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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11日，对中国反洗钱工作来说，这将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央行反洗钱处处长对《财经时报》
说
本报记者张小彩
“2002年9月11日，对中国反洗钱工作来说，这将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中国人民
银行反洗钱处处长杨兰亭
这样对《财经时报》说。
这一天，中国银行业反洗钱及反恐怖融资行动正式开始。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9月11日上午，一个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行长参加的全国反
洗钱工作会议在人民银行的办公大楼里悄然举行。公安部、财政部等国务院有关部门也派要员出席。据杨兰亭介绍，就银行业
的反洗钱工作来讲，这种规格的会议还是第一次。
戴相龙部署任务
会议由央行史纪良副行长主持，戴相龙行长对中国银行业的反洗钱工作进行了部署。戴要求人民银行各分行和各商业
银行、政策性银行在年内搭建起反洗钱的组织机构，并对员工进行反洗钱知识培训。
按照戴的要求，需要新设的反洗钱机构是：在人民银行省级分行设立专门的反洗钱部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总行和
省级分行设立反洗钱部门；政策性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只在总行设立反洗钱部门。
此前，人民银行总行已经完成了反洗钱的机构设置。其中主要有：2001年9月央行成立反洗钱工作领导小组、反
洗钱办公室以及两个职能处室——反洗钱处和可疑资金监测处。这一阵容将构成中国银行业的反洗钱组织机构框架。
11日央行的会议上印发了四份文件，即《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
构大额和可疑外汇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加强反洗钱工作的通知》。其中，《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是金融业反洗钱方
面的一个统领性的法律文件。该文件按照原来的设计是《金融机构反洗钱指引》，但是在制定的过程中，改成了部门规定。
杨兰亭处长说，把《指引》改为《规定》，这就将对金融机构参考性的意见变成了央行的部门规章，具有一定的强制
性。这一改变大大加强了央行对商业银行在反洗钱方面的要求。
《金融机构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分别规定了人民币和外汇
支付交易中大额和可疑交易的标准、报告的程序以及商业银行的责任。《加强反洗钱工作的通知》主要旨在提高商业银行对反
洗钱工作的认识，要求商业银行建立反洗钱组织机构和反洗钱操作方面的制度办法。
这四个文件基本组成了中国银行业反洗钱工作的制度框架。据介绍，与反洗钱相关的另外一部分内容《现金管理条例
》目前也在修改，其中有可能补充反洗钱方面的内容。
会议期间，戴相龙特别指出，当前要做的工作是加强现金管理，规范账户管理，加强外汇管理，加快人员培训工作。
反洗钱工作日益紧迫
随着中国加入WTO，金融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反洗钱的认识也越来越清
楚。一些银行开始到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地区往往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往往要求设立分行的母体机构
，必须有反洗钱体系。另外，上海、深圳的部分银行已经开办金融离岸业务，这些银行也需要有健全的反洗钱体系，否则很容
易被洗钱分子利用，给银行形象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会被监管当局严厉处罚。
实际上，洗钱已成相当严重的国际性问题。根据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估计，在全球上游犯罪中，仅非法药品走私收
益一项，其洗钱金额就可达3000亿-5000亿美元。加上其他经济犯罪及非药品犯罪，全球洗钱的总额可达1万亿美元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方法更为简单。他们估计，全球洗钱数量约等于全球生产总值的2％。按照这种计算方法，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16万亿美元，那么，中国的洗钱数额可能达到230亿美元。
高乐风险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区经理孙明德分析洗钱的影响时说，大量的洗钱活动可能导致经济扭曲，例如经济统计数
据差错引致政策错误、无法预料的资金转移引起汇率和利率的波动等。同时，洗钱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更为巨大。
因此，在中国金融需要进一步开放的背景下，央行加大反洗钱力度可谓正当其时。
商业化反洗钱机构开始活动
事实上，此前央行在反洗钱方面的工作进展已经引起了一些商业性机构的注意，他们从中看到了商机，并开始了一些
试探性的工作。
10天前，高乐风险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办事处已经在上海为当地商业银行举行了题为“国际反洗钱行动”的研讨会。
高乐公司的万正付先生告诉《财经时报》，他们已经注意到近期央行反洗钱力度的加强，并希望在此方面能有所作为。
万介绍说，高乐可能是目前涉足此领域的惟一的商业化机构。目前高乐公司在中国反洗钱方面的工作还主要集中在理
论研讨方面。据了解，高乐公司在反洗钱领域可提供的产品主要有背景审查、资产追查、可疑交易调查等三个方面。
高乐在全球五大洲有60个办事处，在这些地区，他们都与银行和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万这样举例描述了
他们可以提供的服务：比如国内一家商业银行有汇往非洲某国家一笔可疑资金需要调查，高乐则可以委派当地的员工利用当地
的关系，与当事人、当事人的员工或客户接触，甚至可能与当事人合作，从而发现更详尽、真实的情况。如果政府部门进行调
查，可能需要在两国之间建立司法互助协议。
万说，他们在反洗钱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对政府有关部门工作的补充。政府部门的优势是可以获得公共信息，而高乐类
公司的优势，则是运用训练有素的人员获得更全面的私人信息，例如当事人的社交活动情况、社会关系、家庭成员、合作伙伴
等种种细节。比如，他们有可能化装成客户和当事人进行交易，从而了解当事人的经营细节。
万告诉《财经时报》，目前他们比较看好的是上海一些银行已经开办的离岸金融业务。由于对海外客户的文化、语言
、法律制度不熟悉，这些银行非常需要一些反洗钱方面的帮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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