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心阳

　　做什么事都要成本，不说做生意，就是做官也要下得了本钱。听说某管组织人事部门的一个头头，仅过年就要收几十万的礼金，看来这本钱不下是不行的，而且下的绝不是个别人。

　　做人当然也是要有成本的。这成本应分为两部分，一是必要成本，诸如知识积累、技能培养、体质锻炼等，另一种则属于无效成本，即做了不应有的投资。这个话题是我日前看到人民网的一则报道想到的，报道的题目是《察“颜”观“色”——行家教你选月饼》。我不怀疑写这篇报道的记者的一番好意，但又想，我花时间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再花精力按图索骥去挑月饼，这等于增加了我购买月饼的成本。按说付出成本是要有回报的，可是哪家月饼厂商因为我花半天时间学习了采购月饼的知识而降低售价呢？所以为活着或为生活，这一笔成本的付出等于是白费的。

　　按常理讲，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合格产品，无须再去学习防伪劣知识。那么是谁让我们增加了这笔无效成本呢？当然是一些不法厂商，但最终还应归于社会管理者特别是有关职能部门，因为他们的渎职、不作为，使得伪劣产品充斥市场，招摇过市，从而逼得消费者不得不为生存付出不必要的成本。所以从媒体上也好，从书籍中也好，看到诸如消费者如何防止为假冒伪劣所害的报道和文章，作为与之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和官员应该为之脸红、羞愧，感到是一种罪过。因为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端空耗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推开说去，其实在人的全部生活过程中，又岂止为购物付出不必要的成本？还有如为搞人际关系，求人办事，维护自身权益，甚至打赢官司等等，都常常要付出量更大、质更高的不必要的成本。这些年哪儿都兴吃喝，这其中一部分假以饮食，商量一些问题，达成一些协议，也算有效益；而更多的则仅仅为搞人际关系，因为很多正常的办事渠道不通，个人交情大于法规、制度和原则。因此，一个人要想在某个领域办成一件或几件事，就不能不先将人际关系理爽了，而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增加办事的成本——除了经济成本不说。如果说过去办事无需拉拉扯扯，而现在办事必须拉拉扯扯外加吃吃喝喝、跑跑送送，这就等于说现在人们办事的成本增高了，所以无怪乎人们成天都喊忙喊累。

　　相对来说，官场上人的无效生存成本似又更高些，因为这其中的人际关系更繁杂、更微妙，你可去甩扑克、搓麻将，陪吃喝、洗桑拿，但你很难能学知识、做学问、搞研究、做一些于人于己有益的事。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关于一个人一生需要付出多少这种无效生存成本，经济学家完全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看看发达国家是多少，咱们是多少；过去是多少，现在是多少。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很有好处，它一方面让我们每个人明白一生都做了些什么，另一方面可以找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不论如何计算，我想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即生存成本与体制不完善，制度不合理，职能部门不作为是成正比关系的，而与社会发展速度，人们的生存质量和愉快程度则成反比。现在我们成天喊着与发达国家差了多少年，怎么能不差呢？人家购物用不着成天学防伪知识，打官事、做手术用不着花大半天时间请法官、大夫吃饭，买房也用不着三趟五趟地拿着皮尺去丈量，更用不着为个人升迁、晋职成天想着如何拿自己的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人家的精力大都放在求知上、研究问题上，发明创造上，要么出去旅游，愉悦精神、开阔视野、强身健体。一句话，人家生存无效成本低，付出的精力大都转化为效益了，就像胡适先生提到的法国科学家马斯德，他一个人用一台显微镜所做的发明就偿还了法国被普鲁士战败后的50亿法郎的赔款，拯救了一个国家。如果马斯德成天要去学习不买伪劣面包、伪劣服装的知识，还有精力做那么大的事吗？

　　使一个民族振兴的条件是多方面的，降低人们的无效生存成本，提高每一生命的有效性，无疑是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巨大能量的来源。很难想像一个为吃块月饼、买条裤子、购一袋粮食都要学习专业知识的民族，能以什么样的速度去追赶飞速发展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