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问题是近来的热点。由于这几年我国税收的快速增长与GDP的平稳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反差,而刺激内需又需要 相应的措施,因此在税收问题上引发了不少争论。尤其在减税问题上,主张减税的理由归结起来有三点:一是税收的快速增长 产生紧缩效应,与当前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悖；二是减税可以刺激内需扩大；三是减税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一些西方发达国 家纷纷推出了减税计划和方案。孤立起来看,这些说法似有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或许更切合实际,即在我国目前的情 况下,减税有效吗?减税刺激内需是无条件的吗?税收增长 带来的紧缩效应在任何条件下都会产生吗?值得探讨

　　一、从政府配置资源的角度来分析,近年我国通过税收增长来扩大政府配置资源的份额是一个可取的选择

　　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一是市场,二是政府,两者并行不悖,而且相互补充,互为条件。如果经济出 现问题,过冷或过热,都表明市场机制运转失常,一般都需要政府来干预。尤其在经济过冷的情况下,往往需要通过扩大政府 配置资源的份额来实现对经济的干预。

　　政府配置资源,首先要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其集中的手段有三个:一是税收,二是收费,三是举债。一般地说,其 选择的顺序首先是税收、收费,然后是举债。我国经济目前处于一种内需不足的状态,这说明市场配置资源出现功能性失调, 需要政府通过扩大资源配置份额来干预经济运行,弥补市场的暂时失调,以提升经济增长的力度。

　　从灵活性看,举债比调整税收制度更方便。故自1998年以来,政府首先选择了举债这个手段,即通过大规模发行 国债来扩大政府配置资源的份额,以促进经济增长提升(见附图)。但与此同时,并不排斥税收手段的运用,也就是通过税收 的增长来实现政府配置资源份额的扩大。这几年税收的快速增长,客观上起到了这个作用。

　　从扩大政府资源配置份额这个角度来看,税收和举债所起的作用一样,而且都意味着当期的市场配置资源份额减少。 在一定时期内,可支配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是一定的,若政府配置的份额扩大,同时也就表明,市场配置的份额减少。其不 同之处在于给人的感觉不同,即在所谓的"财富效应"上有分别。纳税是财富的所有权转移,归政府所有,自然也就交由政府 支配；而购买国债是财富的支配权转移,交由政府支配,但所有权不变。从都是"交由政府支配"这一点看,税收和举债毫无 二致,二者都有数量上的"挤出效应"。若认为政府干预是必须的,扩大政府配置资源的份额也是应该的,那么,是增加税收 ,还是增加举债,在一定时期内是等价的。我国宏观税负明显偏低,客观上使我们具有一定的增税空间,用来作为扩大举债的 配套事项,以支持政府反周期宏观调控,并弥补政府公共职能的缺位方面。

　　二、从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的角度来分析,我国近年如大规模减税未必能够有效扩大内需,而税收的增长却未必会抑制 内需

　　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可以有三种路径选择:一是单一性扩张政府支出,二是单一性减税,三是既扩张政府支出又减税 。从我国当前的情况分析,更适宜于采用第一种选择,即扩张政府支出,而不是减税。这是因为:

　　1、我国现行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制结构,制约了减税对扩大内需的有效性。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是以间 接税为主体,2001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的比重高达65.42%(含海关代征的两税),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 所得税相加仅占税收收入的24.91%。在这样的税制结构下,实施减税难免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引起物价下跌,加剧持币 待购的社会心理,造成需求进一步萎缩。若对个人所得税采取减税措施,对收入分配的改善难以起到促进作用,相反,可能会 使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因为这对低收入阶层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他们无税可减。若是减企业所得税,对增强企业的投资 能力有一定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近年我国"局部减税"是把鼓励企业投资的所得税抵免作为要点之一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 节税的停征作为配合。

　　因此,只要税收增长带来的税收收入不变成财政盈余,把这些钱全部都花出去,从总量上看,不会造成需求紧缩。若 是将增加的税收收入更多地用于转移支付,改善社会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状况,那么,税收快速增长不但不会导致需求减少,与 积极财政政策相悖而抵消力量,而且还有助于扩大社会有效需求。

　　2、从投资的"规模性要求"来看,减税对企业增加投资的刺激效应较弱。我国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于企业,家庭对 税收增长的贡献虽然在日益扩大,但现在仍不是主体。在这样一种税制结构基础上,减税主要落在企业部门,对扩大有效需求 作用有限。因为企业对扩大内需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投资的增加,而投资的增加是有"规模性要求"的,就是说,达不到一定的 资金规模,企业即使手中有钱,也没有办法进行投资,并非给企业减少了一块钱的税收,企业就可以增加一块钱的投资。

　　当然减税可以为民营企业提供一个更好的利润预期,从而增强民营企业投资的信心。但在分配秩序没有好转的情况下 ,可能是这边减税,那边却在增加收费、摊派。因此,这方面的条件没有具备,即使减税也是白搭。与其把注意力放在相对比 较规范的税收上,不如把重点放在各种非税收入的整顿方面,减少各种五花八门的乱收费、乱摊派,比减税更有助于企业利润 预期的形成,增强企业投资的信心。这几年我国的实际情况,正是把减轻企业非税负担作为重点。

　　3、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趋势与市场疲软状况,其重要根源之一在于经济结构扭曲引起经济循环不畅,在这种情况下 ,希望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消费,调动投资,作

　　用将很有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在两个社会区域展开的:一是城市,二是乡村。这两个社会区域相对 隔离,只有一些小的"管道"使之联系起来。而现行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以及它们的不断升级就主要是在城市的自我循环 中形成的。城市的需求一旦饱和,"过剩"就是必然的了。这时候,我们自然想到了农村市场。但却发现,相对隔离的农村市 场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还没有形成相应的需求能力。对于这种由"二元经济结构"引致的内需不足,想靠减税来解决问题 是无济于事的。相反,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状态下,减税还有可能会是雪上加霜,即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社会有效需求会产 生抑制作用。

　　既然减税的作用很小,不选择减税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靠自然性增长和管理性增长因素实现的税收增长,未必会 抑制社会有效需求的扩大。相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些年税收的快速增长,不但没有抑制内需,而且还对扩大内需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因为,通过税收这个手段,把零散的资金集中起来,再通过规模化的政府投资,就将潜在的需求变成了现实的 需求。此外,通过扩大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差距,也有助于社会有效需求的扩大。因此,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对我国既定税制 框架下近年来的税收快速增长表示担忧。

　　我国税收近年为何快速增长

　　一、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状况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收1400多亿元(见表1)。199 4年全国税收收入5126亿元,到1999年突破1万亿元,用了5年的时间；到2001年,全国税收收入突破1.5万 亿元,只用了2年的时间。不难看出,我国税收增长呈现出加速之势。

　　那么,税收的快速增长是怎么实现的呢?只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一是"制度性增税",即提高税率,或开辟新的税种 ,或扩大征收范围；二是在既定的税制框架下因经济、管理、政策等因素变化而引起税收增长。这几年税收的快速增长不是政 府主动"增税"造成的,而是通过第二种途径来实现的,是以下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见表2)。

　　1、"自然性增长"因素。近年来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 不断改善,GDP一直保持着7%以上的持续稳定增长。尤其从2000年起,国民经济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变化,国有企业改 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01年GDP已达9.59万亿元以上,这就为税源扩大、税收增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1 年全年由于经济增长直接带来的税收增收达1200亿元左右,约占全年税收增收总额的46%。

　　2、"管理性增长"因素。这是指在现有税制框架下,税收增长是通过加强税收征管而实现的。这几年之所以有税收 的快速增长,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完善征管体系,强化征管力度,堵塞漏洞,减少了税收流失而实现的。据测算,20 01年税务系统加强征管增收近700亿元左右,约占全年税收增收总额的26%。而"政策性增长"因素多为一次性因素, 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如1999年打击走私,关税猛增800多亿元,占了当年税收增量的一半多。在其他年份,这个增收 因素的作用就大大减弱了。而2000年、2001年的政策性增长因素主要是优惠政策到期。

　　3、"政策性增长"因素。我国近年税收的快速增长同时还伴随着一系列政策性减税措施,最明显的是固定资产投资 方向调节税,从1999年7月1日起按税率减半征收,2000年暂停征收,近两年每年减税额达到200亿元。另外,还 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时,国产设备投资可以抵免企业所得税(以不超出当年所得税新增额40%为限)；房地产二级市场的税 收减收50%；对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实行了多种税收优惠,等等。这些政策性减税措施的出台,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税收的增 长速度。

　　进一步从各个税种来分析,税收的快速增长在各个税种之间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不同的年份也表现出明显的 差异(见表3)。

　　从1999年的情况来看,税收增长主要落在直接税上,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均在两位数,尤其是个人所 得税的增长达到22.3%。间接税的增长主要落在海关代征税收,成为这一年增收的主要因素。国内两税及营业税等大税种 的增长并不高,还低于GDP的增长速度。

　　到2000年,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增长齐头并进,均处于超速增长的状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增长在上一年 较高基数的基础上继续攀高到40%以上,成为这一年税收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间接税的大头税种增值税、营业税出现了 跳跃性的增长,再加上海关代征税收的增长仍处于高位,以及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突发性增长,使间接税成为税收快速增长的主 要力量。直接税和间接税增长的同时攀升,带来了2000年税收增收首次突破2000亿元。

　　2001年的特点是直接税继续保持着超高速的增长,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都保持在50%上下的增长速度。而 在间接税中,连续几年处于较低增长的消费税现出加快的势头,达到7.8%；同时,增值税和营业税仍保持着两位数的快速 增长。尽管印花税出现了较大的负增长,但在主要税种的快速增长带动下,使2001年成为我国税收历史上增收最多的一年 。

　　二、税收快速增长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税收对一定时期经济的影响,主要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税收的相对规模,亦即平均宏观税负。简单地说,税收规模 越小,其对经济的扭曲性就越小(假设税制结构等其他条件不变)；反之,则越大。这个因素可用税收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二是税收增量的相对规模,也就是边际宏观税负。若是其他条件不变,税收增量的相对规模越大,对经济带来的扭曲性就会 越大,反之则越小。这个因素可用一定时期税收的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来表示。从上述两个因素出发来分析我国近几年的 税收影响,可以发现:

　　1、税收的相对规模不大,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力有限。近年来,我国税收占GDP的比重在不断地提高,税收对经济 的影响力在增强。在以间接税为主导的税制结构下,这种不断增强的影响力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效应。因为间接税具有很强 的可转嫁性,纳税人是A,而负税人可能是B或C。这样,纳税人的投资、储蓄行为不易受到税收的影响而产生扭曲,即导致 的"效率损失"相比于直接税要小得多。而税收占GDP比重的提高,强化了政府弥补市场缺陷的能力,有助于政府纠正市场 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偏差,从而优化整个经济运行的环境。这就是当前税收快速增长带来的正面效应。不过,由于税收的相对 规模仍不够大,故由此带来的正面效应也就有限。

　　2、边际宏观税负明显提高,对经济产生的边际影响力显著加大。这是与税收的快速增长分不开的。从1998年以 来的情况分析,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都在25%以上,2001年这个比重更是高达39.7%。在间接税为主导的 税制结构下,这种边际影响力的负面效应要大于正面效应。但非常重要的是:在近年我国出现通货紧缩趋势的情况下,宏观层 面的上述负面效应被抵消了。进一步考虑到我国边际宏观税负的提高,不是制度性调整造成的,主要来自于许多一次性因素的 影响,这样,微观层面的税收扭曲性也就被缩小了。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情况,即边际宏观税负的提高是在平均宏观税负 较低的条件下实现的,这进一步淡化了税收快速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

　　总之,税收快速增长会带来多大的效率损失,取决于多种条件的组合,既涉及到税制结构、税收的相对规模大小、边 际宏观税负变化的具体成因,也与当时经济运行的冷热状态和特定条件的组合密切相关,单纯依据税收增长的快慢,是难以做 出准确判断的。

　　专家建议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能不充分考虑政府的财政能力。健全的政府财政 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在转变职能的基础上全面履行其各项职能,特别是社会稳定职能的基本保证。

　　衡量一国财政能力的大小,主要是看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这个比重在不断提高。但 与转轨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对政府所要承担的职责相比,这一比重仍然是偏低的。且不说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就是拿发展中国 家来看,我国的这个比重也没有高到可以承受总体性减税的地步。依据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入WTO的要求,以及当前我国 的实际情况,对税负分布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是应该的,但以降低税负总水平来实施减税则是不可行的。

　　从财政的可持续性来观察,由于我国财政赤字扩大,整个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居高不下,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 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税收收入的连续稳定增长,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将变得十分脆弱而不可持续。而我国税 收的相对规模小,对经济影响力相应地也很小。即使减税20%,按去年的税收规模计算,也只有3000多亿元,只不过相 当于近两年发行的国债规模,因此减税的作用如何,是可以想象的。

　　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我国财政的期待目标。没有一个强大健全的财政,宏观经济的稳定将变得十分脆弱 。财政是社会风险的集中承担者,是经济稳定、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正是因为有了近几年来的税收快速增长,才使财政 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为改革、发展、稳定,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提供了财力保障,政府才有能力去解决社会发展中的 各种问题,如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生态环境建设、保障国家安全等等,同时也抑制着财政风险,提高了政府抵御各种公共 风险的能力。

　　表1、1994年到2001年税收收入单位：亿元、年份1994199519961997税收收入51266 03869098234税收增长率20.4717.7914.4319.18

　　年份1998199920002001税收收入9263106821258115172税收增长率12.50 15.3217.7820.60

　　表2、1998年到2001年税收增长因素单位：亿元、自然性增长管理性增长政策性增长年份税收增量数额比重 数额比重数额比重1998102950048.652951.4——1999141960942.9——81057. 120001899109957.930015.850026.320012591120046.369026.67 0127.1

　　表3、1999年到2001年税收增速在各税种间分布(%)税种名称1999200020011.国内增值税 7.316.716.82.国内消费税2.12.27.8国内两税合计6.414.115.43.海关代征税收78. 043.711.14.营业税5.511.110.75.企业所得税17.943.047.16.涉外企业所得税19 .449.856.67.个人所得税22.359.450.8其中：利息所得税——87.18.资源税0.11.55 .49.城镇土地使用税8.99.92.110.投资方向调节税21.3——11.城市维护建设税6.911.79. 212.印花税—84.8-35.4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19.495.2-40.813.土地增值税55.022. 923.114.房产税15.114.29.215.车船使用税8.712.15.516屠宰税筵席税7.111.1 -23.017.车辆购置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