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伶

　　孔子日: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曾经风光一时的仰融，现在隐匿他乡，他最为悲愤的事情不仅是想像中数亿身家的蒸发，而且，往日弟子簇拥、门庭若市的虚荣，全都灰飞烟灭。

　　仰融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记者通过仰融律师以电话向他问道，“你心爱的弟子都弃你而去，你有什么感触？

　　仰融的回答令人愕然，“上帝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有人说：仰融不是所谓受迫害的民企代表。

　　仰融是什么？有一个细节可以提一下。据说1991年至1993年期间，仰融最初的融资平台华博财务有限公司与海南华银信托有限公司之间的资金对帐有13亿之多。当时仰融的资金源头是华远集团、中行北京分行、中银集团等大型国企。深得国有金融业开放风气之先，仰融曾经左右逢源。直到现在他发现自己无牌可出了。

　　仰融不值得同情。但是，这一切与即将开庭的华晨系产权诉讼案本身无关。

　　“5号函”之后

　　令上海、香港、纽约三地6家“华晨系”上市公司命运逆转的是一张薄薄的纸。

　　故事始于一份谈话笔录，不是正式的文件公函。

　　“经批准，把香港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香港园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珠海华晨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晨实业公司及其派生的所有公司，及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册的公司及以其亲属名义注册的公司一并划转辽宁省人民政府，所有债务一并划转。”

　　3月28日，当“辽宁省接收华晨集团国有资产工作组”(简称“工作组”)将以上内容向华晨前高层仰融宣读时，仰融很冷静地找人作了一份简要的笔录。几个月后，这份笔录转交到相关律师手中。经查实，这份笔录出处是财政部企业司(简称“财企司”)5号函的部份内容，发函时间为2002年3月11日。

　　在谈话笔录中有“请抓紧时间对相关资产进行审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措辞。同时传达的还有关于仰融本人的一个职务：“辽宁省接收华晨集团国有资产工作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因为这个头衔，“仰融得以多次参加接收组办公室主任会议”。

　　向记者出示谈话笔录的是北京市昌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海，他与深圳市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克祥一起，担任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简称“华博”)诉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简称“基金会”)财产权属纠纷案的原告代理人。

　　“5号函”传达之后，进一步的“移交工作”按事先设计的程序正常进行。

　　数月之内，工作组再三敦促移交资产，但没有产生实质作用。仰融与工作组变得明显对抗起来。工作组曾称“根据有关会议纪要和录音，仰融本人曾多次明确表态将上述股权移交”。

　　事态发展越来越微妙，双方大打时间差。

　　从4月12日到10月23日，工作组向仰融发出“限期移交大威德基金”函；华晨汽车(HK1114)发布解除仰融董事局主席、董事会成员公告；申华控股(600653)发布罢免仰融的董事长职务公告。10月18日仰融被辽宁省检察院以“挪用资产”罪批准逮捕。

　　仰融动作稍迟一步。10月3日，仰融隐匿海外之后，以圆通科技大股东的身份要求召开股东特别大会，提出罢免吴小安、苏强、洪星、何涛等6人的圆通董事职务。

　　10月10日，宁波中院以债务纠纷为由冻结了仰融个人持有的申华控股(600653)股份。后有消息说，宁波中院的作法令辽宁工作组颇为恼怒，仰融个人在申华控股持有的股份暂时未能划转沈阳。这是仰融惟一略占上风的一棋。

　　10月14日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庭立案受理仰融个人占有70%股权的华博财务有限公司诉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财产权属纠纷案，10月16日组成合议庭。

　　11月份之后，仰融与辽宁方面再没有任何直接对话的迹象。

　　仰融委托的律师在进行诉前的举证准备。工作组对此行为发出一份回应函——“你方执意聘请律师，须对律师出具的文件进行确认，表明该文件完全是你本人意思的表达，并承担由此泄露国家机密的后果。”

　　此时，由华博诉财政部的“行政侵权行为”的起诉状递交到了管辖西城区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两起诉讼

　　仰融聘请的律师团堪称“豪华”。

　　律师团有十人左右，正式授权的有北京、深圳、上海的行政律师1名、民商律师2名、刑事律师3名，香港律师2名，还有1名美国律师尚未办理委托手续。

　　据华晨系产权诉讼代理人吴克祥律师称，他们为确权案做的是“风险代理”，胜诉之后才能收取律师费。

　　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诉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财产权属纠纷案，涉及中国内地、香港、美国等6个上市公司以及200多家企业200多亿元人民币，直接诉讼争议标的达20亿元人民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产权纠纷案”，诉讼费高达1001万元人民币。

　　此案尚在“当事人举证阶段”，具体开庭时间、是否公开审理待定，“当事人如有提出涉及机密性质将可能不公开审理”，这是记者向北京高院内勤部门查询时得到的答复。是否有涉及香港和美国两地华晨系上市公司的诉讼发生，华博代理人称，“现在尚未作决定。”

　　北京高院为产权讼诉组成的合议庭阵容强大，担任此案审判长是高级法官赵彬，据称“相关办案人员暂不接受任何采访。”

　　就在海内外高度关注的华晨系产权纠纷案即将悄然开庭之时，同时起诉的行政诉讼案被“暂时搁置了下来。”

　　截至记者发稿，北京市一中院还没有就是否受理华博诉财政部的行政诉讼案发出正式通知。但据华博委托代理人透露，北京一中院已经以“电话通知”暂不受理，其口头表达的意见是“无可诉性”。一中院认定辽宁工作组的报告中一再提到财企司5号函是“机密文件”，将难以在庭上调取5号原件作为证据材料。

　　记者曾向北京一中院行政庭、告诉庭了解此案被裁定“不予受理”的原因。据行政庭一位女法官介绍，告诉庭“不予受理”的依据为《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记者查阅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的《<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阐明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第四十条另有解释，“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只要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记者另向北京市一位曾参与起草《<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讨论稿修订的专家请教，他认为，北京一中院应在原告起诉7日内书面裁定不予受理，起诉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起诉。

　　而对5号函的“机密性质”是否构成“不予受理”的依据，这位专家一再说他的“个人意见”是：这份形式上的行政机关内部函件，在内容上直接涉及到企业财产处分、企业权利义务处分等，“有可诉理由”。

　　华博提出主要诉讼请求是财企司(2002)5号函撤消，“5号函认定香港华晨中国汽车有限公司等企业资产为国有资产，并直接划转给辽宁省政府之行政行为缺乏充份的事实依据。”另外，华博的行政起诉状提到，被告作出5号函后只向原告有关人员进行宣读，且未向原告送达相关的文书，剥夺了原告陈述、申辩的权利，“属程序上严重违法”。

　　据华博代理人称，仰融走此“下策”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他始终未见财企司5号函的全部内容，因而他疑心工作组把财企司函件处理“扩大化”，只能通过诉讼程序由法院调取5号函原件；其二，他对财企司在华晨系股东的投资权益没有进行过确认之前即划转给辽宁省的行文程序提出质疑。

　　真假基金会

　　坐在产权诉讼案被告席的是仰融“一手设计”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基金会本身的归属、其托管财产的归属，成为确权诉讼的争议主体。

　　记者在北京市复兴门外二七剧院7号楼找到“风光不再”的基金会，这个一夜之间被200亿天价诉案压在头顶的“民间非盈利机构”，现在俨然一具空壳。

　　一位留守在基金会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的先生对记者说，“由于不便透露的原因，我们暂时不便就诉讼本身发表任何意见。”

　　此案涉及200亿人民币源自何处？华博代理人称，华晨旗下的6家上市公司加上其他非上市公司，总资产接近300亿元人民币，“仰融认定基金会的无形资产对公司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亦应享有一定的投资权益，但比例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30%的限度。”

　　仰融欲以“七三开”的方式确认华博与基金会各自的投资权益，这是他打这场官司设置的第一道防线；退一步的话，“反而胃口更大一些”——“基金会四家发起单位除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出资10万元人民币外，200万元和基金会初期的运作资金都系华博投入”，所以，也不排除按“九一开”与基金会作财产权属划分的算盘。

　　“华晨系”财产权属纠纷案原告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这个名字在华晨系名单上颇为陌生。1991年2月26日华博在香港注册，其股权结构为仰融占70%、另一自然人占30%，法定代表人仰融，这是他到香港注册的第一家公司。第二年，华博透过持有金杯客车股权进入了同在香港注册、苏强等人有相应股份的华晨集团、华晨投资，成为“华晨系”资金运作的源头。现在，华博成了仰融惟一可以挥舞的手杖。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于1992年5月。发起人是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华晨、中国金融学院、华银信托投资集团四个单位。对外称注册资金为210万元，其中10万元由央行教育司拨款，200万元来自华晨。

　　一个月后仰融在百慕大群岛注册了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Brilliance China Automotive Holdings Limited，CBA)，由华晨控股100%持股。1992年10月9日，华晨汽车得以顺利在美国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NYSE：CBA)。其招股说明书称，发行后公司由基金会(占55.88%)、金杯(占15.37 %)和公众股东(占28.75%)所有。

　　据说，当初主承销商第一波士顿公司给华晨汽车设计的两套换股方案中，其中一套“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以华晨控股占金杯客车51%的股权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注入华晨汽车。但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仰融最终选择的是以基金会“火中取栗”。

　　记者查阅“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CFEDF)章程”总则第二条——“基金会有完全独立的法人地位和非盈利的业务活动方式，是民间组织机构(non-governmental and no-profit organization )。”华晨汽车(CBA)的招股说明书中“注册人的控制权”一章也有注明，“基金会是民政部于1992年注册，并由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与中国人民银行的联营公司及合作人共同主办的中国非盈利组织。”

　　两份文件的陈述基本吻合。这可能有助于确认基金会财产的托管与非托管关系，同时也有可确认基金会本身的“民间身份”(non-governmental)。

　　第二步，是对基金会所托管财产的投资权益的认定。

　　曾有媒体认定华晨汽车是纽约证交所第一家“中国国有企业概念股”，其依据是“1993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曾正式发文，委托基金会代表国资局投资于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金额为1500万美元。根据这份文件，基金会的资产属于中国政府所有。”

　　但华博代理人称，国资局当时出具的是一纸空函，“投资事实没有发生。单方面的意思表示与实际履行行为是两回事。”“发文时间改为1992年6月20日，这样做是为了给美国律师看，表明基金会与国有资产的‘受托管理’关系。”

　　代理人还称，在基金会财务报告中应找不到这笔“1500万美金”的资金流向。

　　同样，对于“仰融以华博名义注资和放在基金会底下的财产”，也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记者仅见到1992年8月6日、9月3日、12月25日华博财务有限公司汇入基金会帐户上的进账单复印件。

　　以出资额确认基金会的财产归属，这仅是股权取得的几种条件之一。有三种取得股权的说法：以出资确权的“投资说”、没有出资但以登记取得股权的“登记说”、以出资人与公司之间订立契约的“合同说”。

　　以何种“说法”确认基金会的财产归属，这将会是开庭时双方争辨的焦点之一。

　　记者采访中听到略微了解仰融禀性的人私下评论，基金会出生不明，是仰融有意而为之，“他财技的确一流，但最大的缺陷是疏于法律。”

　　华晨系“转折”

　　11月8日，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郭廷标向媒体表示，华晨整个集团的产权清理可望在年底完成，“要将国家的资产与社团资产分清，让国家的资产归国家”。

　　这一番讲话，被上海法律界人士认为“华晨事件已由行政确认走向产权确认”，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11月12日，在华东政法学院举行的“转制中的产权界定”研讨会上，华晨系的行政、确权诉讼被当作个案来讨论。

　　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系副主任吴弘副教授发表个人意见时说，华晨系财产权属纠纷提出了“司法介入的适当性”，私权的地方，公权不要介入。

　　吴提出华晨个案的意义还在于“国有资产法”的健全已是当务之急。他认为，华晨确权“要还历史本来面目”，国有资产的无形资产、行业专营权、政府支持等因素要一并考虑。

　　进入确权诉讼程序的基金会财产引发的将是整个华晨系产权纠纷，不仅是最初的产权确认，还有“膨胀的利益归属谁”等问题。

　　在华博诉讼请求中，除确认基金会的投资权益之外，还有确认华晨汽车(CBA)、香港华晨汽车(1114.HK)、珠海华晨控股、上海华晨实业的投资及投资权益。有法学界专家提出，界定这一部份“膨胀的利益”不仅是谁投资谁享有权益多，还要从经营管理和收益方面判断产权。

　　华博起诉状指明，基金会未参加华晨集团的经营管理，仰融“借用了被告的名义，进行了上述四大实体的经营运作”。华博代理人一再称，“国家任何机关或部门未投一分钱”，华晨以十年苦心经营，成功控股了海内外6家上市公司，控股总资产达200多亿人民币，所以国有资产权属只限于无形资产部份。

　　擅长于证券诉讼的吕红兵律师提出与华博代理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涉及到200多亿总资产的确权，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股权确认。这不仅关系到谁出资谁所有，而且出资的合法性、出资性质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吕提出被投主体基金会的资产应是社会资产，华博行为不是投资，而是捐赠概念，这一点对华博诉讼请求最为不利。第二步界定产权要考虑管理者作用，原告没有提出这一诉讼请求，而且公司法仅是将管理者作用列为分配的概念。

　　即将开庭的华晨确权案将引发众多的立法争议。华博代理人称，此案败诉的话，最大的贡献是给“产权确认立法”提供判例。

　　一旦败诉，仰融的下一步将会怎么走？据说，他不排除在美国、香港提出“个人财产受侵占”诉讼的可能。

　　海外诉讼如果受理，将可能引发另一个潜伏的问题：基金会的真实出资情况和财产托管变化，与出具的法律文件是否有出入；而且，这将涉及华晨汽车(CBA)上市文件是否有造假成份。

　　采访结束时，记者通过华博代理人，以电话问仰融，“现在回头再看，你操作华晨系资本运作最大的败笔是什么？”

　　仰融强势口气不改：“没有败笔。”后来，他又加以补充说明，“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华晨汽车不挂在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名下，根本实现不了美国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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