件，就像浏阳那样。

对于改革与开放的平衡，我曾作过一个比喻：中国正走在一条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平衡木上，现实的国内国际环境并不宽松，其中有着相当的风险。中国迈过这一段险路的保障是手中的那根平衡杆。它的一端叫改革，另一端是开放，平衡杆出现一定程度的倾斜摇摆，并不要紧，若开放的一端高高翘起，则有失去平衡的危险。

再也不能对改革严重滞后于开放无动于衷了。

 费改税无法根本解决中国三农问题

 中美ＷＴＯ双边协议签订后，我知道中国未来的走向和规则已经注定，我必须寻找更具成长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２０００年３月，我加盟了广州的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周末》。

因为忠于多年来的理性思考，来年于安徽的我很快被冠以“极端民族主义”封号，当然自先我只承认自己是理性的爱国主义者；第二，我还没有看到令人乐观的事实和理由前，我不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思考与认知。

２０００年，对于安徽“费改税”的调查让我的忧患有增无减。在８月烈日炎炎之下，我返回故乡，调查了安徽濉溪、蒙城两县多个乡镇的改革情况。

濉溪县五沟镇是较正面的案例。原来这里乱收费严重，农民负担一度高达２５０元以上，他们上访，抵制。最终，２９个村庄竟有２２个抗税抗粮，镇墙不敢进村。费改税后，只剩下一正税，一附税，一事一议的三项负担，随着干部更换，政策执行到位，农民的人均负担降低到１００元以下。但与此同时，镇里收入减少，２０００年正税收入３５４万，可全镇仅满额工资支出就达３９５万，吃财政饭的５８８人中，教师就达４５０人，因此受损最大的是农村的基础教育，全镇３０８间校舍，危房１０８间，教师的工资只能发７０％，而且当时已经拖欠了３个月。

    蒙城县的某镇则发生了公然抗拒费改税事件，乡镇官员对费改税阳奉阴违，乱收费照收不误，只是将“费”字全改成了“税”字。他们甚至逼近农民寅吃卯粮，对于交不够乱收费的农民，逼着他们以买黄牛、化肥的名义从信用社贷款，贷得款项直接扣走，只是给农民一张白条。对于到省城上访的农民，他们路上拦截后，对其殴打，关押。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前往调查，也被他们软磨硬泡给轰走了。而我在调查中，镇里官员也多方围追堵截，我只好采取打游击的办法调查真相。

费改税调查使我对中国农村的现状有了清醒的认知，对中国农民民生有了深入思考。基层机构日益庞大，农业结构变化不大，农业生产力提高困难，正一点点侵蚀农村“大包干”的硕果。在农村收益难以大幅提高之下，费改税只能暂缓农村尖锐的干群矛盾，难以根本解决中国的“三农”忧患。

而最令人心焦的是，如此脆弱的小农经济，加入ＷＴＯ后，如何抗拒美国那种现代化大农业的竞争。城市人在物美价廉的美国面粉面前，他们会对中国的小麦不屑一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