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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田毅北京报道
2002年11月6日傍晚。北京新大都酒店六层。刘思荣安静地坐在阳光中，伸手向记者递来两页纸。
纸上的文字主题一个是关于实行党代表常任制的建议，另一个是加快吸收非公有制公
司积极分子入党的建议。这不是两份普通的建议，这可以说是中国建国以来参加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民营企业家代表提出的第一份建议书。而刘也是以民营企业家身份参加首次参加中共十六大的为数极少中的一员。
4000元和党支部：创业的起点
刘将这份殊荣归因于30年来与党走在一起的奋斗历程。
30年前，那时才18岁的刘思荣当上了潮州城西公社厦二大队团委书记。“其实我就是一个农民。”
当初高中毕业他就回家务农，一个机会使他参加到了团的工作。而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和那份骨子里的善良让大家对这个年轻人多了几分信任和尊重。几年后，他被任命为城西公社厦二大队副书记。
时光在昏暗中延续着，刘对周围的困惑和创业的冲动与日俱增。
1980年2月成为刘人生和事业的一个新起点。
揣着从公社借来的4000元钱，他“下海”创办了城西服装厂。“我们四处调来38名女工，在老电影院戏台的一角就开张了，最初只替人家加工短裤。那时条件差，起点低，靠什么？只能靠大家的团结。”时事的困顿却让刘出让意料地成立了党支部，并一直延续至今，“我们创业的物质起点低，但我们的党组织建设的起点并不低，一开始就有。”而据当地组织部门人士透露，这也是他成为省和全国党代表的重要资历之一。
四次变革：跟着党的政策走
从电影院一角开张的城西服装厂的命运和许许多多当时生长起来的小作坊式企业一样经历着风雨，只是走得更稳健。1980开始至今，基本上每五年是一个阶段，按刘思荣的概括分别叫摸索阶段、起步阶段、高速发展阶段和调整磨合阶段。
第一个五年在刘思荣眼里不单是起步的五年，也是苦苦寻觅的五年。在加工短裤的同时服装厂好不容易争取到了部分由香港转来的来料加工活计，要是算起来那也是文革后中国“三来一补”的最早开端了。然而不久后的中英香港问题判断很快就带来了市场低迷不振，而服装厂本身产品单一、档次又低，不得不在低效益中苦苦运转，一干就是五年。
1985年，面对市场长期低迷的局面和企业的困境。刘思荣坐不住了。他去香港请来连利抽纱公司董事长黄伟标赐予“锦囊”，经反复商议，服装厂大幅调整了自己的经营策略，大胆转产绣衣。而这一转向就实现了当年转产当年盈利。
刘思荣第一次切身体会到了市场悲喜间转换的速度。“我们那时就开始以市场为导向，设计出了紧跟当时潮流的绣衣系列产品，逐步形成了有自己特点的机绣绣衣、针织时装、珠绣服装、真丝钉珠服装和羊毛钉珠服装等五大系列产品。有的还获了省级奖励，产品开始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高速发展阶段伴随的是体制的突破--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政策。1990年代初，刘思荣等于外商合作先后成立了城西连思服装有限公司、高峰刺绣服装有限公司、连思房地产开发公司、金潮(香港)企业发展公司，企业一下子突破了单一经营模式，多元化发展就是从那时开始提起的。
1993年，国家对自营进出口权管理有所松动，公司获得国家经贸委批准的自营进出口权，成为潮州市首家享有口岸进出口权限的工业企业。而不久后，公司又被国家纺织品商会吸收为会员，享受基础配额、纺织配额、投标配额等的分配权和投标权，这样自营进出口权、报税仓、境外公司的配合等等外向型机遇在金潮公司面前豁然展现。
1994年，企业改制，刘思荣和的另外几个人以400万元买下这个服装厂，企业成了民营企业，后来又联合其他13家具有紧密协作关系的企业组建成广东金潮集团有限公司,开始了集团化发展道路。
外贸企业要面临的挑战非常大，政策敏感度也很高。刘思荣告诉记者，当时对外贸企业影响很大的两个因素是：一方面1996年国家在实现外汇并轨、调低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对外贸政策进行大调整，企业现实的压力很大；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两保一抢占”是刘思荣当时的对策。保是要保住一支熟练的员工队伍和保住较低的经营成本，而一抢占则是抢占非配额市场。同时，按照国际ISO9002标准，企业全面建立规范制度章程，精明的刘思荣似乎那时更多的是期待着蓄势待发。
2001年，广东金潮集团有限公司已成为一家综合性、跨行业、创汇型的工贸一体化股份制合作企业，工业产值为26亿元。
刘富而思源。“把我选为十六大党代表后，我就一直在想，我们私营企业主，不同于资本家，是拥有资产的企业工作者，在资产增值、不断扩大再生产中守法经营，通过纳税、创造再就业机会等方式回报社会。”
刘在参加十六大期间兴奋地对记者说，“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段人士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要保护一切合法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这非常鼓舞人心，为私营企业在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极大的空间。”他也正是这样的政策的受益者和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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