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的完结篇，高盛公司的第五篇报告对“日本、东盟和亚洲的其他国家正在为争取本国的生存空间与经济蒸蒸日上的中国进行竞争”的神话做出了回应，“中国威胁”是误解，并非现实

　　本报记者单羽青 谢宝康

　　“中国对日本的工业领导地位构成了经济上的威胁……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中国赶不上的先进技术，而日本必须生产中国无法模仿的质量卓越的产品。我想这是日本惟一的出路。”(《创新——击败中国挑战的惟一出路》，《海峡时报》，2002年9月13日)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东盟为代价的。过去投向东盟的大批外国直接投资转向了巨大的中国市场。这一现象使人们产生了中国将会‘掏空’东南亚的担忧。”(《东盟必须联合起来行动》，《商业时报》，2001年7月24日)

　　由于工资水平低、人民币价值被低估，加上贸易保护壁垒高，中国正迅速向亚洲市场和全球市场渗透，从而压低了价格，抢走了饭碗，偷走了投资。生产被不断外包给中国以及在主要的制造业中失去竞争力正在“掏空”这一地区的经济，使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十分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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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所谓对亚洲构成的“中国威胁”论其实并不鲜见。而作为《关于中国与世界的五大神话》的完结篇，高盛公司的第五篇报告对“日本、东盟和亚洲的其他国家正在为争取本国的生存空间与经济蒸蒸日上的中国进行竞争”的神话做出了回应：

　　中国对世界其它地区所造成的实际影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显著和严重；

　　亚洲并不是“零和”竞争，而中国威胁更多的是误解，并非现实；

　　人们所理解的“中国威胁论”显然被夸大了。中国和亚洲其它地区并没有陷入为争取生存空间而进行惨烈竞争的局面，而亚洲地区的许多经济创伤是自己造成的。过去十年，这一地区的每一个负面结果，要么反映了全球经济环境的恶化，要么反映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经济政策的失当。

　　不要把亚洲的贸易疲软归咎于中国

　　表面看，过去五年亚洲贸易的增势疲弱显示了亚洲其它国家相对中国的竞争力大幅下降。多数亚洲国家的贸易增长势头在1997年之后明显放缓，而中国的贸易增长却明显加速。这种尖锐的差别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正在将其它亚洲国家淘汰出局”的担忧。

　　“但是，不要因此责怪中国”，报告说，“数据表明，在过去五年中，除中国外的亚洲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与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没有多大关系。图表显示，当我们看贸易值的年度增长趋势时，并没有看到这一时期亚洲的贸易增长出现长期持续下滑。相反，贸易份额下滑发生的1997年、1998年和2001年三年间，中国的贸易份额持续增长；但在其它年份，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贸易增长率大体相似。”

　　报告认为，中国“打败”亚洲其它国家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在最近的两次亚洲经济衰退中没有崩溃。事后看，得出这一结论并不令人惊讶：(1)中国由于实行的是相对封闭的资本账户，因而未受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2)2001年全球贸易衰退集中在投资货物，尤其是IT设备领域，而中国的经济重心相对集中在轻工业产品领域；(3)这两个时期，多数亚洲国家的货币与美元的比价明显贬值，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却保持了稳定，也就是说，即使亚洲其它国家的贸易在量上保持不变，但还是能看到以国内货币定价的商品贸易值呈下降趋势。

　　报告指出，贸易仍然带动亚洲经济的增长，真正的“病根”在国内。如果过去十年，市场不断被中国抢占是影响亚洲经济的主要因素，那么随着贸易量逐渐拖慢其它方面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看到中国邻国的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呈下降态势。但事实上，我们在亚洲看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速度一直超过国内经济的增长速度，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都如此。直到2001年全球经济衰退，贸易才“首当其冲”拖累了增长。这清楚地表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亚洲真正的问题源自各国国内。

　　中国没有抽干邻国的投资资源

　　另一个普遍的担忧是，外国直接投资不断流向中国大陆是以亚洲其它地区为代价的。1993年以来，中国每年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达400多亿美元，因而，直接投资总体性地流向中国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大幅增长的。当然，并不是所有资金都来自境外，相当大部分是大陆企业的资金通过香港和其它海外市场“返回”内地的，目的是获得税收优惠政策。然而，即便剔除了这些资金流，平均每年流入大陆的外国直接投资仍接近300亿美元。

　　同时，尽管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东盟合起来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中国大，但过去十年，其平均外国直接投资却一直低于中国，大约每年为220亿美元。

　　“然而，外国直接投资流向中国只是增加了投资总额，而并没有抢走亚洲其它地区的份额”，报告说，“当我们把外国直接投资当作目标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来考察时发现，尽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流向中国的投资增长显著，但流向除日本外的亚洲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也不断增长，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1.5%增长至1997年的2.5%。”

　　“在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出现了下滑，但这种下滑对于中国和除日本外的其它亚洲国家都同样显著。”

　　报告认为，亚洲的实际损失并不在于外国直接投资，而在于短期投资和资金流。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是亚洲国家外部收支平衡中最稳定的成份，不是亚洲国家需要担忧的因素。直接投资的变化在短期投资和资金流巨大变化面前相形见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东盟1996年的投资净流入量大约是400亿美元，但从此开始遭遇了以后连续五年的净流出，到1997年和1998年达到了800多亿美元。比较而言，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变化。

　　报告强调说，“短期资本的流出并不能说明它们一定‘改道’到了中国大陆，但可以反映出这些资金撤回了发达国家。同期，中国也有相当大规模的净资金流出。”

　　资金流入中国并不会“掏空”亚洲经济

　　亚洲一直是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初期，台湾、尤其是香港的投资者是大陆主要的境外投资来源。自从1991—1992年大陆进一步开放以来，亚洲一直占流入大陆全部境外直接投资的2/3以上，而自1998年以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流入大陆的投资就有将近每年200亿美元。

　　面对这种显著的资源转移，很容易让我们想象到中国的邻国会被“掏空”，因为：对外投资从其国内经济中带走了许多资源；制造业的工作转到了工资水平低、生产率高的中国。

　　“但是投资流入中国并没有掏空中国的邻国”，报告说。

　　为此，报告从以下四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一地区的净投资仍然保持正流入。尽管亚洲对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最近十年，新流入的境外直接投资实际上超过了这些流出的投资。从1990年直到2000年，流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东盟的境外直接投资净值为正值；只有2001年这个净值才变为负值，而这反映的是全球IT产业衰退所造成的周期效应。

　　其次，亚洲国家成功地提升了在增值链中的位置。最近20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资本流出，在传统制造业也经历了最严重的损失，但是也取得了最广泛、最成功的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的成就。

　　第三，多数进入中国的投资瞄准的是中国的市场，而不是出口外包。尽管目前的宣传出现了“向中国大陆外包的浪潮”，但这并不是说对大陆一美元的投资就能够在出口市场上增加价值一美元的竞争。许多观察家和投资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初期，典型的投资模式确实是向大陆转移出口型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然而，自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大陆进一步开放以来，大部分境外直接投资实际上被用于获取大陆的市场份额，比如房地产业、汽车业、机械业、零售业和餐饮业。最近五年，大陆的境外直接投资中只有不到1/3流入了中国的出口型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电子加工业)。换句话说，流入中国大陆的投资并没有在“零和”竞争中从邻国抢走市场，而是成为扩大邻国市场的载体。

　　第四，亚洲从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取得了显著的收益。亚洲最常见的抱怨是中国是投资的“黑洞”：资金只见进，不见出。实际上，大陆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数据表明，返回投资国的利润非常大，去年达到了将近300亿美元。如果我们把前十年流入的境外直接投资的总额作为基准，投资回报率实际上大约为8%，远高于美国或者一些欧盟国家的相应比率，证明在华投资总体上是盈利的。

　　鉴于对中国统计数据可靠性的普遍担忧，高盛复核了亚洲其它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返回利润的数据，发现回报率数据与日本、韩国和香港(中国最大的单一投资者)对华直接投资返回利润率的数据非常接近。

　　报告强调说，“怀疑者可能会指出，一部分在中国被称为返回利润的资金实际上可能是国内企业进行资本外逃，因此，境外投资的利润被夸大了。这当然是事实，但是，一部分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也是由国内企业‘返回’的。没有理由认为资金流出的数据比资金流入的数据偏差程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