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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普遍低迷之际，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保持着7％以上的实质增长。然而，在经济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中
国再次出现通缩，由于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中比重渐增，被视为全球低通胀、通缩的主要来源本文主要探讨中国面临的通缩问
题的特点以及评估它对全球低通胀、通缩的影响程度
10月中旬，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StephenRoach)发表
最新分析报告指
出，尽管他坚信中国经济前景乐观，但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中国却使全球通缩恶化。罗奇认为，现时全球经济通缩风险之高
，为过去70年来所未见，而其源头来自亚洲，当中又以占去亚洲(不计日本)出口比例近1／3的中国影响最大，甚至断言
中国是为美国带来通缩的最重要成分。他认为，既然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化大赢家，那么也有必要为现时全球面对的通缩问题出
一把力。
为此他对中国提出两项建议用以扭转现时全球经济由“美国消费者及中国生产商”主导的不平衡局面。建议之一，是
中国要进行金融改革，为人民币自由兑换作准备。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虽然两地经济表现强弱悬殊，但人民币仍“被迫”
要追随美元的弱势，结果造就了中国出口欣欣向荣，但进口国物价却备受中国平价货的涌入，虽然这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但
对当地经济复苏却有不利影响。如果让人民币自由浮动，那么，人民币便可通过升值，减少通缩的输出。建议之二，是加强中
国国内需求，减少依赖出口。罗奇认为，中国现有经济增长中有54％是因为强劲出口的贡献，而增强内需，一方面可以消化
中国国内部分过剩供应，改善本土通缩情况，同时也可减少依赖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
香港有媒体认为，“罗奇今次开腔，显然是代表了一种要求中国政府改变政策的势力”。最近“美国公布对华贸易赤
字再创新高，可以预料，在贸易不平衡以及通缩阴影下，这种压力肯定会有增无减”。
罗奇报告发表后，惹来经济界不少争议。有经济学家认为，诱发通缩的原因来自多方面，包括资产价值及货币政策，
单一国家难以影响全球。而最新一期香港《中银经济月刊》更是针对这种“世界通缩，中国制造”的观点载文指出，把世界通
缩的肇因归咎于中国言过其实。“中银”的这篇文章分析了中国通缩的特点，并就它对世界的影响做了理性评估。本报今日摘
发该文的部分观点以供读者参考。
中国通缩现象的演变
中国踏入持续性通缩始于1998年4月，当时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蔓延到实体经济，全球经济受到重大考验，亚洲
各国货币竞相大幅贬值，因此中国要面对内需疲弱和坚守人民币强势汇率所带来的双重影响。该轮持续性通缩，历时两年至2000
年5月，期间消费物价指数的单月最大跌幅曾达到2.2％。其后一年半时间内，中国的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缓慢爬升，主要
归功于以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带动的经济增长以及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刺激。
然而自2001年9月开始，通缩在中国重新抬头，消费物价指数除在2002年2月持平以外均持续下跌，至近期
方稍有好转，表现在9月全国居民消费物价总水平同比下跌0.7％，比4月最大单月跌幅1.3％有所收窄。而2002年
1至9月物价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下降0.8％。从分类价格来看，消费品、食品和非食品价格均持续录得下跌，而服务项目价
格则持续录得上涨。
这种物价升降结构并非中国独有，美国同样面临着商品价格下降但服务价格上升的情况，但中国商品格价的跌幅，显
然大到在抵消服务价格上升后还令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的程度。这次通缩到目前为止严重程度较上一次有所减轻，而且其经济
背景不同。这一次通缩出现在中国经济重新激活，但美国遭受到“9·11”袭击，随后美国及全球经济出现反弹，不过力度
较弱。在此期间，美元的强势开始逆转。这些因素加上中国面临的结构性转变，都对中国的物价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
中国通缩的特点
一般来说，通缩的可怕之处在于：一、消费者预期价格将持续下跌，从而延后消费，打击当前的需求；二、投资期资
金实质成本上升，回收期价格下跌，令回报下跌，从而阻遏投资。截至2002年8月，日本的通缩进入到第35个月，而香
港的通缩则进入第46个月。曾几何时，两地的经济都活力十足，但现在却长期陷入通缩，不断遭受衰退的威胁和困扰。虽然
日、港两地通缩成因各有不同，但从其后果来判断，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恶性通缩，它既是经济衰退的产物，反过来又延长并加
剧了衰退的程度。
中国的通缩与日、港截然不同，它的成因十分独特，因此其影响也较为复杂。而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通缩中保
持较高增长。1998、1999、2000及2001年中国的实质经济增长分别为7.8％、7.1％、8％和7.3％
，今年头三季又达到7.9％。以中国的经济规模来看，这一增长速度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
足以说明了中国通缩的独特性。
从理论上来看，当供应大于需求时，价格水平便要下跌，直到供求达到平衡为止。然而在这一简单现象的背后却是中
国经济增长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原因是中国劳动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在这一轮增长过程中得以释放。中国的内部消费占经济总值
比重达60％，出口总值则占GDP的26％，然而在今年上半年GDP7.8％的增长率中，来自出口增长的贡献则达到45
％，而在下半年更超过50％。而外国直接投资一方面加快了出口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连同政府投资一道为GDP增长提供了
另一主要动力。美、欧、日厂商纷纷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这从2002年头三季中国实际利用外资412亿美元，同比增长
22.4％中可见一斑。
外资的加速涌入，意在中国庞大的内部市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替代原来在其他国家的制造业生产线，因为中
国劳工的供应曲线几乎呈水平状态，即在同一价格可以有近乎无限的供应。中国可投入制造业生产的劳动人口总数是日本与四
小龙总和的7倍，而人均工资成本仅是四小龙平均的1／8。另外，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中国极注重技术转移，因此出口产
品结构中高科技IT产品的比重渐高(例如对美商品出口增幅中，来自IT产品的贡献就达到40％)。资金的投入和技术的
提升，令中国本已庞大的劳动大军的生产潜力得以逐渐释放。
有研究估计，近5年来中国的劳动生产力年增长率达4％以上，胜于美国。即使全球经济呆滞不前，但这种生产转移
的替代因素仍然可以令中国的出口和经济保持较高增长。全球经济表现越不理想，中国的劳工成本优势越加突出，制造业向中
国转移的诱因就更强烈，因此中国经济的这一增长点是与全球经济周期不同步的。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尤其是劳动生产力提高
所导致的价格效益转移应属于良性。
生产力进步所形成的产品供应增加，在国内市场未能获足够的需求支持而产生的通缩压力才是问题所在。中国农村人
口比重在2000年时为63％，但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人数比例恐怕仍然超过70％。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不成比例，决定
了中国内需市场规模受到限制。2001年35个城市人均收入为9218元人民币，近4倍于农村人均现金收入水平，而且
近5年来城市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都贴近或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但农村人均收入增长却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本来就不算高
的人均收入加上占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收入水平偏低，便形成了中国国内需求受到制约的问题，大量的产品供应对价格构成下
调压力。即使在城市人口中，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工人收入有限，与国企生产能力在改革中得到提高、产量增加形成对比，是
问题的另一层面。以此来看，中国的通缩也确实有值得忧虑之处。
再有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是进口和货币的因素。从原来的出口加工到完整的生产线转移，中国外贸中的另一活跃部分
是进口(包括原材料、半成品和零件的进口)，其增长幅度与出口相差不大。自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亚洲各国货币兑美元竞相
贬值，加上弱日元因素，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的强势便显现出来。在与亚洲区内贸易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便通过贸易渠道输入
了通缩。在加入世贸以后，开放市场和降低进口关税，使相关进口价格有进一步下调的压力。佐以低廉的劳工成本，中国无论
是出口还是内销商品，都可以在更低水平制订价格，使通缩压力加大。
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
如此推论，中国似乎可以凭其近乎无限供应的劳动人口、低廉的工资成本和日益提升的劳动生产力完全拥有出口商品
的议价能力，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贸易渠道向全球输出通缩。然而，这一结论仅看到了事情的表象，即中国出口商品的价
格竞争力极强，但它忽视了重要的内在因素，即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受益地，完全是因为全球低通胀、通缩的现
实使然。此外，要成功输出通缩，中国还要具备出口商品在进口国零售市场的订价能力，但事实上它并不充分具备这样的能力
。因此，中国因素对商品价格的压力并不足以左右进口国的整体物价水平。中国对全球价格水平的影响只是局部的，仅限于部
分商品之上，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理论显然言过其实。
中国的劳工成本低廉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尤其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前，结合汇率情况看，当时中国的劳工成本如果以
美元计可能更低。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泉源。从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看，不难发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
资流入的最高峰期是2001年，达到469亿美元。在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美国
的LTCM危机、1999至2000年美国股市泡沫和2001年的经济衰退等冲击后，坚守人民币汇率的中国重新找到新
增长点，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大量资金投入，外来直接投资流量再创新高。
另外，投资者憧憬中国入世后的前景，包括中国将与国际经济接轨，采用国际惯例，进出口条件将大为改善等等，这
些也大大加快资金流入。预计2002年外资流入会再创纪录。这些都说明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饱受冲击，消费者对商品价格
的敏感度渐增，议价能力渐强，全球开始形成低通胀、通缩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要维持盈利，求得生存，只有寻求
降低成本，这便凸显了中国的成本优势，导致全球制造业较多向中国转移的情况。就是说，中国因素对商品价格形成压力是全
球低通胀、通缩的结果，而非直接原因。但在制造业向中国的替代转移过程中，成本的降低可能达到20％至30％，它反过
来也进一步加大了对商品价格的压力，形成一个循环而已。
时至今日，中国出口贸易额、其在国际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品在出口中的比重都有明显上升，在一些产品
上更是全球的极重要生产者。例如生产了世界上逾五成摄影机、三成冷气机和电视机、二成半洗衣机和近二成雪柜。但是从整
体看，中国仍未成为全球的工厂。从工业生产看，中国仍位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而且距离仍较大；中国本身是一个大的
市场，很多制成品都在本土市场销售，而非用于出口，特别是上述产量较大的制成品。因此，中国制成品在世界出口所占比重
仍然不大。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1年中国制造品出口总值为2358亿美元，占全球制造品出口总额的5.3％。还
有，中国出口的制造品，有相当部分是零配件和资本物，对消费物价不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把世界通缩的肇因归咎于中国，显
然是耸人听闻。
而且，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影响再大，也只能影响到出厂价和离岸价，并不能对进口国的价格转移以及在零售市场的最
终定价造成直接影响。因此输出通缩的影响只能到达商品流通渠道的某一环节。例如美国的进口商品分销渠道复杂，中间人层
层加价，令消费者为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最终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中国出厂价的数倍，即使从中国出口的商品价格具有竞争力，
能转移到消费者身上仍然有限，因为其中很大部分已转化成为分销商的利润。因此中国因素对进口地物价水平的影响十分有限
。
美国的案例研究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进口国，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其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在此我们以美国作为一面镜子，检讨中
国出口究竟对美国价格水平可以有多大影响，从而评估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判断正确与否。
美国量度价格水平的指针众多，计有生产物价指数PPI、核心生产物价指数CorePPI、消费物价指
数CPI、核心消费指数CoreCPI、GDP平减物价指数GDPDeflator和个人消费开支价格指
数PCEPI等等。其中除PPI偶尔出现负增长外，其余各通胀指针今年8个月仍然显示出整体价格水平有1.5％至
2.5％不等的年上升率，即美国只是步入低通胀时代，距离通缩尚有一段距离。其原因在于商品物价的下跌不足以抵销服务
价格的上升，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
以美国的GDP价格指数系列为例，它按产品分为三类：商品、服务和建筑类指数，其中如果不是占经济60％的服
务类价格指数在今年上半年有2.2％的升幅，抵消了商品类价格指数的0.8％的跌幅的话，总的价格水平不会维持1.2
％的上升。《华尔街日报》今年8月做了一项调查，同样发现CPI的一篮子商品当中有30％在上半年录得价格下跌，只是
服务类价格上升令总体价格水平仍然上升。中国因素不可能影响美国的服务类价格水平，因为一来中国服务业发展仍未达到高
水平，二来服务业全球化进程远不如商品贸易来得深入，故此中国可以影响美国的只是商品价格当中的一部分。而且中国虽然
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但在2001年美国进口来源中却只排第四，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只占有美国进口商
品市场份额约9.3％。
再者，美国劳工部最能反映进口商品价格的进口价格指数ImportPriceIndex系列，虽然没有单
独反映来自中国进口商品价格的指数，但其中来自日本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包括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即四小龙)的最
新进口价格指数，均跌至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新低，显示美国从亚洲的主要进口几乎都带来进口商品价格的通缩，中国只是其中
的一部分而已。美国的个人实质收入即使在经济衰退当中也并没有萎缩，反而是稳步增长。如果来自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竞争
力令美国的商品价格下跌的话，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是因此而得到提高，美国经济也因此可能步入了难得的低通胀增长时代
。只有当美国的服务业市场崩溃，令服务业价格指数下跌，美国才可能真正步入通缩。而对此，中国的竞争力再强也不可能导
致这一情况的发生。美国的情况清楚地显示出，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判断并不确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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