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手机媲美蔡司镜头

　　又一家500强巨头开始为联通CDMA撑腰。

　　多元化的京瓷引人注目地响应着西部大开发政策。

　　收购高通手机部门的京瓷在中国说话自然底气十足。

　　撰文/王非

　　京瓷(Kyocerra)，全称京都陶瓷，对中国百姓来说不是特别熟悉的企业，在国内的名气远远没有爱诺摩西和韩系三星、LG大，但若说起闻名遐尔的蔡司镜头、屡创传奇的康泰克斯相机和风靡一时的雅西卡相机来，知道的人就多了，这些都是京瓷麾下的品牌。作为财富全球500强(2001年排名451位)企业，多元化的京瓷要改变国内对其“照相机和镜头”的固化概念，而这种改变要依靠手机——CDMA手机。

　　来得正是时候

　　京瓷CDMA手机上市并不算早，刚刚在北京亮相不久，恰逢联通CDMA项目遭遇第二次手机缺货，自然获得不少青睐的目光。而京瓷贵阳的工厂京瓷振华设立并不晚，刚巧赶上联通CDMA一期招标，理所当然入选19家之列。一前一后，设厂上市，相隔不过1年，京瓷都来得恰是时候。

　　500强企业中在西部投资的不少，但像京瓷这样把生产基地设在西部的确实凤毛麟角，“合资公司工厂设在贵阳的时候，我们考虑了手机这种高科技产品带来的几个直接问题，比如人才和配套设施问题，市场问题，采购和物流问题。”京瓷振华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市场部总监兼北京研发中心主任孙有安在谈到京瓷设厂贵阳的原因时，先说了西部搞高新技术产业的不足，“比如说采购，如果在沿海，上午打电话，下午货可能就到了，但在贵阳就必须提前一个星期准备才能防止断货，即使仓库存储一部分，也会占用资金。但当时国家号召西部大开发，京瓷也有自己特殊的经营理念，就是不光看眼前利益问题，而从长远角度看，所以一步踏入了贵州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更有中央政府的支持。”

　　孙有安介绍，从去年12月6日国家正式批准合资公司成立到今年4月，不到半年时间，吴邦国副总理和李岚清副总理先后来到贵阳京瓷振华视察，“没有哪一个CDMA工厂受到如此的重视，这本身就说明政府对我们很重视。”

　　京瓷对贵州乃至整个西部高新技术产业的推动是明显的，“如果按照我们的计划完成生产的话，达到把贵州省GDP提高一个百分点的水平应该是可能的。”孙有安坚信自己工厂的实力，“贵阳工厂的设计生产能力是年产160万台，目前可以达到120万台的年产，即月产10万台左右，到现在为止已经销售了25万多台，到年底之前我们希望再销售30万台。”

　　虽然京瓷麾下的蔡司镜头和康泰克斯相机往往给人以高高在上的印象，但京瓷首度亮相的两款CDMA手机却不属于高端产品，不过孙有安却透露了另一个信息，“京瓷肯定要做高端产品，产品线已经做了。京瓷作为新的品牌进入中国市场，老做一些中低端产品，不利于品牌建设和知名度提高。其实CDMA手机争胜负，不是在现在，因为CDMA95I阶段的产品特点和技术水平大家不会有太大差距，但是到了CDMA1X，到了3G以后，很多附加值服务就可以体现出厂家开发的水平和能力。那个时候才是大家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出来的时候。”

　　推动运营商结盟

　　与韩国SK电讯即是CDMA运营商又是终端手机制造商异曲同工，京瓷在日本既是最大的CDMA手机制造商，同时又是日本CDMA运营商、500强企业KDDI的最大股东，而且京瓷和SK电讯在韩国还设有一个合资公司，所以京瓷深谙CDMA价值链每个环节的经营之道。

　　“京瓷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时间不长，对中国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一个新的手机制造商，或者说是一个新的品牌，但在全球CDMA行业里面，京瓷知名度还是很高的。”孙有安认为联通看中京瓷的正是手机加运营的双重经验，“京瓷CDMA手机年产量曾经一度占到全球产量的19%左右，而且京瓷在CDMA领域的地位不光是生产，更是KDDI的最大股东，所以京瓷在CDMA运营领域同样占有重要地位，有丰富的经验，中国联通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说在京瓷进入中国CDMA市场之前，联通公司就希望京瓷参与到中国CDMA市场中来。”

　　由于SK电讯一面与中国联通组建合资公司进行无线互联的增值电信服务合作，一面与大显、中兴眉来眼去，合作呼之欲出。基于类似的背景，人们自认猜测京瓷和联通除了手机以外会有更深入的合作，但孙有安同样间接证实了这种猜测，“联通CDMA网络在国内是第一次，过去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经验都是GSM网，所以联通希望借助在经营上取得成功的企业经验，前一段KDDI各个部门负责人，包括网络运营、终端产品、内容提供负责人全部来到北京，和我们一起拜访联通王建宙总裁，就增值业务进行了磋商，KDDI也希望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孙有安认为国内CDMA和GSM的竞争已经形成，只有全球CDMA运营商携手把CDMA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才能在强大的、已经形成规模的GSM网络面前争得一席之地，然后才谈得上稳住阵脚和扩大阵营。“联通王建宙总裁已经发出了联合的信号，大家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KDDI在这方面希望起到自己应起的作用。”从孙有安的话，联想到SK电讯中国总裁刘允博士的“运营商联盟说”，亚洲主要CDMA运营商的结盟运动已经在孕育之中了。

　　懂运营，更懂手机

　　无论是日本京瓷控股KDDI，还是韩国SK电讯执掌SKY，运营商和手机制造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干脆就是一家企业的两大分支。所以中国联通如何参与到手机终端领域一直让人遐想连翩，而中国联通开通CDMA以来的两次集中采购手机和中国移动即将付诸实现的GPRS手机集中采购，更是让国内移动运营商参与手机业务的问题扑朔迷离，尽管从政策上讲，运营商是不能参与手机生产的。

　　对于京瓷是否会和中国联通合作生产手机的问题，孙有安的回答是否定的，“从目前各方面的情况看，联通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没有表露过这样的意向，而且从终端产品销售上来说，尽管前一段市场启动有一些缺货，联通公司曾经集中采购过，但联通高层人士在公开场合和我们在下面谈话的场合，都多次表示过这不是他们的初衷，他们不愿意直接介入。国家批准的CDMA手机生产厂家一共19家，这基本是已经确定的盘子了，作为运营商的联通会不会轻易进来？可能性不会太大。从国家政策上来说也不会开这个口子。”

　　对于中国移动集中采购GPRS手机，孙有安认为联通跟风的可能性也不大，“联通搞的CDMA手机，和国内最大的不同是，它是机卡分离的手机，联通采用机卡分离手机，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考虑消费者更换手机的方便，但联通显然有一点是从运营商角度来考虑的，就是自己控制卡就行了，手机没有必要控制得很死。CDMA的销售同样可以搞得非常灵活，也可以有预付费的方式，国外CDMA手机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在CDMA手机这方面，联通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和全世界不一样的路，我想联通不会改变初衷。”

　　运营商要规范手机

　　曾经在北京电信管理局和日本多个通信企业有20多年通信产业经验的孙有安认为，比较中日CDMA运营商的不同同样得从手机说起，“日本KDDI的CDMA手机是直接向生产厂家采购的，同时在采购之前是直接把自己的手机规范确定下来，然后发放给各个手机厂家，厂家按照运营商的要求，包括价位、数量、技术规范和交货期来生产。”

　　孙有安认为由于中国联通走的路跟这条路完全不一样，“这是一条完全开放的路，模式完全不一样。而由于日本运营商采用从厂商把所有手机买过来的方式，所以促销上经常可以看到‘一日元手机’，或者比如在加油站加完油，这台手机就送给你了。这在中国是没有的。有些人到韩国去，看到这个手机质量也好，那个手机外观设计也好，明显比国内正在市场销售的手机要好，但是为什么那么便宜，是不是你们在中国赚了很多钱？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在韩国和日本市场销售的手机，运营商是有补贴的。”

　　随着MMS(多媒体短信)等移动通信增值业务的开展，有关运营商需要统一手机规范的声音日渐高涨，而京瓷同样赞同这种观点，“我还到联通那里跟一个副总探讨这个问题，他拿了一款日本厂家出的手机，跟我说到目前为止所使用的GSM和CDMA手机中，这款手机的人机接口是最优秀的，我一看那款手机就是KDDI在日本曾经指定过的，KDDI确定的手机人机界面有严格界定和规范。作为运营商提出来的东西，实际上优化了很多厂家的东西，更能代表消费者利益。例如手机屏幕大小不可能是无止境的事，现在是越来越大、尺寸零乱，给制造商实际也带来成本无法下降的问题，受害者最后还是消费者。比如手机卫星定位服务，尺寸如果不统一，显示上会带来一些麻烦，我觉得从运营商角度来说，需要规范人机界面，把这个东西优化到最佳，给各个厂家按照这个规范来做。”

　　标准与产品的取舍

　　京瓷CDMA在全球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京瓷收购了CDMA奠基者高通的手机研发和制造部门，而在此之前，京瓷在移动通信领域的野心早就显现出来，甚至和摩托罗拉一起参与了耗资巨大、名噪一时的铱星计划，昙花一现的铱星计划并没有影响京瓷参与移动通信领域的决心。据孙有安介绍：“京瓷在2000年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放弃了GSM手机，把所有力量投入CDMA领域，这是2000年初京瓷收购高通公司手机研发部和生产部的结果。”在孙有安看来，京瓷这个战略调整是审时度势的，并且影响至今，“现在我经常跟联通的人员说，京瓷不像有些公司那样在中国市场脚踏两只船，既生产GSM，又生产CDMA，我们只生产CDMA手机，我们在中国是和联通捆在一起的。联通王建宙总裁在谈到CDMA产业价值链时有一个精辟论述，他将这个价值链比喻为一个生态环境，谁也不能破坏它，各自是链上一个环，在某种情况下，每个环还要联合起来，共同做一些大的文章，才能保证生态链完整不受损，保证各自的利益。实际上破坏另外一方的利益获取自己利益的方式，肯定不会长久。”

　　高通的手机部门卖给京瓷以后，似乎甩掉包袱，焕发了青春。而京瓷买入高通CDMA手机部门后，也是如虎添翼，越战越勇，这似乎反映了美日两国企业不同的特质，而学高通卖标准还是学京瓷卖产品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更是个难以取舍的问题。TCL手机如日中天，大唐TD-SCDMA却要殊死一搏。

　　孙有安认为京瓷收购高通手机部门钱花得值，“京瓷收购高通手机部门是值得的，否则京瓷在CDMA领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更不会受到如此重视，包括中国联通对京瓷给予的厚望。京瓷和高通都有自己的想法，高通认为自己生产制造上不是强手，干脆把弱势抛掉，发挥自己的优势。京瓷认为高通拥有这样好的工厂却在亏损，自己买过来不一定亏损，日本企业和美国企业不一样，制造业是日本的强项，美国人可能卖Idea的公司确实比较多。”

　　“我觉得无论卖标准还是卖产品，中国公司两者都不可学，”孙有安从自己20多年通信产业的经验判断，国内不太可能复制高通和京瓷的模式，“国内通信产业这十几年时间发展极为迅速，1985年我到法国去采购阿尔卡特的交换机，当时北京才有八万部电话，要搞的十万门工程一下子翻了一番。当时我就想中国人什么时候生产出这种设备呢？”孙有安当时没有确定的答案，十几年后从日本回国却找到了，“现在华为的交换机已经走出国门，甚至打败了国外企业。移动通信的蛋糕其实大得不得了，GSM中国做得不是太好，目前为止没有掌握核心的东西。CDMA国家批了19个厂，一开始就做了各方面的准备，比当时GSM的做法进了一步，可是如果不做具体的努力，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但国内企业没有必要怕，你只要做就可以做到，现在就是做不做的问题。国家也应该给予支持。大唐的TD-SCDMA作为一个标准得到承认，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成绩了。但靠一个企业能弄成什么样子呢？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