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建城已经有3047年的历史，作为辽金元明清五朝帝都，京城遍地是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光的古迹。在亟待挖掘、整理、修复的文化古迹中，会馆的命运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

　　北京的会馆兴起于明代，清代达到鼎盛。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会馆“这样注解：“会馆，是同省、同府、同县或同业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设立的机构 ，主要以馆址的房屋供同乡、同业聚会或寄寓”。北京史学家王灿炽先生认为，会馆大体可分为进京同乡和赶考的举子落脚休息、听榜的试馆；为做买卖的本乡人相互保护照应的行馆。后来行业会馆打破了地区界限，如：正乙祠就属于银钱业会馆，用来供奉正乙天君——财神爷的地方。还有玉器行的会馆、梨园会馆等。由于北京长期以来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全国各地甚至府、县几乎都曾在京设立过会馆。会馆实际上成了政治、社会活动的场所，近代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都与会馆有关。表面上看，会馆都是一些破旧的小平房，里面却积淀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会馆在南城扎堆儿据考证，京城最老的会馆建于明永乐年间的江西南昌会馆。最后出现的一所会馆是1936年建的湖北大冶会馆。历史上，京城的南部会馆林立。最早调查和记录京城会馆的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会馆有182处。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北京大小会馆有414个。据《京师坊巷志稿》、《都门纪略》、《实用北京指南》等书记载，清末北京的举子会馆约有425处，工商会馆约有32处，两种会馆合为457所。到1949年11月，北京市民政局调查尚存的会馆，其修建于明代的有33处，清代的有341处，民国的有17处，合计391处。这些会馆大部分位于现在的宣武区，崇文区约有38处。缘何京城会馆都集中在宣南？京味作家、《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认为，由于清代实行“满汉分居”，内城，即现在的东城、西城都住着皇族和八旗，汉人不得入住内城，即使像大学士纪晓岚这样的官，也只能住在城外。清朝北京的城圈儿很小，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外就是城外的郊区了。当时的崇文区是漕运码头，做买卖的地界儿，在明朝中叶已成为全城各门的总税关，文人历来轻商，不愿意与商人为伍。而宣南文化又源远流长，文人自然愿意在这儿安营扎寨。当然，文人住会馆不但节省食宿费，还方便读书交流，做学问。乾隆盛世集中了全国一流的学者360人，编纂《四库全书》。为了编这部书，还得有人誊抄、校对，因此参与编辑《四库全书》的就有3000多人，他们中的多数人也住在会馆。

　　明清建筑统领地域风格巧附京城会馆的建设没有规范标准，不像皇城内的宫殿巍峨、楼阁辉煌，也没有西郊外的水木清幽、园林秀色。大部分为购买的民宅，建筑上都不太讲究。有些会馆人气渐旺，拥挤不堪，就顺便在空地上盖几间平房，并不像王府或大宅门那样根据定制建造，基本上是因财力而定规模。几百所会馆中，以小会馆居多。南横街一带的中山会馆、潮州会馆、绍兴会馆等都是几十间平房的四合院。会馆的建设费用，全部来自民间捐款，官员带头掏钱，财大气粗的多出，囊中羞涩的少拿，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安徽会馆当年是孙承泽的万卷楼，在李鸿章势力最大的时候由他操持修建的，所以比一般王府都豪华，仅占地就9000多平方米，其建筑风格也有徽派的特征。单从建筑上看，会馆的整体布局和室内装潢沿袭了明清的风格，但民俗乡情和地方特色在有经济实力的大会馆中都很突出，加之会馆经常举办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交流活动，使会馆的作用已远远大于其原有的功效。比如湖广会馆从嘉靖中期起，历经几次修建，从原来不起眼的一套三进院，成为北京建有戏楼的著名会馆之一，建筑风格体现了两湖建筑讲究主楼高敞，偏院曲折，厅堂隐蔽，亭景精雅的建筑文化特色。特别是道光20年，曾国藩亲自改定设计修建该馆时，在亭榭假山的安置和“风雨丽人馆”斜廊的处理上，完全采用了《周易》“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南派堪舆风格。对北京南城会馆周围的建筑有明显的影响。李鸿章主持修建的安徽会馆则另有“平衡”的韵味，整个建筑的围合空间充分体现了徽派建筑讲求形神兼备、聚气藏风、左平右安、避煞通幽的特色。岭南地区的建筑风水讲究对“水”的利用。北京缺水，没有纵横交错的河泊，东莞会馆和粤东新馆采用岭南建筑风水中“借路为水”的办法，把路当做水用，讲求“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来朝、荣华富饶。”让人不得不佩服前人在建筑文化发展上的独具匠心。

　　小平房里有“大戏”京城会馆成了为同乡服务的场所，为进京人士提供了理想的公共空间，为士人的集结、交往，形成社会能量提供了特殊的环境。民族英雄林则徐曾住在高家寨的蒲阳会馆，他和黄爵滋发动的禁烟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人们一般都知道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虎门销烟，后爆发了鸦片战争，但虎门销烟的“策划”是在北京，却鲜为人知。林则徐当时是湖广总督，他带着禁烟的药方来到京城，与有识之士黄爵滋一道，向朝廷上书，提出禁烟，8天与道光皇帝长谈了8次，最终说动了皇帝。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廷接受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时，全国的举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闻耗痛哭。康有为等多名举人拍案而起，冲破封建政府的禁令，起草上皇帝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即著名的“公车上书”。当年，康有为兄弟就住在南海会馆，梁启超住在新会驿馆，而谭嗣同就出生并居住在浏阳会馆，杨深秀曾住闻喜会馆。当年“公车上书“所开大会在达智桥松筠庵，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鼓吹改革的政治团体，其会址设在孙公馆的安徽会馆，立保国会于南横街的粤东新馆。“戊戌变法”其谋划自始至终都是在宣南的这些会馆里。“戊戌变法”是开中国近代改革之先河，是中国近代改革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今天的改革是历史的继承与延续。现今保存最完好的湖广会馆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热地”。1912年(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应袁世凯之邀，赴京共商国事，于8月24日下午5时抵京，9月17日离京。期间曾五次到北京湖广会馆，在这里改组了同盟会，建立了国民党。第一次是8月25日上午参加同盟会的欢迎会。第二次是8月25日下午参加国民党成立同盟会，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出席大会的有2000多人，孙中山先生以1300多票被推举为理事长。第三次是8月30日下午参加北京学界欢迎大会。第四次是9月4日下午参加共和党本部的欢迎会。第五次是9月15日参加国民党的欢迎大会。绍兴会馆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路西，其规模不大，只有84间房屋。原来是山阴县会馆和会嵇县会馆，后合并叫山会邑馆，又改名为绍兴会馆。清道光年间，以章学诚为首的两县在京官员，为方便同乡进京应试或官员到京候补，出资建起的会馆。鲁迅在北京一共住了15年，其中7年半的时间住在绍兴会馆，是他一生中除了老家绍兴外，无论在上海，还是北京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1912年鲁迅到了北京就住在绍兴会馆，在此写了大量的抨击社会的杂文，并首次使用鲁迅这个笔名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以后，鲁迅一发不可收，继续创作了《药》、《孔乙己》、《明天》等著名小说和杂文《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及多篇随感录。可以说，中国伟大的思想家鲁迅是在绍兴会馆诞生的。绍兴会馆现在是大杂院，仍住着80多户居民。

　　北京历史的活化石京城历史上的会馆，很多早已星移物换，湮没无闻，难觅其踪，但它们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却不可忽视地存在。京城会馆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更有展现历史名城风韵与魅力的文化产业开发价值。湖广会馆总经理霍建庆介绍说，京城会馆是逐渐衰亡的。废除科举制，到会馆来的人越来越少，活动也逐渐减少，经营入不敷出，这便是举子会馆走向衰落的原因。民国初期，湖广会馆曾租给中华书局，当时租赁的契约至今还保留着。其它会馆也因寄寓的人少，经营困难，后来成为年久失修的大杂院。行业会馆则逐渐被同业工会等组织代替。“卢沟桥事变”后，京城会馆已经基本关闭。直到1984年，个别有影响的会馆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才有幸被留存下来。京城会馆以其悠久的历史传统、丰厚的文化底蕴、特有的风貌遗存，为首都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宽广的人文视野和迷人的京城韵味，也为迈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北京提供了难得的优势资源。京城会馆与现在各省区市驻京办事处由政府出资建设、主要为经济服务有所不同，它们留下的，是人们对历史的回忆。京城会馆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驿站”，将来只能从史料和记忆中寻觅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京城拔地而起的各省市驻京办事处的豪华大厦，已经承担了部分会馆的功能。文/黄建中摄影/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