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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WTO使中国更富还是更穷？
“进退维谷，生死未卜”，这是2001年初我个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未来命运判断的用词。
当时，我丝毫没有像现在这样洋溢着理性激情的欢乐情绪。在中国正式入世的一年前
，也就是我2001年初加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之前，那个世纪之交，千年之野，最令人感怀的时刻，对于加入WTO后的国运民生，我忧心忡忡。
忧思在于，在我的眼前，中国改革一直在产权的坚关前徘徊不前，而开放却将随着加入WTO而国门洞开，改革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开放的速度，中国本土企业可能不堪一击，其溃败将会对中国金融业连锁产生极大压力。另外，中国的小农经济难以想象能与美国西方现代农业相抗衡。
沮丧的心态在2000年5月达到了顶点。5月19日，北京，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欧盟贸易谈判代表拉米正式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我当时即判断：中国加入WTO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被扫清了，“中国加入WTO的历史实际上在那一天的18时18分锁定”。
那时，作为《南方周末》的记者，我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国加入WTO几成定局》中写道：“中国的未来发展的客观环境已经被锁定。WTO将极大地改变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最根本的变化是，作为个人，你必须面对全世界的竞争者，而不仅仅是你的同胞；作为企业，你也将面对全世界的竞争者；作为国家，民族的市场与利益将在全世界的大范围内重新分配。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可以在这样的竞争中拥有更多的机会，更快变富，但也可能同样快变穷。”
我不否认，国际经济一体化后，各国降低自己的贸易壁垒，环球的资源能够得到更充分合理的配置，世界将产生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蛋糕。但谁也不能不承认，这个新蛋糕并不是单独分配的，它是和各国的既有蛋糕一块分配的，这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如果你的国家综合竞争力没有提升，你不但不能从新蛋糕中分一杯羹，甚至连自己原来既得的奶酪也被人家分走。
这就使中国加入WTO出现两种走势：中国可能变得更富，也可能变得更穷；中国可能变得更强，也可能变得更弱。我衷心期待中国能够更强，国民可以更富，但必须从现实找到必然的逻辑。
我还没有找到能够说服自己乐观的逻辑。
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一场争论
“进退维谷，生死未卜”的第一次感触源于对一条生产线命运的思索。
这条生产线的兴衰沉浮，甚至在1996年6月引发了安徽省一场关于“引进外资”的大争论。事件的两位主角，一位是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一位是当时的合肥市委书记(由于两人都已经离开原岗位，而且我深信双方都是忠实于自身认知的，故而讲述这个故事)。导火索是我在《工人日报》发表的一篇新闻《顶住跨国资本的冲击》。那一年我25岁，大学毕业刚4年，是工人日报驻安徽记者站的记者。
引发这次轩然大波的是合肥开元轮胎厂，围绕着的是中国第一条全钢子午胎生产线的命运。那时，这条生产线因合资事件而落入“生死两茫茫”的窘境中。开元轮胎厂是安徽省重点国有企业之一，是安徽省不多的在1993——1995连续3年进入全国工业500强的企业，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轮胎企业之一。特别具有象征意味的是，开元厂在多年努力后，正试图将中国第一条全钢子午胎线形成生产能力，这种卡车用高质量轮胎，因高速公路的发展，前景十分看好。但要形成10万套生产能力还需上亿资金，按照开元厂原来的设想，他们希望借传统斜胶胎稳定的利润来支撑其成功。在此当口，合肥市主导，开元轮胎厂的斜胶胎部分与印尼企业佳通轮胎合资。佳通控股70%，开元的品牌消失。全钢子午胎就像姐姐带着的弟弟，当姐姐嫁人，被姐夫驱逐出门后，开始流离失所。
经过对合资事件的全面调查，我写了一篇新闻《开元合资启示录》，见报时，编辑将标题改成了《顶住跨国资本的冲击》，这一带有浓厚政策色彩的标题显然极具冲击力。引起了安徽省和国家部委的高度重视。其时的省委书记卢荣景、省长回良玉等带着安徽省合肥市所有相关部门的领导3次前往调研，研究协调在合资成为既成事实后，如何把全钢子午胎搞起来。
他们二赴开元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闯到现场。厂长向卢书记介绍我后，举手投足间自有一种威慑力的卢握着我的手，客气地说：感谢你代表报社对安徽的舆论监督。第二位和我握手的人手冰凉，目光从我的脸上一扫而过，略带敌意地问：你就是那个记者？他是合肥市委书记钟咏三。
钟书记好像对我有意见。
当我在意这一点后，一打听，才知道他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我那篇文章是给合肥的“开放”和“引进外资”泼冷水，打棍子。
我决定主动找上门去，听一听他的真实想法，如果说是我错了，我会跟他道歉的。钟显然也是有胸怀的人，当我在电话里跟他约时间时，他果断地说，那你现在就过来吧。
一见面，钟先向我发了一通火，说，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但你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成为别人手里的棍子。你知道你给我添了多少麻烦，给合肥的引进外资添多少麻烦。现在合肥所有的外商都来问我，是不是开放的政策又变了。你给佳通老总添了多少麻烦，你知道吗？现在印尼就是怕它的华人资本投到中国来，于是通过新加坡转投，你倒好，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印尼的……
“有些情况你不清楚。”钟咏三逐渐冷静下来：开元斜胶胎的利润来养子午胎已不可能了，斜胶胎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利润很低，自身难保。更何况全国各地都在争取外商投资，香港中策、韩国锦湖，甚至美国固特异都在投，如果他们都投到外地去，开元肯定竞争不过它们，如果开元倒闭了，所有的设备都可能浪费掉，所有的工人都要下岗，他们都要找我要饭吃。
“这就是合肥发展的客观条件。”钟无奈地说：国家优惠政策要么撒到沿海，要么就给西部，就是漏掉中间的安徽，向银行贷款越来越困难，我要发展，只有靠引进外资，从而给合肥创造就业，创造税收，合肥人才能有饭吃，你也是安徽人，难道不想看到安徽的发展吗？
我无言以对，面对这样一个有魄力，敢担当，不计个人荣辱的优秀地方官，我肃然起敬。无言以对，不是因为理屈词穷，而是实在不愿意更多地伤害他。
“民族工业”是一个过时的概念？
开元合资事件的冲突，并非孤立的现象。
1995至1996年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制造业领域全面抢滩登陆，往往都是寻找国内较有实力的国有企业合资作跳板。主导推动力多为合肥市这样的地方政府，而行业部委多持反对态度。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界也掀起了“引进外资”的大论战，并形成了分野鲜明的三大阵营。
第一类为引进外资鼓与呼。他们的典型观点诸如：“积极引资莫彷徨，引资再多没有度”；为外资立论“凡是在中国土地上的企业都是民族工业，究竟有没有民族工业，还是个问题，它基本是一个过时的概念”；生怕“引进外资与发展民族工业的争论会给外商造成恐慌”，并驳斥“外资已经控制中国部分行业市场”的论点。
第二种态度是忧心忡忡。他们警告“外商加紧抢占我国市场”，“民族工业面临鬼子来了汉奸多的威胁”。“警惕吃买办饭的人把我们引入歧途。”他们认为，剥开外资含情脉脉的画皮，它是魔鬼。
第三种道路是理性观察防范风险，他们希望“密切注意利用外资新动向”。同时强调国家经济的主体性——“利用外资不是让它代替民族工业”；“经济不能自立，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没有保障”。
开元合资事件正是发生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首先是它发生在非常有代表性的地点——安徽——典型的中国中部省份。其次，多方的利益博弈其中，均有较充分的体现：合肥市主导合资是出于发展地方经济；外资方非常希望能通过开元轮胎这样有很好市场基础和渠道的国企降低抢滩风险；化工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又一个骨干企业沦落外人之手；企业的管理者不愿意因此失去位置，工人不愿意为资本家打工；而省委、省政府则要平衡各方要求。最后达成的妥协是，由省委、省政府出面协调资金，尽可能将全钢子午胎形成生产能力。
合资事件随着资金的落实告一段落，可我的思考却从此起步。第一，把跨国公司引进就万事大吉了吗？中国的本土企业有没有存在的必要？第二，跨国公司以10倍，甚至百倍的强大资本实力，以本土企业难以望其项背的技术与管理能力，以选择强势国有企业合资作为跳板的快捷方式切入中国，中国本土企业怎么才能生存下去？第三，由于原来国有企业人浮于事，跨国公司投资到位后，效率必然大幅提高，会产生严重的就业挤出效应。社会怎么才能够承担如此巨大的就业压力，若社会因此动荡甚至颠覆，那中国的现代化岂非前功尽弃。
没有现成的答案，反而刺激我产生了浓厚的求解欲望。
“遗产税”决定了资本的国家属性
第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是：中国本土企业没有存在的必要吗？
论证“民族工业过时论”者的主要逻辑是：只要是在中国投资的企业，都要支付工资，都要交纳税收，因此，资本是没有国籍色彩的。东南亚模式不就是外资经济成功的写照吗？只是话音未落，1997年5月，狂飙而至的金融风暴席卷了风光一时的东南亚。
“过时论”的论据虽然崩溃，但它的逻辑漏洞何在呢？在思索再三之后，我提出了自己的解答。这与财富的3轮再分配有关。外资企业支付工资只是企业财富的第一轮分配，是在外资资方与中国劳方之间完成的；税收是财富的第二轮分配，于毛利中，资方与中国政府进行的二次分配，这两轮分配的确无论何国投资，对东道国都是一样的。
且慢，这里忽略了第三轮分配，就是外国籍老板的遗产分配。跨国公司的资本所有人的遗产，均按国籍分配的，收益者当然是资本家所在国籍的国家及其国民(尽管也有一些超级富豪把自己的国籍注册在免税天堂，但那毕竟是少数)。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遗产税正成为政府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并可将它转化为公众的教育或医疗费用，进而转化为公众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
近年来，欧美越来越多的富豪，在交纳遗产税之后，将自己大笔，甚至几十亿美元的财富捐献给母校或其它社会公益事业的，已经屡见不鲜(这与跨国公司在中国，买10元的商品，捐1分钱给希望工程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捐赠有本质区别)，个人捐赠已经成为美国教育和医疗等公益部门重要的收入来源。而财富的第三轮分配主要是以国籍和文化的归属感进行分配的，因此东道国基本分不到一杯羹。
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富豪，如果当外汇资本项目开放，它的公司在中国已经投资到位，无须追加投入，甚至在中国市场形成了垄断或相对垄断地位后，他就会将纯利汇回母国。在第三轮遗产的财富再分配中，使母国受益。这种资本的外流将长期削减中国的消费，削弱中国的发展动力。
退一万步说，鼓励竞争，防范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大义之一，在每一个行业领域扶持更多的竞争者，使市场形成相对充分竞争是成熟市场国家的标志。如果中国本土企业能够成熟起来，成为诸多行业有力的竞争者，那也必定有利无害。思维至此，我已经有了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在国家边界没有消失之前，国家经济的主体性和民族性就会存在，本土企业就一定有成长强大的必要。在我们强调现代人的主体性的时候，在强调公司主体性的时候，漠视和否定国家主体性难道不很荒诞？
中国的本土企业能够在跨国公司的竞争中活下去吗？
正面较量中国本土企业几无胜机
那会是无言的结局吗？
我对中国本土企业与跨国巨头的正面竞争非常悲观。这在民用洗涤剂行业已经非常明显。1997年，联合利华在安徽合肥的一次合资，又使曾名列全国第四位的“芳草”洗衣粉品牌消失，芳草的几百名员工被清理出了合资厂。
这只是国际四大民用洗涤剂巨头——美国宝洁、英荷联合利华、德国汉高、日本花王纵横中国的一个小小片段。1997年，总部在广州的美国宝洁实现了39亿的销售收入，利税竟然达到20.5亿人民币，利税率高达令中国企业目瞪口呆的100%以上。
在当时看来，跨国公司在中国正面竞争中横扫千军几乎是必然的。无论销售收入、利润和资本额度，世界500强的最大企业常常是中国行业龙头企业的几十倍，甚至千百倍。技术和管理更是有天壤之别，而且对方的体制常常是在市场经济下历练百年的，中国本土企业制度仍非常原始。我沉痛地扪心自问：本土企业有机会赢吗？
思辨的结果是沉重的，特别是在我发现了“上游剩余价值”的概念后。
所谓上游剩余价值，是笔者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推论。就国产手机而言，由于本土企业上游技术、关键零部件乃至生产线常常是从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购买，跨国公司已从中赚取利润，实现了其上游剩余价值。如此一来，国产手机成本中就这样必然包含一个“上游剩余价值”。
当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直接投资设“子”，其母公司会根据中国市场竞争的需要，选择两种对子公司的上游技术、零部件和生产线的转移价格：一种是超高价格，将下游子公司的利润转移到母公司，以躲避东道国税收。这可能流行于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垄断或相对垄断阶段。另一种转移价格是成本转移，即为了达到攻城掠地，击溃本土企业之目的，将上游产品以成本价移交给子公司。
假使跨国手机在华子公司在体制、规模、销售网络等各方面均与本土企业相当，国产手机成本将比跨国手机多出一个上游剩余价值。换言之，若跨国手机采取零利润策略，则国产手机就要亏损一个上游剩余价值。因此，跨国巨头甚至无须倾销就可以拖垮本土手机。在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的行业，上游剩余价值的威力越大。
既然与跨国公司的正面阵地战几无胜机，我们可以采取游击战的策略吗？可本土国有企业能有足够灵活的身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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