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10-1111:48:36(《商务周刊》萧超唐爱华／文)(11L1)

　　 在“海归派从政的队伍中，34岁的陈伟刚刚回国，就被聘任为威海市市长助理，一年后升任副市长19 99年至今，北京有超过400名的处级以上官员接受了海外培训；上海在这方面比北京早走了10年，它最近的一项计划是 ：通过国外学习方式，为政府培养100名高级专业人才；在广东省，300名官员将在5年内(1999-2003年)赴 美国和加拿大高校学习；与 之毗邻的广西从2001年起每年派出55名机关干部到西方接受超过15个月的培训；而地处中 国腹地的河南省，近3年来也从报名的381位县处级以上官员中，选派了57名，分期分批送往美国马里兰大学接受公共管 理和工商管理知识的专门培训。这些开拓了视野、更新了观念的官员陆续从海外归来后，大都被委以重任。一场悄然涌动的从 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官员海外培训热潮，给未来中国的政府管理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深刻变化的可能。这一批学习了先进西方 理念的留学归国人员，在经过沙里淘金的检验后，正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海归从政，它对中国社会发展会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此，笔者采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刘吉。记者：从1998年开始，留学人员归国从政潮流开 始逐渐升温，您对此现象如何评价？刘吉：留学人员回国并从政升温，这是必然的现象。它对于中国未来公民的政治生活将带 来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也进行了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干部的素 质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工农干部和复员干部曾经是我们国家干部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非常强调干部的专业化和 知识化。现在，一般县团级、处级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了。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变化，干部政策结构的变化 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很大的成果。留学生政策也是改革开放的一大成果。当时大规模外派留学生的时候，国家已经准备有一 部分人不回来了，就算只有10％的人回来，对国家也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而现在回国的人有1／3不止，现在还有很多自 费留学生。记者：您认为这个过程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得以体现？刘吉：目前在中央和省级部门有很多官员都有海外留学背景 。有些在国内已经担任高级领导干部的官员，还专门到国外去接受培训半年到一年，专门学习管理知识。我认识的一部分人中 有很多都有这样的经历。记者：那么，目前中国政府官员公共管理方面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刘吉：在这20多年中，很多 官员走出国门，又有很多“海归派”学成回国，应该说他们的总体素质还是不错的，自身的管理水平也相当好，尤其是在沿海 地区的城市。加上国内现在的很多培训都与国际接轨，即便那些没有出国的官员也可以接受很好的培训。同时，我认为，不能 因为中国很多官员素质已经有了较大提高就因此排斥土生土长的干部，其实他们也有自身的长处，他们的自身水平和当地的经 济发展阶段是相适应的。记者：中国的留学潮流已有好几批，目前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有很大一批是留学苏联的技术官僚，而 现在更多出国留学的是学习公共管理的人才。这两种类型的官员有何不同之处呢？刘吉：留苏官员的出现其实是很自然的一件 事情。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学理工的人员对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但是，学理工者的管理只是建立在技术管理的基础上， 对于公共政策管理不熟悉，因此他们到了领导岗位将面临着一种转变。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管理水平的落后，因此就产生了对 一批懂得专门管理知识的人才的渴求。中国担任领导干部的政府官员，第一代是工农干部，第二代是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第三 代是企业管理干部，而第四代将是由纯粹学政治、法律和其他方面专业的人才治理国家。我们目前还处于第三阶段。现在学习 管理的只是公务员。而真正从政的其实应该有两种人。一种是懂得宏观政策和社会发展方向的政治家；另外一种就是懂得公共 管理的专业人才。比如说懂得证券、银行、企业宏观调控等方面的人才。但我们现在还把这两种人才混在一起。真正意义上的 公务员是专业的官僚，而政治家是代表政党的。记者：中国对从政官员所掌握技能发生的变化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社会将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变化又有何意义？刘吉：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从工程技术人员中脱颖而出一批管理技术人才， 经过历史的实践检验和淘汰，有一部分就成为了公务员，但中间也会产生出优秀的政治家。现在有一批学习了先进西方理念的 留学归国人员，他们目前大部分都是从事各种公共管理的公务员，在经过沙里淘金的检验后，肯定会诞生出杰出的政治家。他 们是技术官员后产生的第四代政治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我认为，尽管留学生在国外学了很多知识 ，但回来后还是应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谁结合的好，谁就会成功，也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做出贡献。我想，归国留学人员 无非有三种人。一种是喜欢简单的照搬，觉得外国什么都好，一旦他们处于重要的岗位，那他们本人不但会碰得头破血流，而 且还将把中国搞糟；一种是回来后很快地与旧体制同流合污了；而只有把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人 ，才是未来中国的栋梁。记者：现代政治学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官员目前在国外学习的公共管理主要是一种工具性的方法和手 段，那么，它距离中国政府治理的目标还有多少距离？刘吉：还有相当的距离。学习了外国的理论，更多的人需要回来实践。 除了从书本上读，还要去做，也许做的时候会失败，但不要灰心。我们与国外最大的差距是观念，只有观念变革，体制才会变 革。而观念和体制的变革需要人去做，但这个过程需要几代人去完成。中国现代历史上曾有过一些所谓的“革命”，但有些看 上去是12级台风，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底下依旧纹丝未动。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韧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