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肖世峰周静恺郭万里

　　国庆前夕，本报与湖南省望城县委县政府在雷锋故乡望城联合举办了“区域创新与园区经济暨高科技食品工业发展理论研讨会”。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湖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周伯华在内的与会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区域经济的竞争已从简单的企业间、产业间或者城市间，逐步扩大为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的竞争，而竞争的焦 点也已从传统的GDP的规模大小扩大为投资环境的改善力度。

　　投资环境要适应外来投资者的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说，加入世贸组织后进入我国的外资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状态。1到8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2%，而且这一增长速度是在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下降了51%的情况下出现的。外经贸部有关人士预计今年我国吸引外资有望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在注意外资继续保持增长的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外资开始出现的一些新变化。鲁志强援引台湾电子电机同业公会日前公布的有关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调查报告内容，分析了台商对内地投资的新趋势，并认为，在积极招商引资，发展园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充分研究和分析外来投资者的取向和偏好的变化，积极主动地适应对投资环境在新形势下的新要求。

　　鲁志强举例说，外资的一个变化是投资主体的规模越来越大。早期台商投资多以个人或者中小企业为主，现在则逐渐转向大型企业。鲁志强认为，这种变化意味着外资对投资环境的要求会发生变化，地方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中也必须注意要作对应的转变，要主动地适应不同规模的投资主体对投资环境的不同要求，因为大型企业的投资目的、动机及对基础设施的要求与小型企业有很大不同。不注意这种变化，就会在吸引外资中被动。例如，台商投资的经营形式从过去的“三来一补”为主逐渐开始向内外销兼备或以内销为主转变。鲁志强认为，这反映了台商投资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以“三来一补”为主说明当时内地的市场还没有成熟，而现在台商变成以开发内地市场为主要动机。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美、日、欧商中间，这和一些跨国公司把中国大陆地区作为生产基地的战略动机是不同的。这就涉及到各地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以一定类型的外来投资者为目标，创造相应的投资环境和配套条件，以争取最有利的投资商，取得国家和地区利益的最大化。

　　又如，台商的投资区域以前只局限于福建、广东等沿海城市，现在的投资范围则越来越广，已经扩展到中部地区、北部地区和一些西部地区。这一情况一方面说明在新世纪改革开放中，各个地区的投资环境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对外资和台资有吸引力的地方越来越广，各个地方吸引外资和台资的机会相对平均了。这对于过去吸引外资相对较少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言，吸引外资的机遇和可能性都增大了。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外商和台商投资可选择的空间和余地增大，即投资目的地的替代性增强，外商和台商具备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换言之，对努力吸引外资的各地政府而言，则意味着地区间的竞争加剧，如何争取吸引更多高质量的外资和台资，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特别是对于急需外资进入的中西部地区，既不具备沿海开放的前沿之便，在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上也相对滞后，在招商引资时更需要付出格外的努力，更需要认真研究和考察外资投资的要求和取向。

　　鲁志强认为，外来投资者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是相当审慎和严密的。仅仅依靠简单的“以情招商、以诚招商”不一定可以奏效。这从台湾电子电机同业公会的调查报告对拟赴祖国大陆投资的台商提出的建议也可以明显看出来。他们的第一条建议就是，投资前必须审慎评估投资目的地的环境和风险，认为各地区和各城市之间的投资环境差异很大，尤其是法制环境差别更大。鲁志强认为，区域创新与园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创造一个优良的局部环境，以吸引外资、吸引外来企业来园区，推动园区经济的发展，以促进当地经济的起飞，而台商提出的一些判断和期望，大致可以反映国内外投资者对投资环境的整体评估，地方政府在营造投资环境时可以引以为戒。

　　必须跳出单纯的政策优惠“怪圈”

　　湖南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周伯华在发言时认为，面对来自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实践了18年的园区经济正在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现行各类园区的政策优势和区位优势将会明显减弱，作为驱动园区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优惠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一旦重新进行调整，将会直接影响园区经济的发展。目前各个开发区普遍采用了税收、人才、土地、金融等方面的各种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内外资本，促进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实践证明，这些优惠政策尽管行之有效，但也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

　　其一，不同的区域优惠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这些不对等的优惠政策将因WTO非歧视性原则而逐渐同化。

　　其二，税收工具一直是被开发区广泛运用的优惠政策之一(包括优惠税率、免税期、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退税等)，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在贯彻国家产业政策方面，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使产业导向明晰程度不高；不同区域间不平衡的税负也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形成明显反差；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普惠制，使外资企业享有超国民待遇，导致内资企业税负明显重于外资企业，从相反方向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还有，税收优惠幅度对投资规模没有限制，容易导致投资规模轻型化、投资行为短期化，等等。加入世贸组织要求遵守国际惯例，随着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不断完善和调整，各地税收优惠政策的区域性优势必将逐步消失，在一个更大的地域范围内实行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将成为必然。

　　其三，法规制度存在着透明度不高和连续性不强的问题。政策的多变，法规的随意，不仅制约了各个园区的进一步发展，而且损害了在外来投资者心目中的整体信誉。

　　周伯华指出，良好的投资环境需要健全的管理体制为之提供运行的保障。目前各级各类园区已初步建立起的经济管理体制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有弱化的表现：一是随着园区建设规模的扩大，园区管理服务职能逐渐拓展，导致财政负担加大，机构面临膨胀的压力。二是园区管委会的经济管理、财政统筹等权限由相对集中转为软性分解，导致办事环节增多，协调难度增大，工作效率降低。三是随着园区承担的社会事务性工作的增多，园区行政运用逐渐与普通行政区趋同，由相对自主、主动变为盲目随从、被动。四是开发区人才激励机制不活。行政人员安于现状，知识更新步伐滞后，服务和竞争意识不强。

　　周伯华认为，专家曾经指出的“中国的开发区只有企业没有产业”的看法可能并非危言耸听。因为目前国内企业更多的是单兵作战，并未形成产业的整体力量，园区经济的整体优势尚未体现，当然更无从谈及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产业的整体形象；同时，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现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实力，但是大部分企业仍游离于WTO的规则之外，并且一直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

　　有鉴于此，周伯华提出，园区经济必须从单纯的税收优惠、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为主要引力的开放“怪圈”中走出，转而着重以改善环境、健全体制、发展产业等创新为引力的开放，并立足于发挥自身优势，依靠特色来进行招商引资和发展产业。只有这样，园区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园区经济体制创新要以特色为本

　　湖南省政协主席王克英、望城县委书记张湘涛在发表意见时共同强调，园区经济体制创新要以特色为本。王克英认为，政府首先在投资环境上要有所创新，需要在改善基础设施、健全法律和法规、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保护知识产权、规范市场环境、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等方面下足功夫。一要进一步致力于三个平等的原则，即政治上平等对待、法律上平等对待、政策上平等对待。尤其要下决心大力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积极营造一个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二要进一步增强服务观念。要积极倡导投资者的需求就是工作目标、投资者的困难就是服务方向、投资者的赞誉就是最高追求的全新理念，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更要树立一种“硬件不足软件补，政策不足服务补”的意识，努力营造一种“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氛围。三要进一步完善服务体系。要为园区经济成立专业的服务机构，进一步提高政府部门派驻人员的地位，赋予其更大的权限，实现“一站式”服务，以减少工作环节，实行服务提速。同时积极发展信息咨询、律师、公证、会计、金融保险等中介机构，从整体上增强园区经济服务功能。

　　张湘涛的看法是，管理体制的创新是园区经济不断获取新的发展契机和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基本条件，既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园区经济深层次的发展固然需要外因和内因的有机结合，但归根结底是要依赖于其自身内功的修炼。哪一个园区抓住了潜在的机遇，充分利用了政策的宽松条件，对管理体制创新进行了主动和大胆的尝试，使新的管理体制具有更强的应变性和适应性，就能突破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管理瓶颈，顺应时代的发展，壮大自身力量。

　　望城县县长王武亮、中国经济时报常务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余斌分别主持了为期一天的研讨会。来自国家计委、农业部、科技部、财政部和湖南当地的300余名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