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赵剑飞北京报道

　　对于想制作一份与《华尔街日报》媲美的财经报纸的中国同行，《华尔街日报》主编保罗·斯泰格给出的建议是，“揭黑幕”是新闻业的关键元素之一，但不应是惟一的元素，最重要的是要尽最大努力告诉读者事情的真相

　　当第一架飞机撞上世界贸易中心北楼时，保罗·斯泰格知道，《华尔街日报》无法像往常一样出版。在世界金融中心9层的《华尔街日报》办公室里，透过玻璃窗，保罗·斯泰格可以闻到令人恐怖的气味——隔街相望的世界贸易中心正在燃烧。接着，第二架飞机撞上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南楼。9点15分，在离开世界金融中心之前，这位《华尔街日报》主编(Managing Editor)下达了三个简洁的指令：“疏散，到达南布伦斯韦克(South Brunswick)，6栏头条标题。”

　　位于新泽西州的南布伦斯韦克与纽约市隔河相望，此处只有道琼斯公司(《华尔街日报》的出版商及所有者)的行政部门和一个印刷厂。在将手下的编辑们从世界金融中心的办公室疏散之前，保罗·斯泰格先让主编助理Jim Pensiero通知南布伦斯韦克的部门准备搭建新闻中心(Newsroom)，接着告诉驻华盛顿分部主任Alan Murray准备进行大量新闻改写工作。当明白自己无法赶到新泽西之后，保罗·斯泰格与四位副主编决定在副主编Byron Calame在纽约的家中构建一个指挥中心——这个指挥中心只有两条电话线。

　　9月12日，全世界180多万《华尔街日报》读者中有160万人准时拿到了一份有两个版组共32页的报纸(正常情况下是三个版组)。《纽约时报》在9月14日的文章中称，“因为保罗·斯泰格的决定，《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们才能够出版报纸”。《华尔街日报》历史上第三次使用了通栏标题：“恐怖分子摧毁世界贸易中心，用劫持的飞机袭击五角大楼”。(前两次分别是在珍珠港事件和海湾战争)——这是由保罗·斯泰格最后确定的。2002年，《华尔街日报》由于对“9·１1”事件的出色报道被授予“普利策最佳即时新闻奖”。

　　“9·１1”一年后，当保罗·斯泰格在《华尔街日报》北京办公室端坐在你面前，你就不会怀疑：不是他，还能有谁做到这一点呢？这是一张平静而和蔼的面孔，但你仍可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坚毅、正义和果敢——正是这些杰出的品质使得这位《华尔街日报》主编能在“9·１1”事件发生之际镇静地掌握局势。

　　当提到“9·１1”时，他脸上的肌肉突然略微有些绷紧，但这种难过的神情仅仅停留几秒钟。世界贸易中心的悲惨景象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而《华尔街日报》中东记者丹尼尔·珀尔的被害更让他坚定媒体报道真相的信念。

　　保罗·斯泰格清楚地认识到，要解决混乱的今日世界的种种问题，需要发达国家主动帮助贫穷国家。但是，他却无力左右一些政治上的纷争，而他认为这些问题本不应阻碍世界变得更加稳定。

　　作为一名强硬的自由和开放市场主义者，保罗·斯泰格绝不能够容忍商业世界中的欺诈。对于今日商业领袖，他开玩笑地说，“他们需要的是进监狱”。因此，他鼓励自己的记者和编辑们揭露隐藏在华尔街各个角落里的欺诈与诡计，暴露出明星CEO们的丑恶一面，让安然、泰科、环球电讯接受监管者与公众的质疑。他从不怀疑，“揭黑幕”是媒体的重要本性。但是，他仍然强调指出，新闻媒体必须严格遵循新闻事实，不论是报道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今日世界经济面临的难题与30年前不再相同。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精心指引下，美国经济度过了通货膨胀的风浪，而今天，全世界经济需要面对的是通货紧缩的挑战，就像中国一样。也许因为如此，保罗·斯泰格30年前出版的《70年代崩溃以及如何生存》(The＇70s Crash and How to Survive It)一书已经过时。在亚马逊网络书店，你只能找到一本二手的《如何生存于70年代的危机》，但售价为35美元。

　　问：70年代的危机与今天的危机有什么不同？

　　答：在70年代美国，通货膨胀是一个大挑战。整个70年代，人们越发感觉到通货膨胀是由资本主义体制内生出的，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不太可能控制通货膨胀。今天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官员担心的是通货紧缩，这是自30年代以来我们几乎未曾经历过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区别。

　　问：比起30年代的大萧条，今天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否更加严峻？

　　答：要轻得非常非常多。你知道在美国我们有个说法，如果情况不好，让我们留存希望。

　　在30年代，你可以看到全球范围的萧条，失业率在美国高达25%，全世界也差不多同样糟糕。相比之下，目前的经济结构中没有什么地方会出现那时的状况。

　　问：今天世界上有这么多问题，恐怖主义、自杀炸弹等等，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世界陷入这种混乱？

　　答：我们不得不面对疾病，面对暴力，面对死亡，这是人类的本性。在30年代出现了希特勒，接着是恐怖主义、自杀性炸弹。我想，暴力恐怖日益激烈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科技的发展使得强大的国家，比如美国，更加强大，以致大多数的小国家无法赶上来，这导致人们产生无力的感觉，转而选择这些“低科技”——大多数恐怖主义都是使用科技含量很低的手段——来发挥力量。

　　问：难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大的不平等不是原因之一？

　　答：这是原因的一部分，但不能以此作为恐怖主义的借口。当“9·１1”事件发生时，我正好在华尔街上。我永远也无法忘记。我想，不论你的心中有多么不满，故意杀死数千位平民都是恐怖的、不人道、不文明的。

　　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当然是原因之一，可事情要比这复杂。我来到中国，中国有部分地区还不发达，但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其他地方到处都是发达的迹象。中国的活力让人兴奋。虽然以世界标准或以美国标准衡量，人们仍然相对贫困，但人们拥有机会参与中国生机勃勃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他们会自我感到很积极。而沙特阿拉伯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但是由于文化上的原因，很多人感觉很无力，结果就有人选择了恐怖袭击(“9·１1”)。所以，这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的问题，而是你对权力的感觉是什么。

　　问：今天世界经济和商业发展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未来的增长动力在哪里？

　　答：今天全球经济的最大挑战，我想是为世界贫穷地区提供更多的机会，这样我们才能消除差异。我并不相信，任何人都应该一样，没有差异，但是我相信应该有更平等的机会，这样人们才有机会为自己和家庭争取更有保障的生活。如果我们可以消除世界上的一些政治问题，特别是中东的紧张局势、穆斯林世界的挑战——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有机会把取得经济成功的机会扩展到世界更广阔的地区。在中国当然仍存在很多问题，但中国的例子仍然让人兴奋，她说明了如果路径合适，将可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问：如何评价这么多企业丑闻对美国商业的影响？今日商业领袖最需要的品质是什么？

　　答：嗯，这些商业领袖最急需的是进监狱。向投资者和公众指出这些公司内部发生的错误，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样美国政府才能设计出相应的机制以减少未来发生类似的情况。我想，这个过程现在已经在进行之中，并且将会成功地阻止特别是在安然和泰科内部的这种合法欺诈重复发生。但是，接着会出现新的欺诈和我们需要对付的新问题。

　　问：在今天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存在一些欺诈和腐败现象，商业报道的责任应该是什么？是更偏重于“揭黑幕”，还是要偏重报告成功的企业故事？

　　答：我认为两者都很重要，从两种报道中都能吸取教训。读一家好公司的报道，你可以了解到能够模仿和复制的东西，这些会促进你未来的成功；读到不那么好的报道，也许其中是关于腐败、失误或者盲目快速的扩张，这些都提供了大量的教训，其他人可以避免未来犯同样的错误。当然，报道一家企业负面的新闻有时是令人尴尬的。重要的一点是使这些信息为更多的人知道，这样人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问：很多中国的媒体都希望能成为“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你认为在中国做一份成功的财经媒体，最需要的是什么？

　　答：我想，在新闻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遵循事实(go after the truth)。不屈不挠、不迎合读者，尽最大能力告诉读者正在发生的事情和你发现了什么，即使真相对于重要的人物或者组织很痛苦。

　　问：中国是否需要像美国一样，经历一场“揭黑幕”运动，新闻业才有可能变得更加正直？

　　答：在欠发达但快速增长的经济中，如中国，和在成熟的经济中，如美国，新闻业都要扮演一种“揭黑幕”的角色。在美国，我们一直都在做“揭黑幕”的工作。我自己的报纸就对安然、泰科、世界电讯进行了大量的“揭黑幕”报道。要深入到这些企业中挖掘，并报道给读者它们如何糟糕，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国，我想，拥有能够发现问题并写出报道给读者的新闻记者，是很重要的。但正面报道也是很重要的。

　　问：所以，能否说“揭黑幕”是新闻业的一种天性？

　　答：是，毫无疑问。“揭黑幕”是新闻业的关键元素之一，但不应是惟一的元素。但“揭黑幕”是非常重要的，是新闻记者的利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