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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10-303:40:00□本报记者文钊
即使在云南，在昆明，安守一隅的石龙坝大多数时候也是寂寞地守着自己身边的几台发电机组，没有多少
人了解它的故事。但是在上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石龙坝开创的历史，却足以让所有的中国人感动。不过，对我来说，探寻石
龙坝的故事，不是因为这里是中国第一座水电站诞生的地方，不是因为这里的两台发电机组已经不知疲倦地运行了90多个
年
头。让我惊奇的是，在那样一个遥远的年代，在偏远的中国腹地，中国民间资本是以怎样的胆识和智慧，在历史上重重地记下
了一笔。其实，最早提出要在云南修建水电站的是法国人。1908年，法国人以滇越铁路需要用电为由，胁迫清朝滇政府准
其在石龙坝修建水电站。云南当地的一些有识之士主张自办电力，当时的省府要求地方拿出方案，官府的预算是25万银元。
但是官府当局无力出资，于是，云南劝业道道台找到了当时的云南商会总理王筱斋，谈及不自办电业，就将让权于人的无奈。
王是云南最大的商户。王的父亲王炽更是名震南北的“钱王”，是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此人不仅从法国人手中买
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更曾在中法战争中筹集军费60万两白银慷慨相送。以财富而论，王炽在同治和光绪年间先后创设了同
庆丰和天顺祥票号。当时有“北有晋昌源，南有天顺祥的说法。根据一些史料的记载，在经营钱庄之余，王炽还开发了云南
东川铜矿，此举使其收入增加了数百万两。据说，当年英国的《泰晤士报》曾经对那个百年里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进行了统计，
排在第四位的唯一一个中国人，就是王炽。对这种说法，我无从印证，但至少也说明了王家的确是巨富。即使与红透了的红顶
商人胡雪岩相比，胡官至二品，而王则是三代一品。王筱斋子承父业，要拿出25万两银元应该不是难事。接下来的事情很有
意思。从我所能找到的资料看，很难想象王当初是怎样决策的。他怎样和其他的商户联系和谈判也无从得知。不过，以王家当
时的声望和王在工商界的影响，要牵头做一件事情并不困难，但是王是怎样想到要以股份制的方式来建这个水电站，却是一件
值得探讨的事情。从史料来看，王家与西方人士有很多的交往，比如王炽与当时的法国驻云南领事方苏雅是干亲，方参加了王
筱斋的婚礼。所拍照片成了后来轰动一时的百年云南系列的一部分。王筱斋本人也曾出国到当时的南洋等地，股东会曾记录因
其奉派赴南洋赛会，而由另一人代表的情况。据此猜测，他应该接触到了股份公司的一些架构和运作的现实。反正后来的结果
是，王筱斋联络了19位当地的商业同仁，向官府打报告，要求成立一家股份公司来做这件事。官府的态度是，以商界为主在
云南自办电业，新上任的云贵总督李经羲批复“从今起，二十五年内不许外人来滇办电”。即使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以王为主
成立的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一家相当规范的公司。公司是在开始筹备电站建设前期工作之前就成立的。从当时的股东代
表会记录看，公司的股本为25万元。其中云南劝业道刘岑舫认招股11万余元，用于支付头两批机器的钱，剩下的13万多
元则由商会其他的股东认购并按期付款。因为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我不知道劝业道是代表官方还是自己出资的，但从官商合办
的说法推测，那一部分应该代表了官方的资本。不过，这部分股本并不享受什么特殊的待遇。因为股东大会明确提出：“本公
司股东无论官绅商凡入股者均一律以股东看待不分畛域。”但是当初也明确，省府对这个项目是有监督权的。从组织结构来说
，公司设有董事局，按认股数目分名次先后，王等五人进入了董事局。而且，这些董事都是“均尽义务不支薪水”。董事局每
周开一次会，如果有急事则随时可以开会讨论。董事局以下则有总经理等。第一任总经理由左益轩担任。左担任这个职务一直
到1919年。水电站是在1910年的农历七月十七开工的，工程历时21个月，实际耗资50万元。电站装机两台，每台
240千瓦，发电机由德国西门子电气公司制造。我在水电站还看到了其中的一台，至今仍在发电。见证了90年风雨的发电
机发的电至今还进入云南电网，供应地方用电。这个水电站的建成，也使得当时的昆明工业有了新的发展平台。1912年阴
历4月12日石龙坝正式发电送往昆明，市内灯火辉煌，此为我国水力发电之始。后因照明用户不断增多，工业上的启用，电
力紧张，1923年，公司又招新股，扩建河道，建筑二机房，置2×276千瓦发电机组，于1926年投产发电，后增设
一台448千瓦机组。1931年，公司又向德国西门子公司购得一台720千瓦机组，增置于一机房，再次缓解电力紧张局
势。1933年此项工程竣工后，公司改名为“昆明耀龙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在几次扩建之后，石龙坝水电站在抗战前已经
成为中国最大的水力发电站。而对那些西方世界的人们来说，这更是一个奇迹。1927年1月出版的《西门子》曾经评论说
：“在这个国家偏僻的内地，在那远离世界贸易潮流和西方文化隔绝的地方，也已有人准备将西方技术成就移植到自己的土地
上。”我感到惊讶的是这家公司的账目。石龙坝水电站至今保存了当时股份公司修建电站的账目。它是刻在石碑上的。在这个
公布给所有股东的“账本”上，不仅每一项工程所耗费的资财都有记录，甚至小到请了几个马夫，几个茶房，几个小工的花费
都笔笔清楚，而且都精确到了“毫”。石龙坝以后的故事也很精彩。比如说，在抗战期间，它四次遭到轰炸，电站也由民用电
转为军工生产和防空报警电源供电。我看到当时遭炸之后上报的材料。第一句话就是“员工既无伤害，机器并无损害”。其中
透露的人本思想，也着实让人感慨。事实上，那时候的石龙坝电站又经历了一次重组。1938年6月，耀龙公司与昆明电厂
合并为昆明市、县官商合办耀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卢汉任董事长。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从厂网分离到厂网合并吧。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故事似乎也不用多说了。让石龙坝水电站的人骄傲的是，至今从电站支援到云南其他地区的发电机
组也仍然在运转着。从中国的水电史来说，还在发电的石龙坝历史意义要远大于经济价值。但是在我看来，很多人忽视了它的
另一层经济含义。那就是在90多年前，中国民间资本所经历的尝试对于今天可能具有的特殊价值。比如说，我们一直认为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是民间资本所无力承担的，但是云南商人却以最成功的方式创造了中国水电的历史；比如我们一直试图寻找到
一个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最佳路径，而云南商人也早就找到了一个至今仍然没有闪耀着思想火花的方案；比如，我们
还应该注意到，商会在这中间起到的作用。要知道王本人就是云南商会的总理。石龙坝故事怎么讲都精彩，看你怎么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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