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记者 吴俊 曹林

　　发自武汉

　　早在去小镇之前，就听说这里盛传一个定律：镇下辖的29个村中，一个村的大学生所占比例越高，这个村的经济排名便越靠后；一户人家的孩子书读得越“高”，这户人家的经 济状况也就越不济。胡家棚村的村支书王胜将这一现象定义为“经济与教育的反比原理”。

　　农村致富的本质出路是依靠教育——这似乎是新闻报道宣传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可为何在今天，农民承担了巨大的教育成本之后，不仅没有富起来，反倒生计困顿？本文选取了湖北省京山县某小镇中两个典型的村庄，通过调查反映农民在教育当中所承负的成本与付出的代价，从中折射出当今中国农村教育所面临的制度性难题与困境。

　　“量入为出”不容易

　　胡家棚村位于小镇最南端，全村724人，自1998年起，这个村已走出13名大学生，与附近几个村相比，确实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正应了那个魔咒似的“经济与教育的反比原理”。

　　49岁的王明龙至今仍住在祖上传下的土坯屋里，但令他自豪的是，他已培养了两个大学生。儿子王道敏1999年毕业，如今在东莞打工；女儿王丹丹将读大三。为了供这两个孩子读书，他们已欠下了两万多元的债务。

　　王明龙的妻子向记者抱怨：“一年忙到头，也没看到一分钱，秧苗还长在田里呢，就已不是自己的了。”王明龙和妻子种着11亩地，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他们总是将田里的稻子许诺给债主，逐家逐户借钱，等卖了稻谷之后，再一家一户地还债。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一批还不了的旧账，到如今已是一笔巨资。

　　王明龙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仔细阐述“种10亩地养不活一个大学生”的道理：10亩地出产7000斤优质稻，除去农业税及各项开支，一年存下3500元就相当不错了。而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住宿费就不下于4000元，显然这笔钱不足以养活一个大学生。

　　胡家棚村的贫困，有地理位置上的原因：这个小村处于小镇边缘地带，交通不便，与外界的联系近乎隔绝。可是，离镇中心最近的梭罗河村，情况又是如何呢？

　　梭罗河村是该镇的“东大门”，位于连接镇中心和县城的主干道旁，交通便利，信息通畅，全村1800人，是小镇当中最为富庶的村。1998年起，这个小村也走出过13名大学生。

　　47岁的雷振祥和妻子早在1986年就盖起了村里第一座楼房，1989年，他们买回了村里第一辆摩托车。但是现在，女儿雷蕾上高中的事情令他们愁眉莫展。刚刚结束的中考，雷蕾被挡在了重点中学录取线以外，若想上重点中学，按照“计划外自费”的收费标准，得花近两万元。雷振祥很为难：自从儿子雷宇上大学后，家中已无余钱。但如果雷蕾上不了重点中学，读大学就没有指望了。

　　雷振祥是个会过日子的人，他常说的一句话是：穷要穷得硬朗，富要富得尽量(量入为出)。这条朴素的准则支撑他活了这么多年，在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没有欠过村里一分钱的提留，没有开口向人借过钱。但是如今，在摆脱贫困之后，住上楼房之后，他的原则遭到了挑战。一贯恪守“量入为出”的他，费了很大的力气还是无法摆平这“出”与“入”之间的砝码。

　　很庆幸的是，雷振祥在当年谷价好的时候攒了一笔钱，支撑着儿子读完了大学。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要想供一个孩子读大学，做父母的得从孩子刚学走路时开始攒钱。他用曾在村小教过16年数学的经验，结合自己这些年来的辛勤与遭遇，证明了这个命题。

　　雷振祥将儿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所花的费用列了一个清单：

　　这个孩子16年间花去了父母57500元，按当前的年均收入来看(2001年梭罗河村户平均收入3672元)，一个家庭16年间的农业总收入只有58752元，这就是说，一个孩子的教育支出就占了这个家庭总收入的97.9%！那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呢？这样算来，教育支出在农民收入当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不是百分之几十的问题，而是100%，甚至200%。

　　修桥，修路，打杂，帮工：学费是怎样“炼”成的？

　　胡家棚村的王俊波和王丽波是远近闻名的“姐妹花”，这对孪生姐妹从5岁起就开始下地干活了，放牛、插秧、砍柴、做饭，15岁的小丫头已经有了长达十年的“工龄”。

　　两姐妹成绩一直不错，这次中考又双双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可是，家里没办法拿出这笔学费。一所普通中学提出，只要两姐妹到该校就读，可免去两人的学费。

　　两姐妹来不及给校方一个明确的答复，就匆匆赶到几十里外的县城找工作去了：她们要抓紧暑假的每一分钟挣钱。

　　往年的每一个寒暑假，两姐妹都是这样过来的。去年寒假，别的孩子都在为即将到来的中考作最后的鏖战，两姐妹却已放下书包走进了县城，她们做过杂货店的售货员，做过城里孩子的家庭教师或者保姆。20多天时间，姐妹俩一人挣了150元钱，这将成为她们下学期所交学费的“第一桶金”。

　　对大多数村民来说，所谓的“忙月”、“闲月”之分是没有意义的。农时结束，意味着另一个更为繁忙的季节到来，他们会瞅准每一个挣钱的机会蜂拥而上：修桥、修路、修水库，永无闲暇，只为了那每天15元的工钱。

　　交通便利的梭罗河村，挣钱的机会似乎更多。这几天，雷振祥的妻子一直在帮梨园的老板扯花生，当地人把这叫“帮小工”，工钱一般是一天10到15元钱。对于高昂的学费来说，这样的价钱无疑太低了。雷振祥的妻子有些不满，“早晨8时起到梨园里开始扯花生，就中午一个小时放你回来吃饭，其它时间都不能歇着。太阳晒得脊背上蜕皮，也没多给一分钱——还不是一天15块？”

　　她觉得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了，“年轻的时候干多久都不觉得累，现在动不动就浑身疼。”但每一个“帮小工”的机会，她都尽量去争取，“有什么办法呢？一天15元，两天就有30元，哪一年的学费不是这样一分一分攒起来的？”

　　向丛林进发，向河沟进发：沙漠将向哪里延伸？

　　胡家棚村与虎爪山和太子山接壤，这是京山县最大的两个自然保护林区。长久以来，善良的村民们维系着两大林区的安宁与和谐，山上浓林密布，各种野生动物怡然自乐。

　　但是现在，面对金山，村民们似乎很难再无动于衷。

　　胡家棚村原本属于猎户区，但自从《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实施以来，村里的猎枪已被全部收缴了。现在，王明龙只能趁天黑的时候，在丛林深处布下夹子，运气好时，能逮到一只野兔、野獾什么的，还有人逮到过野猪。但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村里现在只有五六户人家在这些野物身上谋生计。村民们都说,这不是长远之计,不到万不得已，没有人会从事这项担风险的营生。

　　山上的另一大资源便是林木，山上不乏珍稀的树种。胡家棚村的许多村民都会在某一时间内上山砍柴，运到集镇上去卖，一公斤柴最多卖1角3分钱，1000公斤柴也只能卖130元钱。村民们说，只是为了换回一点油盐钱。

　　据当地林业部门一位负责人反映，这一带盗伐的现象并不严重，因为打击力度相当之大。但同时他也讲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看到有人偷运树木下山，正要上前制止，可一看清那人的面孔，竟再也开不了口——那是本地一个老实本分的村民，原是林场的职工，前年下岗了，为供两个孩子读书他几乎变卖了所有的家产。现在，孩子要上高中了，可能正是这个原因，逼着他走进了自己当年辛苦种下的林子。这位负责人最终绕道走开了，他这样为自己的“失职”开脱:“毕竟，他已卖掉了一切可以卖掉的东西，花尽了所有可以用来挣钱的力气，可还是凑不齐那几千块钱的学费，这个时候他除了将手伸向丛林，还能到哪里去寻觅生路呢？”

　　在其它水资源丰富的地区，村民们的方式显得更为直接。他们到河沟里逮黄鳝去卖，一斤黄鳝5块钱，可逮得多了，黄鳝越来越难找了；有人又开始逮青蛙，青蛙也近乎绝迹了；有人开始用电网捕鱼，那种无分长幼一网打尽的捕鱼方式，是“涸泽而渔”的现代版。

　　焚林而猎，涸泽而渔，所有的禁忌都开始慢慢复苏。你不能单单指责村民的愚昧短视，这些道理他们都懂。如果有耕牛可卖，他们会先卖他们的耕牛；如果有房屋可卖，他们会先卖他们的房屋。可是，如果这一切都已经没有了呢？

　　当农民们毕平生之役与全村之力聚集起来的资金以教育投资的形式流向异域他乡时，这里，便只剩下了一片风干水分的沙漠；如果，掏空自身的资源还不足以支撑他乡学子的需求，那么，下一个目标便是这些原本属于自然的森林与河流了。到那个时候，沙漠又将向哪个方向延伸呢？

　　“蠢儿”的爹妈有福气？

　　采访中，记者发现了另一条规律：村中有孩子在上大学的家庭，似乎都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起初，家中都还殷实，是村子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但是，随着孩子渐渐长大，积蓄被学费一年年侵吞。曾经辉煌一时的“万元户”逐渐退出舞台的中心，于债台高筑当中湮没了自己的声息。

　　王明龙的妻子说，她年轻时从没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但现在却不得不怀疑了，“一天到晚都在做，又不打麻将又不偷懒，怎么比人家偷懒的过得还要寒酸？”

　　她于是羡慕人家生了个蠢儿子，不用花钱让他读书，挣的钱就用来做房子，全家都高兴。可偏偏自己生了两个孩子太聪明，一门心思从小学读到大学，家里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他们身上，做父母的忙了一辈子，自己住的还是一下雨就四处渗水的土坯屋，连一口水井都舍不得打，还欠了一大笔债；好不容易盼着他们大学毕业了，又怕他们找不到好工作，又得借钱为他们“找路子”；等到他们工作稳定了，他们又该为自己那个“城里的家庭”操心了；结果，留在农村的爹妈还是得自己挣钱还债，越想越划不来。这样看来，还是那些“蠢孩子”的父母有福气。

　　这一番“蠢儿逻辑”，半是调侃，半是辛酸。如今，农村的大学生毕竟还是极少数，所以做父母的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孩子上学，将来，能砸的都砸了，能卖的都卖了，再出了大学生，又来砸谁的锅，卖谁的铁？倘若有一天，农民们真的觉得“不划算”了，真的失望了，他们还会坚持将这条路走下去吗？

　　在胡家棚村采访的时候，了解到一个农村小孩“入托”难的问题。由于村小撤并，幼师缺乏，上面给出的政策是：每个村十个孩子合起来请一个幼师，每个孩子每年交200元入托费，村里再补贴1650元，以保证达到国家规定的幼师工资标准(年薪3000元)。但现在的孩子出生率低，一个村很难找到十个适龄儿童，如果人数不够，入托费就要上涨，倘若一个村只有五个孩子，那么每个孩子的入托费就要上涨到400元。这就是说，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从上托儿所起就开始“叫苦”了，以后的小学、大学还怎么挺得过去？

　　胡家棚村目前有四个孩子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回家，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是这样说的:“读书就是为了让孩子考大学，可我们的孩子上初中都没钱，怎么支撑到他上大学？读了初中不上大学，那是赔本生意，我们做不起！”这种说法似乎对农村失学现象严重、农民抛荒入城的现状做出了另一种诠释：如果有一天，在市场经济当中成熟起来的农民们认定教育投资是一项“赔本生意”，坚持要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寻找新的“奶酪”，那时侯，还有怎样的政策能调动他们对教育的积极性？(两位作者均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在读学生)

　　写在采访本边上

　　吴俊

　　如今已经开学，可心却似乎还是留在那座大山里。我很怀念照片上那个放牛的小男孩，他叫汤兴茂，马上就要上小学六年级了，家里有个上高二的哥哥，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长得灵秀，成绩也都很好。小男孩起初不肯拍照，低着头急急往前走，但我上前抓住他的小胳膊时，他却乖乖地跟我回到了镜头里。

　　农村的小孩子普遍早熟，12岁的汤兴茂很懂事地和我讲了许多事情。他的眼睛很好看，但那眼中的沉稳与镇定让我有些吃惊。

　　两次采访胡家棚，第一次天黑，没有去村里的小学校，第二次去了。村小是在1999年建好的，花了近5万元，但由于生源不足，建好没多久就关闭了，而今只有一间小教室还开着，每年可招收20多名学前班的学生。

　　村支书告诉我们，他们打算把校舍卖给私人，作为养鸡、养猪的场地。但胡家棚村交通不便，养了这些鸡和猪运出去卖成本太高，所以直到今天，校舍还是没有找到买主。

　　我们在校办公室外面看了一下，里面堆着杂物，紧闭的木门已经开始腐朽，蛛丝绕梁，青苔遍布，只有那个写着“胡家棚村小学办公室”的匾额，鲜亮依旧，挂在那里像一个巨大的嘲讽。

　　办公室隔壁的教师宿舍里现在住着一个老奶奶，她穿着老旧的衣服，蹲在那个“办公室”的匾额下洗衣服、晒花椒，与背后的墙壁颜色倒也协调。

　　回来时，那个送我们出来的年轻人指着学校围墙上的“村务公开栏”说，这是他当年当教师时，村里请他写的。这个年轻人1999年就到东莞打工去，这次是回来看望父母的。没想到三年过去，村里依然在沿用他写的表格：尽管表格边界早已模糊不清。“也难怪，村里现在很难找到会在墙壁上画表格的人了。”

　　离开胡家棚，回到学校，看着刚刚洗出的照片，心里有些不舍。于是让师兄多洗了一份，打算给那个小村寄过去，只是不知，山重水隔，这些照片能否送到他们手中？

　　我们的采访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但我总觉得，我和那个小村之间的联系，还远远没有结束—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小村里度过的，但那里是一马平川的平原，没有山，日子也相对殷实。爷爷那时候在镇上工作，父亲是小学教师，我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农民生活。十岁时，我随父母来到县城，但不知何故，年龄渐长，对那段生活经历的依恋愈深。每次做社会调查，我都会首选农村，和他们在一起，哪怕语言不通，也可以促膝长谈。在回来路上，曹林和我开玩笑：“要出生在‘文革’时期，你肯定发了，因为你很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嘛！”仔细想想，自己的根，还真的在那里。只是遗憾：每次下乡，乡亲们向我述说许多，可我竟无力为其解决万一。每次归来，心里会有很深的歉疚感甚至挫败感，觉得自己像一个骗取信任却无所作为的感情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