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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报北京的全国各地较大的企业破产预案达数百件之多。一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户中，有
逃废债倾向的企业占40％，实际操作中比例更高，一些地区甚至重用“逃债有功人员”
本报记者张小彩
地板上堆放着五六摞材料，每摞都有半人高。“今年以来上报北京的比较大规模的企业破产预案已经有数百家之多，
而且没有少于往年。”在北京的一间办公室，一位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银行痛陈企业是“青蛙”
中国的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确切数字到底有多大，至今是一个谜团。不过，本周《财经时报》获得可靠消息说，为数
众多的企业近来正在上下活动，强烈要求政策准许第二次对企业实施债转股。债转股和破产都是被认为是企业用来逃废银行债
务的传统而又有效的手法。
工商银行广东分行余保福先生告诉《财经时报》，目前业内有一种比较公认的说法：在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户中，有
逃废债倾向的企业占40％，而实际操作中可能达到的比例为50％-60％。
建设银行的侯太领正在专门研究企业逃废债问题。他对《财经时报》说：“困扰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从一定程
度上看，要归咎于企业的逃债行为。被逃废的国有银行债权数额惊人，逃废手法多样化，而且呈逐步典型化的趋势。像‘破产
逃债’这样便于操作而又表面合法的逃债手段，在全国各地都有企业普遍采用。”
时下企业中流行着一种评论称：“能借到银行贷款的人有本事，而乖乖还给银行贷款的人是笨蛋。”逃废银行债务成
了一种值得炫耀的能力，一些地区甚至有意重用“逃债有功人员”。
与此相对应，中国的银行业出现了一大景观：从央行到商业银行都设立专门的债权保护部门，央行叫“债权保护办公
室”，商业银行称之为“资产保全处”，功能都是专门负责追收被企业逃废的债权。据悉，外资银行并无相应部门，因为银行
债权还没有出现被大规模逃废的情况。
大量的逃废债现象让银行谈虎色变。在上周末中国银行业协会举办的“中国金融法律环境与银行业务发展研讨会”上
，法律专家王卫国在谈到银行贷款问题时说，企业和银行是鱼和水的关系，银行应该放水养鱼。
这个比喻引起了在座商业银行人士的不满。工商银行余保福当即反驳说，企业和银行不是鱼和水的关系，而是青蛙和
水的关系——“青蛙”在没有拿到贷款时拼命往水里跳，而拿到贷款后又拼命往水外跳。他认为，中国目前法律体系的不完备
给这些青蛙“提供了跳板”。
余的这种比喻立刻赢得了在场的银行人士的掌声认同。
“改制逃债”政府包庇
侯太领对逃废银行债务问题进行了大量实证分析，并将其主要形式归纳为8类29种，其中有一大类与政策和政府有
密切关系，这也是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的主要形式。
——“改制逃债”。侯太领说，这是当前企业第一大逃债方式，而此前独领风骚的是“破产逃债”。“改制逃债”常
有政府背景作为支持，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以优良资产组建不承担债务的股份制公司，由资产既少
又劣的原企业承担债务，或者企业在整体股份制改造时调整财务报表，对参股人隐瞒债务，导致新公司注册后新股东否认债务
，甚至在出资协议里擅自处置债务等；二是企业在进行兼并重组时设立“无债企业”，新企业只接收财产而不承担债务，只调
整资产结构而不理顺债务关系；三是企业进行承包租赁后，业主与承包、租赁人只处置财产的占有和利润的分割，而不安排企
业债务的承担。
——“破产逃债”，这是企业借助破产偿债程序并在破产事务管理上违法操作以逃避债务的行为。其具体表现如：政
府指令破产，将逃债而非还债确定为破产目标；法院或清算组强行否定破产财产上的他物权，使担保债权沦为普通债权；宣告
破产前债务人非法减少可供还债的财产；将破产财产高值低估，从而降低清偿率；故意提高破产费用和税金，从而减少可分配
财产；只清算固定资产不清算权利资产，或在财产清算完毕前终结破产程序；给关联债权临时设定抵押或进行突击清偿，增加
破产财产的负担。
——“政策逃债”，借助政策的模糊或滥用政策，主要通过扩大“债务豁免政策”的适用范围进行逃债。例如，国务
院关于“破产财产优先安置职工”的政策，只是针对试点城市而言，但许多非试点城市的企业在破产时也强行适用这一政策；
国家关于“枯竭矿山”等非法人破产的制度出台后，许多明显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官办企业也通过破产来免除出资人的责任；“
债转股”政策开始酝酿乃至有关规定出台后，许多地方政府指令或法院裁定“债转股”。
法院暗度陈仓助逃债
有一种形式的逃债是在法院协助下完成的，这就是“诉讼逃债”。诉讼逃债的手段近来在一些基层银行反应十分强烈
，其特点是“逆向借用司法权，以规避司法对债权的保护”，这实质上是一种在法院的协助下完成的逃债行为。
其一，与关联企业打假官司。当事人之间串通进行假诉讼、假执行很容易完成，而且这种做法借助了司法文书的确定
力，使逃债行为变得貌似合法而不容置疑。
其二是假查封。债务人与法院达成默契，将资金和财产进行虚假查封，以法律关于“财产不得重复查封”的规定来对
抗债权人申请的查封和执行。
其三，债务人在失去清偿能力后，协助担保人对抗债权人，通过一定证明技巧促成认定担保无效的裁决，从而使债权
悬空。
其四是保证人“指示财产”，制造免责事由。保证人向债权人指示债务人的财产后，保证人便获得了一种胜诉期待，
如果债权人怠于行使诉权，就会丧失担保债权。
据银行业内新近动向分析，随着金融零售业务所占比越来越大，个体债务人逃避债务也成为越来越突出的一种逃债现
象。个人逃债的主要方式更是五花八门，有的是债务人及其财产下落不明，债权无法行使。有的是债务人在借债后财产迅速减
少，只保留维持生活必需的少量财产，而这部分财产是豁免于强制执行的——例如在中国的许多地区，个人住房被限定在基本
生活保障的范围。
此外，一些个人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清偿虚假债务或对债务进行虚假清偿来逃避债务。有的当事人则以预期可能实
现的资产来提升其信用并取得借款，债务形成后又有意识地促成债权项下没有真实资产可偿的假象，以达到逃废债务的目的。
逃债玄机
银行一面加快处理不良资产，另一面又不得不应付大量企业逃废债务所形成的新的不良资产；从中央银行到商业银行
，对于逃废债问题义愤填膺喊了多少年，但每当记者希望深入了解逃废债问题内幕时，各银行又都宁愿三缄其口，这是国内金
融界延续多年的一个怪现象。
法律专家王卫国指出，中国的银企关系实际上搀杂进了诸如中央财产和地方财产的关系、私有和公有关系等，使问题
变得更为复杂。业内人士分析说，国有银行是中央财产，地方企业则归属地方政府，后者要确保一方平安，要扩大“政绩”，
因此在地方企业逃废国有银行债务问题上，会“不由自主”地发生行为偏差。而司法的不独立，使地方司法机构听命于地方政
府，更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偏差。
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竞争日趋激烈，也被认为是痼疾难解的原因之一。由于多年前即已形成“以当年应实现的利润额倒
推出应该发放贷款额”的办法，各银行又都处在同一层次上展开竞争，客户群都差不多，因此，在贷款中会降低贷款条件。
工商银行广东分行余保福告诉《财经时报》，现有法律体系不尽完善，也给企业逃废银行债务提供了“跳板”。比如
，世界一些国家的《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制度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共同准则，但它们同时拥有相应的配套措施，以校
正有限责任可能发生的偏差。而中国在引进有限责任制度的时候，却未引进配套措施，使得有限责任制度容易成为企业逃避银
行债务的外衣。另外，中国的《公司法》对公司利用关联交易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也没有相应的制衡机制，商业银行无法
找到有效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债权。
建设银行侯太领认为，中国企业出现逃废债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逃废银行债务“几乎没有成本”。他说，逃债对
银行来讲是一种经营风险，无法单靠银行加强管理来遏制；而即使在相对成熟的市场环境中，若想遏制逃债大量发生，应主要
依赖严苛的法律惩戒，诸如巨额惩罚性违约金、对商事资格的限制等，使逃债在许多国家成为债务人不敢逾越的雷池。
目前中国欠缺有效制约逃债行为的法律机制。现存能够借用的所有法律防护手段，都停留在确认权利和弥补损失上，
责任体系中没有任何对逃债人的惩戒机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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