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斤重担：在变化中、在权责间找到平衡

　　阿罗约夫人(菲律宾总统)：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时刻，我想你们非常同意要采取领导作用才能够消除贫困，并且要非常地勇敢。我们要打击邪恶，在几天之后，对恐怖主义的战斗，再次成为APEC的重点议题，这是全球的战斗，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战斗，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各国联合起来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必须先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因，不让恐怖主 义得逞，我们了解这个挑战。他们会毁坏和平和秩序，自我上任以来，我就宣布对菲律宾的恐怖主义进行打击，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亚洲第一个领导人表明加入国际联盟打击恐怖主义，我欢迎美国在菲律宾进行军事援助帮助我们打击恐怖主义。那么有些人批评了我的决定，但是我并不表示道歉，因为我要根除菲律宾的恐怖主义，并且做出极大的努力，来寻求地区一致意见来打击恐怖主义。现在的菲律宾、美国之间的联盟是一种道义上的联盟，我们有共同的信念，要创造和平，创造世界各地人民的和平。相比之下，恐怖主义者再次证明，他们并没有道德或者是宗教信念，他们实际上是残害人民的刽子手。我们在菲律宾也经历恐怖主义的残害，我们应该毫不恐惧来打击他们，我要尽自己的努力完成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并且完成在菲律宾对贫苦主义的战争。恐怖主义不会完全地消失，除非我们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消除贫苦，我们以前关注了贫困，现在我们关注穷人，我们必须消除贫困，否则恐怖主义的温床会带来新一代的恐怖主义者。

　　二十一世纪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是新型的战争，要求我们有新型的和平，新的和平进程的一部分就是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又要考虑发达国家的情况，新的过程新的议程至少应该包括如下的内容，首先这个议程需要解决穷人的问题，世界上20%的穷人他们没有文化，这个议程必须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有更好的联系来降低贫困，促进发展。

　　第三，这个议程必须得鼓励私营资本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决心提供良好的商业环境，使得资本能够进行流动，来促进竞争力。同时，我们还有长期的目标，就是在十年内消除贫困。最重要的是，我们制定了政治的规则，我们已经以各种方法改善我们的各个行业的竞争能力，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两年最低的程度。菲律宾原来是电费最贵排名第二的国家，现在排名第六。现在我们有试点项目，我们提高劳动竞争力，加强劳工之间的关系，并且进行培训，使我们的劳动力能够适应新的全球经济的要求，并且要消除腐败。自从我一年半担任总统以来，我就一直进行反腐斗争，特别关注消除腐败这个需求。我国政府致力于进行良治，在各个方面进行良治。我们毫不犹豫调查任何腐败情况，绝不对任何腐败者手软。我同时也相信，在反对政府腐败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调。我实际上鼓励腐败的人士接受调查，如果有证据的话，就应该进行调查。我要保证人民能够获得他们应该得到清廉的政府，我们的司法和执政进行了分离。去年我宣布海关和国内税务署要表明腐败的证据、例子，这是我们的一个进步。那么，我们一定要采取积极的努力，我们必须要有耐心，要有不懈的努力，而我决心这么做。而且我致力于二十一世纪的和平进程，这个议程应该能够有助于重组，帮助我们得到金融援助，而且这个议程应该支持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制度建设，改善治理，并且使社会能够获得更多的权力，增加透明度。那么有很多的国家执政不好，有一些国家社会不好，所以造成了恐怖主义的滋生。所以，我们需要有新的和平进程，要想取得成功，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必须得接受新的责任，迎接新的机遇。穷国必须接受这个挑战，提高透明度、责任性，并且建立市场经济，这样能够成为投资和贸易真正的合作伙伴。而发达国家必须得认识到他们有义务来开放他们的市场，并且改革国际的体制。

　　管理决定世界的稳定，特别是金融稳定，决定了穷国的发展。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人们之间仍然有产品进入的障碍，发展中国家像菲律宾的一些产品，比如说热带产品等等，仍然有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障碍。而发达国家却不断地告诉我们，应该开放市场，同时他们花很多的钱补贴他们的农产品，结果这削弱了对于贸易的承诺，这使得发展中国家贸易官员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整个议程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进行真正的合作。我们必须得相信，帮助穷人摆脱贫困，会使得所有的国家获益于一个和平的世界。在我有生之年，我想看到一个年轻的菲律宾人的眼睛，看到他没有恐惧，没有对恐怖主义的害怕，没有对贫困的害怕，能够看到有繁荣和正直的生活。我们对于菲律宾人的承诺就是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根除恐怖主义，同时也要根除贫困的恐怖。恐怖主义是邪恶的，饥饿也是邪恶的，我们必须一起努力，作为国际大家庭来消除恐怖主义和贫困，我们必须得消除恐怖主义，我们必须得消除贫困。

　　主持人：首先我想问一下，你们如何对付最近税收对于你国经济的影响，恐怖主义对贵国旅游业的影响。

　　阿罗约夫人：我刚才说过恐怖主义是跨国界的，菲律宾的经历使得比其它的国家更好地对付恐怖主义。我们要找到恐怖主义者，把他们找出来，因为这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方式，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能够采取防卫的措施。

　　主持人：总统夫人，您刚才说过与反恐怖主义的联盟进行充分的合作，我想问一下你如何平衡跟打击恐怖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同时有一些人又说你在放弃一些主权，使得你的国家受到外国利益的控制？你如何协调这两者的关系？

　　阿罗约夫人：比如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签了很多的协议，进行了多年的联盟，都是根据我们的宪法进行的，重要的是使我们的人民摆脱贫困，摆脱恐怖主义，我们利用所有的联盟关系打击恐怖主义者，打击贫穷。不仅是我们利用跟美国的联盟关系打击恐怖主义，我们同时也和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尼建立联盟关系，这些联盟关系已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实际上已经预防了很多的恐怖主义的打击，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联盟关系。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考虑到，打击恐怖主义不是一个国家的战争。因此，这不是一个主权的问题，这是全球性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因为恐怖主义是全球的。

　　主持人：你是怎么看待大企业透明度的问题，以及大企业中领导者的作用的呢？你是一个国际领导，那么您认为大企业的重点应该是什么呢？特别是哪些工作在你们国家重点呢？

　　阿罗约夫人：重点来看，我们看到公司的失败一拨又一拨，911之后重要的一点就是公司治理应该成为一个因素，使得多国公司进行很好地运作，公司治理特别是良治在我们国家，以及政府的治理都是非常重要的。公司治理在二十一世纪公司不仅意味着避免公司失败，而且应该没有公司丑闻，就像去年出现了很多的丑闻，同时他们应该采取积极的行动，比如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有利于发展，这就意味着工商界应该让他们的政府不成为保护主义者，而且工商界应该看到，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也是对和平进行投资，就是因为恐怖主义和贫穷有密切的关系。

　　主持人：你看到一方面需要解决西方影响的问题，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想对西方建立信心，因为西方有很多的公司丑闻事件，两者的冲突是如何处理呢？

　　阿罗约夫人：公司丑闻的恢复就是应该进行改革，改革资本市场，在菲律宾也这么做。我们重新规划了证券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和职责，不允许那些内部人交易。同时我们还在改革我们的法院，不仅改革了执政，同时我们也改革了最高法院，因为法院在工商界起重要的作用。重要的一点就是，私营部门和政府相互的促进，来促进公司的改革，我在发言中说了，发展中国家在新的二十一世纪的和平进程中的一个作用，就是用信息技术将公司治理转向透明，让民间社会获得更多的权力，所有这些都需要做到。

　　最后我要说，我们不应该让恐怖主义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打击他们，在菲律宾的生活能继续。商店都开门，人民过正常的日常生活，受到警察的保护，军队的保护，以及社区本身的保护，在菲律宾我们让社区帮助我们打击恐怖主义，来找到恐怖主义的藏身之处。那些继续帮助我们的人民，他们会帮助我们减少我们国家的恐怖主义，帮助我们对恐怖主义进行反攻，最后能消除恐怖主义。这样我们就能够打击贫困和恐怖主义，我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加入菲律宾来进行防恐，来消除贫困，来对我国进行投资，对我们的未来进行投资，以及对菲律宾的贸易进行投资。我们尽己所能，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使得我们国家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做生意的场所。

　　威廉.库珀(美国《商业周刊》总裁兼出版人)：非常感谢，感谢大家参加我们的会议，CEO的工作可能今天比以前更具有挑战性，我感到我们今天说，CEO需要戴一个安全带，因为今天外面的动荡很多，首先我感到如果你是今天的CEO，不管你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你当然需要提供战略指导，有人跟从你，你必须知道你往哪儿走，所以你提供战略方向，这是CEO的重要工作之一。我想当然现在大家特别是在美国，大家看到许多关于CEO的消息，有一些CEO是非常贪婪的，但是同时大家应该看到，应该有一种制度化，对CEO的信任，让他们能够有诚信，我想要想做一个好的CEO，人们必须要找到解决方案，不仅仅是看那些问题，要看到正面的东西，并且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而且要发展出一种合作的关系，大家知道，合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让大家把事情做好，从你的雇员，从你的同事，从你的股东，从业务合作伙伴，一直进行合作，那么我想，每个人都在观看着领导，领导如何讲话、如何走路、如何处理问题的，要想成为这个领导的话，在这样全球化和技术发展的时代，我们周围所围绕着就是今天CEO非常需要关注的问题，你们今天更为了解，今天CEO同二十年前的CEO来比他们面临很多的挑战，首先你不能消失，你现在有移动电话，有电子邮件，你可能会出去休假，但是你永远跟别人联系在一起，你的工作永远无休止，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CEO，觉得他们干得太多太过分了，他们就自己主动下台了，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非法的事情，主要是觉得他们的压力太大了，速度太快，而且他们是24小时一周七天的工作，对他们来讲是太具有挑战性了，所以我就是感到，这是一些特性，这些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是需要重新确立和重新强调，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根本二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会长)：我本来有CEO长期的经验，我们有比起CEO更重要如何作为一个领导人，领导艺术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双重革命的大变革的时代，这就是处在一种革命是十八世纪英国的产业革命，一般又叫产业革命。另一种革命是指法国的市民革命，一般又叫民主主义。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不要模糊我们的视线，我们一定要使我们所做的一切归于一个基点，归于一个根本。什么是最基本的东西呢？什么是根本呢？我本人考虑有一种叫三段论法这样一种思考方式。首先第一点我认为，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第二点我认为，要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能为之奋斗的价值观。

　　第三点我认为，要实现这个价值，一定要有一剂为实现价值观的良方和工程进度表。

　　正如我刚才所提出的三段论法，也就是进行这三样思考的过程当中，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种思考，就是建立尽量提高我们所应该追求价值的透明度。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处在这样一种全球一体化的时代，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尊重各个地区的多样化的价值观，并且要从中挖掘出对大家来说是一种共同的东西，我们要互相同情，并且要朝着更为普遍的目标而努力，这就需要忍耐和宽容。因此我觉得，需要这样一种价值观和这样一种考虑，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东西方价值的和谐。因此，亚洲各国来说，我们拥有各自传统价值的同时，我们还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汲取了各种各样有益的东西，其中包括来自西方近代科学的思想，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对大家来说，应当是一种普遍的概念，这就是道德的规范、自由和和谐。从经济全球观点来看，就是道德的规范、市场主义和社会秩序这三者的完美结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以上这些，但是能不能还让我继续讲一讲。

　　Dick Brown：正如这里题目所说的，现在对于CEO来讲是非常困难的时期，有几个CEO现在正面临着生命中基本的挑战，在过去几年中首席执行官随着他们的品牌和他们在证券交易所的变化，今天CEO要根据他们的股票的表现来给他们定价，当我们看到全球经济正在挣扎，企业直隶成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所有的地方都对高级领导人有很高的要求，正如现在这种艰难的时刻，我认为CEO的工作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的工作需要非常地集中精力，而且遵守纪律。如果我们感到我们自己管好自己，那么市场也自然地会管好，实际上首席执行官把基本的精力放在业务上，应该集中实现业务目标上，要动员企业的力量实现这些目标。而且应该实现你所做出的承诺。要有清楚的业务目标，并且做出这些要实现目标的战略，确保采取的措施都是正确的。正如中国的孙子兵法所说，要先把规则定清楚，别人才能够很容易地按照这个规则去行使，有清楚的规则，你的同事能够了解他们的责任是什么样的。那么我想，应该是注重客户真正企业价值，在于要给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在EDS我们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EDS我们使用直接的客户反馈，来确保我们每天每一分钟都做得如何，我们的客户知道，他们是我们业务的核心，而且要确定目标，让所有的人都朝着一个方向走。动员出一个生产力，就需要交流，CEO比以往更需要同你们的人进行交流。事实上所有的有关各方，包括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投资者都需要交流，这个交流应该是坦诚的，应该是经常的，而且是非常坦率的，必须是清楚的，而且也必须是可信的。比如说我给所有的EDS的员工每两个月发一封信，我已经这样做了几年了，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还同我们的125个领导，每个月都要搞一次电话会议，而且每一年我们EDS全球各地的办公室搞电话会议，我们还在125个高级领导人中搞了电话会议，大家直接问问题，回答问题。最后您必须把词语变成行动，而且把它付诸实践，我们的首席执行官要付最大的责任，保证这个公司在这方面能够承担起责任来。如果不能实现这些承诺的话，你就必须让开，来解决阻碍你前进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首席执行官不愿意对他们的商业结果负责，今天他们必须要让位，而且要让那些能够解决问题的人来做事，这是非常清楚的。首席执行官他自己做不了所有的事情，他既没有个人的魅力，而且他也没有成功的记录INT的结果，特别是市场上的能力。当我们看到，他要实现我们的商业目标，每天都这样，而且把这些承诺保持在你们的员工、客户和股东中间。那么我们EDS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计划，把你们的客户放在你们的业务中心，来执行你们的承诺，就这么简单。但是同时又是非常地困难，又是复杂的。

　　Robert C.Hagerty(美国宝利通公司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不是说他不可能做的，但是这个作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有一些义务，我们要对我们的股东负责，我们和股东交换的办法发生了变化，无论在纳斯达克还是纽约证交所了，要求我们的办法也变化了，并不是这些报告要求对公共信息披露方面，而且还有法规方面的要求，比如说结果的认证化，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都是积极的加强，它存在了很长时间，CEO和首席执行官的领导人，作为公司真正的拥有人是那些股东，我们进行了改变，有很多的制衡，有更多文件化的要求，进行更多信息的披露。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在全球分散化方面的问题，我们看到了全球的竞争的情况，我们看到了全球的市场，所以世界的观点，我们几年以前的世界的观点，现在过去已经对市场的关注，必须发生变化，因为当地的本地市场的，但是我们更多的进行沟通，是全球市场，我们已经变成了一个整体，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美国的经济，当然包括亚洲和欧洲的经济也不是非常好。另外还有在股票价格的下跌，影响到我们的雇员，股票价格下跌，即便是公司没有发生变化，股票价格也下来了，因为市场的活力发生了变化，动力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团队的分散和解体。几年以前我们都是集中在总部，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从1999年到2000年，这种团队的解体我们最近做了一些研究表明，团队的物质上的解体是高达60%，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进入静止的环境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没有和信息打交道的环境中，这些团队之间要进行交流，它的要求压力增加了一倍，因为劳动力现在已经够在一个单一的环境里面工作了，他们需要和他们的全球的同胞共同工作，所以这种团队的沟通，从上自下的首席执行官的管理人员来说，就尤为重要，特别是对这些知识工人到智能工人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重要和日趋增加。我们需要制定非常明确价值观的系统，用劳动力使用他，我们要制定参数，使这种价值体系能够看一下，考虑到专门的决策的时候，这些决策怎么样做出来了，这些决策怎样得到看待，哪些是不利因素，我们不是在真空里操作，这是我们操作办法，你必须有战略眼光，而且和一系列的缜密的计划，它一直进入到部门的一级，而且支持他的眼光声明，沟通也越来越多，我们增加了劳动力的集体，它也出现了巨大的增长，支持这种动态，不管后续，后续和更多的沟通。因此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种沟通是不可能的，对CEO运作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如果来改善技术和技术工具的话，使人民改变劳动力的现状的话。主持人：公司怎样超越他的本土化，本土范围，使它走向全球。我听了应该把焦点放在客户身上，当全球化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客户就发生了变化，公司有多各方面达到客户的满足，因为客户有不同的要求。

　　Robert C.Hagerty：给劳动力赋予权利，而且有一系列的战略的目标制定出来和价值观系统制定出来，这样的话人民可以共同工作，非常容易在长距离的情况下搞一个混淆，概念不清，你的客户第一以后，你的利润就可以跟上去，价值观必须照顾你的客户，然后你再赚钱，这是一系列必须得到兼顾扎根于你的公司里面才行。我们有一个系统，它包括了一系列的沟通的手段，我们有网络对话的设备，能够使管理人员每一周召开一次电话会议和不同地区的人民沟通，他们公司能提供什么，客户有哪些反馈，所以非常快进行搜集信息，决策在产品的当地可以做出来，我们可以解决本地问题，知道及时了解这些问题所在，另外还有无线电的沟通，在过去三年当中没有远程无线电的参与，无线电带来这样的想法，你要带来一些图象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图象的方式进行对话。我们有150个员工，我们没有办公室，我们有200个员工，我们大多数的办公室只有五到十个雇员，所以我们的沟通问题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渗透到技术当中去。我们想使通讯能够进行下去。

　　提问：我对你的评论非常感兴趣，特别是你谈到，我们现在谈到全球市场的时候，我感到我们现在谈得并不是全球市场，而是谈的地区市场，本地市场。那么我非常有趣愿意听到你这方面的评论，怎样界定全球市场？

　　Bobert C.Hagerty：我们看到每一个生产线，我们看到它怎样解决共同的商业问题，我们其中可以达成一致的是，商业问题尽管有它本地的特色，它现在已经越来越多放在开放性的环境里边去，我们有同样的商业问题，它在所有的地方都存在，我们试图要做的要从当地的办公室解决我们当地的问题，解决当地的问题是什么，从地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的销售力量，财务力量已经从本地撤出去了，我们要进行这种决策方式。

　　提问：关于治理的问题。有很多的墙叫技术信息来共同分享和雇员，包括决策更快一些，而且它的答复的时间更快，客户和供应商和其它利益相关人之间，在你的判断当中，我们进行了足够的强调，对整个的问题，也就是怎样使它解决表面上出现的那些不规则的问题，我们经常提到。在安然公司谈到，什么也没发生，当我们更多强调技术信息的时候，不管是横向或是纵向，在我们机构里面出现的时候，我们却没有更多地强调缺乏一些真正的决策的信息，而且没有广泛在董事会共同分享这种信息。

　　Robert C.Hagerty：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在最近的信息方面，我们面临两个问题，有两个地方对于ICC来自证交所和法律和法规的情况。有两点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状况也非常好，我们来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我们要调整两个问题，首先你报告什么，你怎样写你的报告，在这方面我们非常多地强调沟通问题，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这些地方问题所在，在很多方面有人听你的发言，这些调研性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有最佳实践的做法，也谈到怎样固定这个程序，另外认证问题，并不是说要确定它的技术上的正确性，通过这样的过程，经过核查检测的时候是对的，比如说我们所有的销售人员，每一季度都要签署一个协议，他告诉我们购比的交易，就是为了他收益的记录，我们还有一个委员会，看所有储备的情况，我们有更多的人参加这个情况，并不仅仅是听到人民讲话的问题，我们要向人民发出问题，你有没有得到你的定单，有没有得到意见的阐述，我们非常有前瞻性，我们能够把这个做法非常前瞻性地获得这些信息，而不是现在听到他们，而是你要挖信息，所以沟通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我们可以上更多的过程进去，而且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找到你对你的利润对你的开支情况会产生哪些影响。你将会把正式的系统放到位，找到你认为是怎么样的情况。提问：我来自印度，在最近出现的政治动荡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个国家很难进行操作，在全球范围内很难操作，那么在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条件下，怎样经商呢？

　　Robert C.Hagerty：经济上也有恐怖主义，这是很难来处理的，但是沟通就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我们看到人们想要削减旅行，要把它变成很糟糕的一种做法，把人们放到飞机上，然后就旅行。我们最近做了一个调查，这个研究由国际旅行社做了，他们发现在正常的工作生涯当中，也就是40—45年的时间里，知识工人8.6年的时间都放在飞机上旅行，进入到机场，停车转机，数量是很大的。我想这个问题是我们在商业里边，就是进行更多用现代手段进行沟通和已经有能力进行沟通，我们并不仅仅是打电话，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通过传真发文件，这是一个互动的办法进行沟通。另外还有被动的办法进行沟通，我们能够更好地获得反馈，能够对积极的方式对经济获得反馈，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能够使从传统的工作方式过渡到恐怖主义的环境削弱了的经济环境。当我们坚定进入信息时代，来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沟通。

　　我们建立面对面的沟通方法，使人们能够沟通的办法，他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能够非常有效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可以限制你的旅行次数，你作为首席执行官你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必须全方位地使用信息技术的手段，这种信息技术在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先进，所以我购买这些技术来使用这些技术，解决我们的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世界的办法，我们曾经使用这样的技术这样做，我们要从过去古老的面对面的接触，而进入到虚拟的接触手段前景中去，我并不是说你不需要旅行，也不是说你不需要握手，不需要进行眼部的接触和身体的接触，因为这些身体之间的接触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可以非常好地使技术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提问：我想回到这里这个问题上，人们谈了很多的西方价值观和亚洲价值观，今天也谈了很多，西方世界需要采取亚洲的价值观解决一些问题，我有一个建议，人虽然文化有区别，但基本是相似的。比如说亚洲，人们在共享信息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透明度，所以很多腐败没有能够浮出水面，在西方透明度增加，信息的增加，，我们会看到以后亚洲信息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西方遇到的问题，亚洲公司也会遇到这些问题。

　　王宪章(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论坛，并且有机会在CEO身上进行学习，由于语言问题，我不能够很好地讲英语，所以我还是讲中文。所以刚才听到各位的发言，很受启发，严格地讲起来，我好像没有资格参加这次CEO论坛，大家都知道，本公司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只有总经理，没有董事长。所以，考虑到这个问题，这种体制和机制的不健全，在这个地方发言是班门弄斧。但是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今天经济已经发展到经济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形势下，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加强沟通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中国企业协会推荐我参加这个会议，坐在主席台，主要考虑到本公司业务发展很快，特别是大家都知道，中国保险市场发展非常快，我最多的一天可以收一亿美金的保险费，平均差不多一天收三千万到四千万美金这样一个数额，CEO问我，你的发展一年有多少，今年估计一千二百亿，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有机会到这儿跟大家做一点交流。

　　由于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现在IT行业的发展，就本公司而言，我想由于信息更加快捷，如果你不能透明，给你整个的经营可能带来问题，也由于信息化的快捷，也可能有一些问题来不及掩盖，就暴露出来了，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国际之间，同业之间要加强沟通，特别是本公司学习外国的经验，加快体制的改革。我考虑到这个问题，国务院已经即将批准公司做股份制重组，而且创造条件，将来可以上市。到那个时候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CEO。讲到CEO的问题，因为主题就谈到权力和责任，就本公司考虑，权力和责任实际上是一对矛盾体，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你有一定的权力，对于你履行责任是非常有用的。但是你有了相当的权力，而不履行这种责任，或者你履行的是错误的责任，那可能给公司带来重大的损失，给你的股东带来重大损失，给社会带来重大的危害。利率的变化对保险公司的经营影响是很大的，前几年连续七次降息，给本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因为降息太快，保险公司所卖的商品保险单来不及调整，所以公司产生一定的利差损。同样如果跟国际上没有很好地联系，关起门搞自己的业务，保险公司最很需要的就是分散风险，不是像过去人有多大胆，保有多大险，搞一个卫星，卫星产生连带的责任，没有跟国际社会及时的沟通，没有分散风险，由于CEO不称职，造成社会的损失，可能造成社会更大的危害，在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CEO要很好地利用现在IT行业加强沟通，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之下，怎么样跟国际社会进行联络，学习先进的经验，跟国际社会接轨。

　　Vivek Bharati(印度FICCI顾问及《The Economic Times》前编辑)：我想很明显的一点是，有一个全球统一的方式，因为你没有其它的办法，CEO说你们需要建立一个沟通的方式，在公司中，沟通是无缝隙的，应该具有活力的关系，应该不断地流动，不断地发展，因此有一个全球的方式，不应该由于文化和价值观使沟通产生障碍，基本的情况，不管是哪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我想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必须得遵循，因为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进行简化，需要有能力明确谈到一些商业需要遵循基本的价值观，把价值观无缝隙地在企业进行沟通。

　　主持人：CEO有没有这样一个危险，人们越来越注重他们，而且谈到责任，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危险，随着CEO变成了名人，他们的目标和重点就会改变，也许他们的商业感觉和名人感觉有一些变化，商业感不那么强，名人感比较强了。威廉.库珀：过去几个月想成为名人的CEO必须迅速消失，我们在过去四到五个月中，我们注重一些CEO，商业周刊报道过很多好的CEO，好的典范，但是我不认为名人CEO，是这样一个形象，不是名人的形象，他在沟通方面是特别注重的，你的客户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坐在这里我要提醒自己，沟通是非常必要的，需要跟我的团队进行沟通，我即使在这里也要考虑这一点，有了全球电子邮件，有了全球的信息，你的一百个最有前途的员工一定要跟他们进行沟通，沟通是非常关键的。名人CEO我想他们已经开始变成了历史了。

　　Vivek Bharati：今天环境不断变化，特别是政治环境不断变化，公司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你不能够只是做以前的工作，需要挖掘人才，把人才变成凝聚的团队。而名人CEO与这个并不是很合适，我想这是我的考虑。

　　主持人：谈到沟通的关键程度，CEO可以用什么样的工具改善他们的沟通技能，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有如此多的变化，人民来来往往，技术发生变化，很难正确的信息，CEO应该怎么做呢？

　　Robert C.Hagerty：我感到惊奇，我们不断重复信息，不断进行培训，要不断问同样的问题，很有意思，不管我是不是愿意承认，我们一再地发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记住，有新的员工每天面临新的问题，即使我们以前看到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这样的记忆，我们在宝利通要保证我们不断地进行沟通，我们总是想要告诉员工，不管他在哪儿，想让他们参与公司当中，想听他们的忧虑。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也许是在底层，他不怎么愿意讲话，但是他的观点也许比爱讲话的人观点要好。这就取决于我们的技术，而且要充分利用我们的技术，我们发现一点，我们要让员工问我们想要问的问题，通过传真等等，要让我们及时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每个月都这么做，问任何人任何问题，我们的一个价值观是，这个问题越糟糕，问题越棘手，就应该越响亮地说出来，如果这个问题越糟糕，就应该越重视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解决糟糕的问题，不要自己保存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文化就是你问问问。

　　提问：我是来自印尼的，我有一个问题，现在有很多年轻的CEO，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评论，特别是亚洲家族企业的CEO，他们应该怎么做。第二个问题，成为一个好的CEO有一个理想的年龄吗？

　　主持人：你谈到CEO一定要比较谦虚，要有诚信，要有智慧，要有这些技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那么年轻的CEO，他们那么年轻，那么他们该怎么做，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根本二郎：经营是什么呢，经营就是追求人、物、财、信息四要素最佳的结合，其中人的因素当然是最重要的，我还是要强调，四个要素当中人、物、财、信息，人的要素是最重要的。因此我认为CEO应该自觉意识到经营者就是教育家，为了企业的人才教育不惜挤出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因此我们公司对公司的全体员工进行分层教育，包括高级经营者、中间层和下层员工进行分层教育，进行培养。因此我经常强调，一定要对全体员工进行培训，要重视对人的教育。经营者就是一个教育家，如果你挤出时间，拿出这些时间的50%来从事这项工作的话，我觉得也是不过分的。通过这种培训和教育，使大家能够有一个全球化的观念，能够注意人际关系，注意各种各样的要素的平衡。今天陈锦华先生曾经在他讲演当中提到一个是诚信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价值观的问题。日本经团的名誉会长，我们在七年前和中国企业联合会曾经共同召开过日中产业研讨会，今年11月，也就是下个月，11月将在江苏省的苏州召开第七次日中产业研讨会，它的主题是诚信守信是经营的基石。

　　提问：有几位发言人已经谈到沟通的重要性，这是无可争执的，我想问您，如何鼓励把坏消息告诉CEO，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们不愿意说坏消息，看来需要创造一种文化，鼓励人们分享坏消息给CEO，并且应该尽早来这么做，使得防止灾难发生。

　　主持人：在亚洲文化中。像您这样的公司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您也谈到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对你们公司来讲，这是很清楚的，你如何鼓励人们告诉你坏消息，如果有必要的话。

　　王宪章：这个问题很尖锐。大家知道国营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决策机制不够科学，所以有一点的家长成分在里边。所以提到这个问题，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回答你这个问题，不一定到位，因为我这个公司是这样的，因为中国保险业发展很快，起步比较晚，美国保险公司有一两百年的历史，英国也是这样的，包括日本。所以，我们这个公司仅仅从82年才开始，这里有多少个机构呢？底下有3400个机构，我有65万人从业人员，我本身国有企业的员工差不多六万多，65万是我的从业人员，下面是市场机制，完全靠营销推动，上面的公司是一种理应当是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提到这个问题，怎么把这个坏消息，特别是我在经营过程当中，假设我的经营，下面作假，甚至亏损，我怎么能够知道，另外怎样把这个消息可以反馈给我。他们是不是真正能讲实话，我在这个公司经营两年多的时间，我有一点体会，我们容易建立一种民主的机制，这个机制有一个正常的沟通渠道，要借助IT的技术。我们现在有公司内部的员工的电子邮件通信、交流联系，另外我们有一个专门部门处理群众提出来意见，包括假帐，决策上的失误，为什么讲到责任和权力的问题，如果这个领导给CEO很大的权力，不能很好地履行他的职责，结果造成一个行业的损失，我曾经有这方面教训，为了拿市场份额，为了跟市场竞争，结果我自己提了很多的费用，当然我的保户非常高兴，我用自己自身的积累给他补偿，这种业务应该是不健康的。我们吸收意见，认为群众运动的办法搞市场经济是不对的，这个意见很好，我们认真研究以后市场份额迅速回升，我下面员工反应，中国人寿，中文没问题，中国人寿，寿就是人和动物，我们费用支出财政部控制，费用支出有一个合理的反映，不能拿老百姓买保险单的费用大量积累的保险费拿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做广告，最大的问题搞售后服务，最重要的是诚信，对你的保户负责，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上下的沟通，有一个很好的意见可以反馈，而且由于信息的反馈，有了正确的意见，我们及时地纠正，我们这个公司可以健康地发展，现在占到市场份额的62%。保户到现在为止有提出投诉，但是投诉相对比例大约是1.4%左右。所以反馈的消息，我及时做了纠正。这么大的公司怎么管理，而且下面的意见反馈不上来，这也有可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个渠道是畅通的。

　　威廉.库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你如何把坏消息沟通上去，这里我要谈一个事情。坏的消息并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得好，坏消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好，要试图建立起开放的管理系统，试图让人民早一点共享坏消息，你尽早地了解到坏的问题，越能尽早解决这个问题。

　　提问：我想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本地化一点。我想大家在公司里经常隔着几级需要交流的，在中国你们是如何进行员工上下沟通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在中国CEO跟下面怎么进行沟通呢？

　　威廉.库珀：商业周刊在84年搞了本地语言，中文的，是同经贸部一起搞的商业周刊杂志，我想你们的书桌上都有这本杂志。也许我并不是很好的最合适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学会了很多东西，我们了解31个省市自治区，了解了中国的市场，我们还了解到合作伙伴所能起的作用，这些都是学习教育，睁开眼睛每天学习市场的不同。信息的需要，读者需要，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是不同的，所以第一是找到有价值的合作伙伴，第二就是要仔细倾听，每天都要学习新的东西。

　　主持人：印度同中国做生意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巨人，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

　　Vivek Bharati：很多印度公司正在看中国的能力，要同中国做生意。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从中国外购，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快，中国正在仔细看印度IT方面的能力，而且还有市场、投资、贸易等等方面的可能性，而且现在已经达到几十亿美元，而且很快还会增加。考虑到文化差异和能力，两国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

　　提问：我们有很多企业家，在这儿做生意我们有一些人他本身就是业主CEO，你们都是专业CEO，我想问一下你们能给什么样的意见，对于业主CEO有什么样的意见。你觉得他们有更多的信任吗，比专业的CEO。

　　主持人：这是很好的问题。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问题，业主CEO，现在在美国很少，有很多业主CEO在亚洲，他们同专业CEO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威廉.库珀：我的回答，同你想象的答案可能不同。戴尔CEO只有18岁，我觉得年纪不是一个问题，要有管理人的技能，不管家庭CEO还是人的CEO，有管理的技能，有交流的技能，你要理解你的客户，家庭业务，像大的公司，必须了解你的客户，要有沟通的能力，我想还有一个普遍性，成为一个成功的家族CEO还是成功的公司CEO这都是很类似的，有一些基本的价值都是一样的。

　　Vivek Bharati：在印度有很多家庭的业务他们正在转型，因为有很多家庭公司在破产，在印度这个环境中，家庭CEO转成CEO会怎么样，比如达博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有一个CEO，家族并不干预公司的业务，只是让CEO去管理。主持人：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亚洲CEO可以教西方CEO的？

　　根本二郎：我本人认为，东西方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英国一位有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历史的教训》，这本书当中他这样写的，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必须具备五个条件。罗马帝国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屋大维也产生这样共同的思想，他们代表的是共同的思想。因此我觉得CEO不应该有年龄的差别和东西方的差别，重要的是考虑CEO的素质，我觉得CEO的素质应该具备五个方面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洞察力。第二个条件就是耐久力，就是来自于对自己身体健康管理和使命感。第三点就是持之有度，力争做到使心志和情趣、人品均处在一种均衡的状态。第四个条件是忍耐。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第五个就是挑战，克服自我，向更高更好更强的目标努力。所以我觉得这五个条件是汤因比在历史教训一书当中提出来的，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提问：传统的做法是管理者是由上级管理下级，现在有一种说法建立一种企业内部由下级管理上级的文化，是不是一种好的趋势和好的做法。

　　威廉.库珀：祝他运气好吧。每一个公司每一个家族公司的情形都是不同的，如果是有双向的，比如年轻和老的能够共同共享一些知识和信息，但是它有的时候，这个球必须停在一个地方，有人必须做决定。比如说这个公司有多少雇员，你们下一个客户目标是谁？最终总是有一个人来做这个重要决定的，我不能够回答你这个是老的管小的，还是小的管老的。我想有的时候是年轻人也许他有更好的提问题的能力，但是有的时候高级领导可能有更多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年轻的下级还应该多听上级的，因为老一点的人，他们可能对于趋势、对于经验方面都更多一点。但是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应该彼此的沟通和交流是最好的。我想如果有人在公司里必须做出一个决定，《商业周刊》在我们的公司里下一步该往哪走的话，那么高级人员，我想最终做决定的人，应该是最有经验的人，能够做出最好的决定的人来做这个决定。开放的对话对于上级和下级都很是重要的，但是最得有一个人来做出最终决定的。

　　主持人：现在在印度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很多很多，有的时候需要这些年轻的人尊重老人的一些想法，但是有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更新的做法，可能新的想法和创新也在同现有制度的经验进行竞争，你如何寻求一个平衡呢？

　　Vivek Bharati：我想在印度是从上到下是金字塔型有等级的，我想公司的结构也是这样类型的。公司是同社会构架相似的，那么沟通价值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是一个无缝的沟通的过程，有的时候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人，他们都可以有很好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