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万达

　　“2002全球脑库论坛”将于11月17日在深召开，中国在全球一体化的条件下如何发展制造业，将是与会专家探讨的话题之一。本期特约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的郭万达博士，阐述其最新的研究成果。———编者

　　工业化时代“制造业中心”

　　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在英国开始的以纺织机和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英国步入了长达100年的“制造业中心”时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以电报、电气、铁路为标志，使美国取代了英国“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并使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成为和美国并驱的“制造业中心”。

　　全球的制造中心这一方面体现在其总体制造能力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其制造规模和制造能力足以影响全球的产量和价格。

　　以国内市场为起点和依托，当国内市场过剩时，国际市场的拓展进一步确立了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比如，日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成为电视机业的全球制造中心，就是由于日本国民居住空间狭小等因素，一开始就朝轻薄小巧、方便携带的机型发展，使电视机成为生活必需品，从而使日本电视机生产和出口超过了美国。既是全球制造中心，又是科技创新中心，二者合而为一在工业化时代，“制造业中心”和其他欠发达国家的关系是“核心-外围”的关系，是制造中心和原料输出国的关系，科技创新中心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技术扩散效应。

　　发明和创新推动了“制造业中心”的形成，美国、英国和德国都是非常重视科技创新的国家，他们以本土的研究和开发力量为主，即制造中心首先源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日本是技术进口型，但日本制造业发挥了“作为实验室的工厂”的作用。

　　伴随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随着英国、美国和日本成为“制造业中心”，伦敦、纽约和东京也相继发展为国际金融中心。

　　以香港而论，如果不是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内地强劲的制造产业的推动，很难说能成为当今的国际金融中心。

　　下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在哪儿呢？我们认为，随着中国制造能力的加强和“制造业中心”地位的确立，中国内地有可能贡献1～2个国际金融中心。

　　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以大规模生产方式和精益生产方式为典型大规模生产方式是由美国福特公司发明，精益生产方式由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发明，钱德勒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来解释这种生产方式和企业组织方式，并且将之扩展到制造、分销和管理的全过程。

　　这在工业化时代的“制造业中心”是行之有效的，但到信息技术革命出现之后，发生了转变。

　　信息化时代“制造业中心”

　　信息技术革命所致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若干“IT制造业中心”。在美国和日本信息产业的带动下，东亚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IT产业的制造中心和次级中心。

　　从1993年到1994年间，东亚地区电子设备与部件的生产增长了10倍以上，而同期日本的生产只增长了4倍；出现了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中国内地在IT制造业的崛起。在九十年代初期世界前十大出口国家或地区至少有七个来自于东亚和东南亚。

　　并不意味着国家整体制造能力的全面提高，而是更多充当“制造业中心车间”的角色灵活生产方式系统的应用大大改进了生产装配流程，电信、空运和装运技术上的进展，扩展了生产基地和市场间的联系，结果是大大促进了制造业零配件生产的外包，从而出现信息化时代制造业中“制造业中心车间”的出现。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美国的汽车业产值中，30%来自韩国的组装，17.5%来自日本零件和高级技术，7.5%来自德国的设计，4%来自台湾和新加坡的非关键零部件，美国本土的制造产值只占36%。

　　应该说，汽车业还不是这种“制造业中心车间”的典型，在IT产业中这种车间角色更为明显。尤其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些区域，将可能率先突破成为“IT制造业中心的车间”，比如中国台湾的新竹工业园区，日本东京的大田区，中国内地的东莞、昆山等都曾经是或正充当这种角色。

　　以全球性的网络化生产网络化采购为特征，是委托加工的制造基地信息化时代的“制造业中心”和消费地一定程度上的分离，是跨国公司全球性网络生产和网络化采购的结果。

　　这种网络化生产就使得委托加工(OEM)的生产方式成为“IT制造业中心车间”的必经阶段。在此基础上，“车间”的内涵不断延伸，从OEM到ODM(委托设计制造)，即除了制造加工外，增加了设计环节，接受品牌厂商的委托，按其技术要求承担部分设计任务，并发展为DMS(设计、制造、售后服务)，即集设计、制造、服务于一体，相当于品牌厂商把基本系统要求给代工厂商，由其设计、制造、维护。至此，完成向“IT制造业中心”的过渡。

　　和科技创新中心呈现分离和形成新的融合的趋势，形成网络化的研发中心信息化时代的“制造业中心”最初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分离，是由产业分工决定的，即制造中心和设计研发中心不是简单表现为零配件之间的装配关系，而是表现为核心技术(高端产品)对非核心技术(低端产品)的带动和控制。

　　比如，从硅谷—台湾新竹—东莞之间的产业分工，其利润率按25%—15%—5%的比率递减，形成了IT产业制造中的上下游产业链条、创新科技活动的扩散效应，也形成核心技术对非核心技术的控制。

　　但是，随着制造中心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展，这种分离又会出现新的融合。通过科技创新活动在空间上的扩散，使得有竞争力的企业集中的地区可以自我转化成重要的技术创新中心。

　　“制造业中心”不一定是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却一定是信息中心，信息中心又反过来促进了金融中心的发展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在传统上并没有金融中心，但却是美国信息技术产业最为密集的地方，但金融中心却一定是信息中心，以纽约为例，1984年纽约信息密集型产业就业占总就业人数的21%，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就业的人数从1976年到1986年的十年间降至为11%。

　　企业组织方式是“知识工厂”和“虚拟工厂”，从制造过程的大规模生产向大规模订制演进，从分销过程的范围经济转变为全球供应琏管理所谓“知识工厂”，是美国学者对东芝公司的一个考察结论，认为东芝公司成功的关键是整个工厂从装配线工人到最高管理层都注重创新和运用新的知识，强调人员、技术和资金的整合管理，强调组织的网络形态。

　　也有人把信息化时代的企业管理模式称为后福特主义，即福特制的生产方式技术创新活动是线性的，是在企业内部发生的从发明到设计、中试、生产、销售的线性过程，而创新活动大量是非线性的。

　　信息化时代的“制造业中心”的企业组织方式也许用思科公司的“虚拟工厂”更能概括这种变化。思科通过全球供应链管理，在全球设有35～40个虚拟工厂，将供应商和客户连结在一起，然后通过外包方式寻找外协厂商。

　　应该说，全球供应链管理已经大大突破了传统的、在工业化时代“制造业中心”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具有“二元性”

　　应该说，中国离“制造业中心”具有相当的差距。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建设的“制造业中心”具有“二元性”，即作为工业化时代的“制造业中心”和作为信息化时代的“制造业中心”这样两种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制造业中心”有机地并存。

　　认识这个特征很重要，在我们的政策决策过程中，既不能一味地求“高”、求“尖”，也不能只做低端的产品，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视而不见，错失良机。

　　因此，中国既要大力发展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也要抓住国际上IT制造业转移的大好时机，发展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认识到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区别，对中国建设什么样的“制造业中心”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