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潘杰客的八卦图

　　我不知道他距离拉利·金还有多远，潘杰客知道吗？

　　潘杰客：离自己的理想更近了

　　采访者：吴梅

　　社会活动家

　　仅用“凤凰卫视财经节目主持人”来定义潘杰客很可能是非常不全面的。翻开潘杰客的履历表，我们会在“现任职务”之后看到“现任兼职(部分)”一栏，这一栏上赫然写着：……首席企业家俱乐部的副主任；中外科技信息杂志社副理事长；北京哈佛校友会副秘书长；大连国际车城企业协会名誉会长……。

　　稍后我从潘杰客的网站上看到了他同时在做的更多的事情，他安详地称自己为国际上“小混混”。我有点困惑。

　　但接下去的谈话中我明白了潘杰客的意思：每一样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也不是仅仅想做一个社交明星这么简单，潘杰客是为了实现他最新一轮八卦图而努力，他做的一切都旨在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网络。

　　这将是他的渠道所在，也将是他的power(影响力、势力)所在。这是成为拉利·金的基础。

　　记：从资料上看，您同时在做很多事，您的简历上也是一大串头衔，它们让我眼花缭乱。怎么界定您现在的身份？

　　潘：我应该说还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但因为我一直在社会上还算活跃，担任一些社会机构、国际机构、社会团体方面的事情。但我真正做的事情大概有这么几块：一是作为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我讲一些营销管理方面的课，对象是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第二块是做论坛，全国性的论坛和国际性的论坛；第三块就是做山东省东营市的市长助理。我的任务主要是给东营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最主要的一块，我还是做电视主持人。

　　记：说到东营，他们看中了您的什么？社会活动能力？

　　潘：更准确地说是我在国际方面的关系。我这种人，在国际上，叫作小混混吧，上窜下跳，到处游走，在美国，在欧洲，因为都生活过，学习过，工作过，关系比较多，再加上即使某些关系我今天没有，我也可以用我知道的程序、渠道、方式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关系找到。这些能力是一些地区缺乏的。

　　记：那您讲课、做论坛之类的事是为什么？

　　潘：离开舞台、离开表演这么多年了，我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必须要锻炼现场的控制能力——这个控制不是控制别人，控制那些CEO，是控制我自己。同时，这样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社会关系。

　　“凤凰”主持人

　　潘杰客拥有很多可以用来炫耀的事情：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哈佛、耶鲁、牛津的管理学院同时录取了他；以平均全A的优异成绩从哈佛管理学院毕业；数千个应聘者和数百名面谈者中唯一被德国奥迪公司聘用的人。最后，最牛的是，潘杰客先生断然抛掉了他在奥迪的终身职位，来到凤凰卫视做一个小小的主持人。

　　潘杰客的命运充满戏剧性。正确的说法是，他让他的命运充满戏剧性。

　　“这个世界没有命运，只有限制。”潘杰客说：“若说有命运，在我踏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时候，命中注定就只能是个工程师，混一辈子也许能当个总工程师或某工程局局长什么的。但我知道我将来要走的不是这条路。前不久校友聚会，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从事工程技术或技术管理工作，我是我们中间唯一的异类。”

　　“我在唐人街中餐馆送外卖时，周围所有的人整天谈论的就是要赚多少钱就可以升格到服务员，再到经理、大经理、小股东、大老板，再由一个餐馆发展到两、三个，你在美国就成功了。当时看来，我的命运也不过如此。但我不相信命运，我每天都在告诫自己：现在的我不是将来的我，现在的状况也不是我将来的状况，别人的未来更不是我的未来，我要做自己的事情，按自己的选择去努力。”

　　记：您现在的节目是在凤凰资讯台？内地观众一般看不到。

　　潘：对，凤凰资讯台，每周六晚上8∶30。大多数地方看不到，我自己也基本上收不着，而且我也不怎么看，因为它并不是按照我的理念做出来的。

　　记：您和“凤凰”是什么关系？

　　潘：我是它签约的财经节目首席评论员兼主持人。我做的节目它播，它免费地拿，而我则借助“凤凰”这样一个平台。我自己找项目，自己组织班子，我还要自己去找钱。我所有的采访基本上都是“凤凰”通过我，认识这样一个人，然后我们去采访，所以，这个采访的版权是我的，不是“凤凰”的。做这些节目如果赚到钱，那是我的，如果我赔了钱，那我活该。所以我现在醒悟了：按照制作电视的最新理念，我并不需要一个平台了，我可以到社会上去找一个发行公司来做这个事情。

　　记：您想做一个内容提供商？

　　潘：对，但我现在对“商”这个字没有太大兴趣。如果对管理有兴趣，那我可以呆在德国奥迪，30个凤凰加起来，还没有奥迪在中国的这一小部分大。我那时就已经在负责奥迪中国部分了。我不想从管理的角度进入电视。

　　记：您现在发现“凤凰”这个平台不够了。

　　潘：芬兰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芬兰这事一开始是“凤凰”找的我，芬兰航空公司是“9·11”之后全世界惟一一个挣钱的航空公司，而且挣了很多的钱，于是它们希望在“凤凰”上曝个光，他们说，能不能给你们一个摄影师的名额，到芬航来拍一拍？“凤凰”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派一个摄影师到芬兰去玩一圈——事情就这么简单。他们找到摄影师的时候，忽然想到这个摄影师是不会说英文的，就找到了我。他们说怎么样你才可以跟着一块去。我说除非我到芬兰去采访芬兰的总理或者总统。他们就说，根本就不可能，除非你是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我说你们找不着，我可以找。过了两天，我就找着了。这对“凤凰”来讲就像定时炸弹。我的每一次采访对它们来讲都是定时炸弹。我说，我们采访芬航，并不是派一个摄影师到芬航拍一拍它的总部有多么的好，我不做这种事情，我到芬兰，是要介绍芬兰的总体的政治和经济情况，采访芬兰的总理，然后芬航在这里无非是它的飞机露几个面而已，最多最多我可以把芬兰航空公司的总裁作一个几秒钟的采访放在最后。他们说，是人家提出请我们去，现在你提出这么多要求怎么好说？我说如果你们不知道怎么说，我去说。结果我一说，那边的人都惊呆了，说我们都见不着芬兰的总理，你现在要到我们的国家去见芬兰的总理，你说什么我们就答应什么。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财经节目，“凤凰”会把所有采访中人性的东西给剪掉。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们有些东西甚至谈了3个小时，比如和德国总理我就是谈了3个小时，最后播出的是5分钟。所以，我要自己做。

　　拉利·金和潘杰客的理想

　　1988年，建设部的年轻人潘杰客出国了，一无所有地从头开始，这时候，他大概只搞得清ABC的顺序而已，他只好到餐馆打工。但，即便是到餐馆打工，人家都不要，他只够格卖外卖。这时，“我又弄了一个八卦图，我告诉自己多长时间英文要过关，这是第一条，多长时间我要脱离餐馆业，我有一个时间的目标，多长时间我要积累到什么样的财富，然后在多长时间内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喜欢文化方面的事情。所以按照我的时间表，我又提前了，比如说我的英文，我给自己设定的是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要过关，然后我三个月之后就达到九个月设定的目标，餐馆业我设定的是只干一年，我就干了半年，半年以后我就到了一家珠宝公司做了营销先生。”然后，按照他积累财富的时间表，他一边耐心地积累财富，一边耐心地积累机会，他就成了珠宝公司的经理，然后是小股东，然后成了老板。但搞珠宝不是他的目标，只是手段，他很快脱离了这一行，去搞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了。他离自己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现在，他离自己的理想似乎更近了。

　　记：有没有您觉得比较满意的，或者您可以当作模范来看的电视节目或主持人？

　　潘：(笑)你想让我攻击谁啊？

　　记：(笑)我想让您恭维谁。

　　潘：让我恭维谁，这非常困难，让我攻击谁，就更困难。但我一直都在攻击别人。当然有我非常崇拜的人，拉利·金是其中之一。他是美国直播脱口秀的主持人，主持了十几年。很多世界知名人士到了美国，接受了美国总统的接见，同时，他可能也上了拉利·金的脱口秀，当这个人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新闻媒体解释他在美国做了什么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会说，我上了拉利·金的节目，不过顺便，克林顿我也见到了。拉利·金的节目远比克林顿见了他重要。他的节目每天都有，一年365天。他可以厉害到什么样的程度？拉利·金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希望有他这种力量，这种power，我希望有他这种智慧。

　　记：您以后的理想也是做一个脱口秀主持人吗？

　　潘：我就是要做脱口秀。“凤凰”那个财经节目是歪打不正着。所有的电视台找我，一开口就是说，你一看就是个财经专家，因为我懂经济。但我对财经并没有什么兴趣，我也不认为我应该进入财经主持人、评论员这一行。我关心的是人性的、人心的东西，是人的最本质的东西。

　　记：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您想象中的一个很完美的脱口秀的模样？比如说您会请一些什么样的人，您会怎么去提问，从哪个角度去提问？

　　潘：给你一个模式，比如说，我采访一个国外的企业家，他很可能就是世界百强的企业家；他曾经赚了很多钱，做了很多慈善的事情，我就会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为了国家，我爱国。那么，很可能我就会问，你为什么要爱国？他说爱国能够使我感觉心情特别舒畅。我问，爱国为什么就使你心情舒畅？他说这是生我的地方，而这个地方需要钱。我说但是贫穷落后的不只是那一个地方啊，你为什么给了张三不给李四？他说我们有一个整体的考虑，我们在这个地区如果做了这个事情，然后有了媒体的这种报道，将来这个市场对我们就比较认可，我们的产品市场就可以更好的打开。我就说，所以不是爱国，这跟爱国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市场营销。他说这确实是市场营销。就是这样。我不是要逼着他说什么低调的东西，我也不要逼着他说什么高调的东西，而是说出他内心里真正的想法，他真正的战略。我们需要的是这些东西。

　　记：这个节目应该怎么来定义？

　　潘：国际的、最知名的、成功人士的、在中国有影响的脱口秀节目。

　　记：您说的这个思路让我想起杨澜。您认为她那方面做得如何？

　　潘：(笑)你非得找个人让我攻击不成吗？杨澜是我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合作过。她走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我和她有所不同。杨澜现在的节目，总体上更侧重纪录性的、带有历史感的人物。当然，她也做一些现代性的人物，比如加入WTO以后她采访了龙永图。我呢，加入WTO以后我就去采访了它的总干事长。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我们思路的不同。我更多的是站在比如国际化的角度、全球化的角度、另外一个民族的角度来分析事情。并不是说我不关注中国，正是因为我在国外混了那么多年，我才知道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东西对于我自己，对于——我们讲讲大话——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的这些人有多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我的节目中国人出现得比较少的缘故。

　　记：这样一个节目可能做到多大？您会像杨澜那样把这个节目做到上市吗？

　　潘：现在还是一个雏形呢，说上市人家要笑掉大牙。至于说做到多大，我可以给你一个事实，美国拉利·金年薪是几千万美元。如果这个节目不挣那么多钱它怎么给他？而且这节目不是他一个人在做，是有多少人在做，上百个人。这上百个人的班底不是每个人拿两千来块人民币，因为他们都是行业里的精英。这个节目就支撑着这么多人。所以我认为我这个节目不是一个一年两年的小节目，我也不把它当作一个栏目来看，它是一个事业。你算一算中央电视台每年赚的钱是多少？算一算中国任何一个省台每年赚的钱是多少？而美国就这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每年就五六千万美元。

　　记：我们在多久之后能够看到您的第一期节目？

　　潘：在我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笑)。

　　关于命运和技巧

　　不错，潘杰客出身名门。祖父熊庆来，著名数学家；父亲则是国际著名的等离子学专家，当年与钱学森、谈镐生一起响应号召回国报效祖国。据说在潘杰客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一袭红衣红裙风韵依旧的母亲，让草坪上所有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都向他们投以微笑。

　　这种家世下的潘杰客极其讲究穿衣搭配，他特别为自己做的形象设计就是西服口袋里的装饰手绢。“我一共收集了20多条，几乎每套时装都有相配的手绢。”一个会为他的每件时装配手绢的男人当然会有所斩获，这方面的一个经典例子是，在一次德国总理的短暂访问中，潘杰客以盛装和手绢引起了外交官的注意，从而在众多的记者中争取到了德国总理3小时的专访时间。

　　潘的名言是：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个性格，收获一种人生。再播种一个人生，收获的就是你的命运。

　　记：您更喜欢采取什么方式来学习、储备？

　　潘：我根本不读书不看报，不听广播……

　　记：那您书架上那些书……？

　　潘：那是吓唬人的。我去一块大陆，会找那个大陆最先进的国家；去一个行业，会去一个国家最先进的行业，只有这样，你才能学到最先进的东西。所有这些最先进的东西，才能让你这个人变得比以前要智慧一点。那我怎么样才能变得稍微再聪明一点呢？我就应该和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保持沟通。这就是我要去采访他们的原因。

　　记：关于命运，您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命运是大多数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现状对未来估算出的概率，最终说服自己循规蹈矩。所以，您不相信命运，那您相信什么？

　　潘：我相信意志可以决定一切。意志加上耐心，加上逻辑的分析，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实际的行动。包括我的心态、我要做的事情、我的未来、我的转换、我对别人的看法，我认为都是可以通过意志改变的。我相信意志通过努力可以积累智慧，把这些糅和在一起，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我从来不觉得幸运，没有什么幸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