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田毅北京报道

　　“51位失踪华人”之谜

　　究竟有多少华人在9·11中遇难———这依然是一个谜。

　　去年9月14日，一则消息让所有华人震惊。

　　消息援引“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对外公布”称，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正式公布“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事件中51名失踪华人名单”，估计失踪人口的数字在之后几天还会上升。消息还列出了这51位失踪华人的具体名单，其中包括尤泳、何兴虹、于珍妮、董政平、谭枫、郭大勇、郑昌光、高林佑、吴杰等等。该消息通过正规渠道在中国报纸和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

　　但这其实是则未经证实的消息。去年直接负责处理该事的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领事组唐先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电话专访时回忆说，“那天晚上，一个国内驻纽约记者来找我询问有关中国人伤亡和失踪情况，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统计。后来他将当地各媒体有关寻找华人的名单列出，并称这些就是失踪者。其实他们中绝大多数只是一时与自己家人失去了联系。这一点后来我们曾向国内做过说明，但大家似乎没有注意到。”

　　官方公布的数字中提到遇难的中国公民有两人，即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所的郑于光夫妇。受伤者经记者调查证实为中国物产公司驻纽约办事处经理符向群，符现在纽约，伤势已基本痊愈。而前二人是在华盛顿的飞机上遇难的。

　　另外遇难的华人数字官方却一直没有透露。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有关人士向记者透露，9·11事件中，纽约世贸大厦中由大陆去美的华人遇难者至少有三人，他们是：曾吉吉、顾黎明和王维斌。

　　至于大厦中的中资公司数目，记者去年调查证实应该包括中国再保险公司驻纽约办事处、中国贸促会驻纽约办事处、中建美国公司、中国物产公司驻纽约公司等至少23家(详见2001年9月17日本报头版文章)。

　　2001年9月12日，中国外经贸部在第一时间发布公告称，估计办公地点设在纽约世贸中心内的中资企业共有13～14家，工作人员约30人，已知有1人腿部受伤。

　　周晓林是总部设在北京的君和律师事务所纽约分所的负责人，他的办公室在世贸北塔77层。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他说：“我在世贸中心工作的时间算比较长了，据我所知大厦内中资公司至少有六、七十家，是个相当大的群体。”

　　周晓林解释：“据我了解，除了一些国企和大公司，大部分中资公司是没有去备案的。一是要求不是那么严格，另外商业行为有时很难说，地点、人员经常有变化。其实最清楚情况的当然是大厦的办公室，但你知道那儿什么资料都没了。”

　　9·11之后的她

　　“过几天你会去纽约参加纪念活动吗？”

　　“会的，我想是会的。我也许还会带着孩子去看他们的爸爸。”

　　她(经被访者要求隐去姓名)现住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叫博根的小镇，她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分别是13岁、11岁、3岁。在2002年9月11日那一天，她将一枝玫瑰插在那个位置永久不变的花瓶中，而另外2822个花瓶中的玫瑰，也将在世贸中心废墟地下7层的纪念大厅中永远绽放。

　　她的那朵玫瑰是献给丈夫王维斌的。她与王维斌在1983年相识于北京，1986年结婚，不久王维斌赴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生物学博士学位，一年后她也到了美国。“我们最终还是在一起了，那时为了两个人共同的梦，我们拼命工作。”

　　王维斌生前的一个好朋友告诉记者，取得博士学位后因为所学专业的职位很少，为了家庭，王维斌选择了做计算机软件设计，他的出色工作使他1998年进入美国头号债券经纪行坎特·菲茨杰拉德(CantorFitzgerald)。

　　坎特·菲茨杰拉德公司位于世贸大厦北楼103层，当时公司有658名员工在9·11中死亡或失踪。

　　她在没有丈夫消息的头两天还抱着一线希望。在各个医院寻找、贴纸张启事、联系使馆———她为此不知昼夜。

　　几天后，一颗牙齿的DNA检验，将她那一点点希望击碎。

　　“人没了，家垮了。”他们的朋友，也是孩子所在的华夏中文学校博根分校校长武小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王维斌真是个很优秀的丈夫，家里大小事情都是他操持。没了丈夫后，她开始时甚至不知道家里的账户开在哪里。”

　　她9·11前在曼哈顿唐人街一家双语中学教高中英文，之后几个月就没有上班，幸亏学校很是理解。“家中没了经济支柱，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万一真付不出房贷，最坏的打算就只有把房子卖了。”孩子、房子在美国可谓两个最大的家庭压力，而现在这一切都落在了她一人身上。

　　“现在政府的赔偿金还没有发，我的律师正在准备材料。”电话那端的她刚从学校回来不久，语气中充满疲惫。

　　据记者了解，远在中国桂林家中的王维斌的老父亲王振杰，最近已开始收到月石集团的专项基金资助，而以往他的生活费等开支是由儿子按时寄来。负责此项工作的桂林市侨联罗科长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目前他们正在协调解决王振杰老人的住房和养老金问题。

　　还有他们“HELLO，你能听见我的话吗？lloveyou。”

　　就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李先生经常这样伏在已有孕在身的妻子肚子上与未来的宝宝说话。他给孩子起了两个名字，一个是男孩名，一个是女孩名。但现在已经出世的儿子再也看不见与自己说话的父亲了。

　　李先生和妻子都来自中国大陆。9·11当时，他正在世贸大厦FiduciaryTrust公司上班，那天早上他为了赶一份资料而早去了公司。

　　26岁的赵洁耀(音)是另一位被记者证实在9·11中遇难的华人。15年前他从广州移民至纽约，与哥哥父母一起生活。

　　“开始的时候他们两兄弟都上学，我就在华人的制衣厂中洗衣服，他爸爸在餐馆给人帮忙。”赵淑珍———赵洁耀的母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那时赵家的经济压力很大，2001年两个儿子都已毕业而找到了很好的工作，赵淑珍老人总算缓了口气。“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赵洁耀的哥哥反复说着这样的话。

　　李先生和赵洁耀只是在世贸大厦遇难华人中的两个，因他们都取得了美国国籍，故没有与中国驻美领事馆联系，这也是领事馆只有三名确切遇难华人名单的主要原因。

　　9月4日，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台北驻纽约经济文化代表处负责人夏先生证实，在纽约世贸大厦中遇难的来自台湾地区的华人共有9人，其中张美欣(女)、王晴晖等三人(另一人姓名至记者发稿前未能得到确认)为台湾第一商业银行员工。“世贸中心内台湾地区有5家银行和一家私人企业，共有人员98名。”

　　另外，记者从香港有关方面得到的不完整资料显示，有沈诗煌和YinPing

　　Wong两人在世贸大厦内遇难，实际数字估计要远远超过这些。

　　至此，就记者掌握的资料统计，在9·11事件中，世贸大楼中遇难的华人共有21位，其中来自内地7人，香港2人，台湾地区9人(除表中5名已确认姓名的来自台湾地区的遇难者外，还有未知姓名的4人)，另有3人记者也未证实移民前具体地区；此外在撞击华盛顿五角大楼的飞机中，有3名华人遇难，2人为中国公民，1人(DongLee)为美籍华人。

　　世贸大厦中的遇难华人多是金融或高科技精英，金融精英们能预测股市却无法预测罪恶。驻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夏文义主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目前在美国的华人基本可以分为老移民和新移民两大类。前者是1980年代以前来美的华人，其中很多是上世纪中期前就远渡重洋，而后延续下来的，他们主要从事较传统的餐厅、制衣厂等服务性行业；新移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来美的，他们一般具有较高学历、通常为银行、计算机、科研等行业的白领。这次遇难的华人大多是这样的知识阶层。”

　　唐人街：一年风雨中世贸中心大楼内的灵魂渐渐归于平静，楼外的生者却要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的世界。

　　以唐人街为主干的纽约华埠就是这样一个被世贸大厦坍塌而彻底改变的地方。

　　“9·11那天我还在去店铺的路上，后来就被封锁了。我是之后第四天开始去上班的，但是只看见厚厚的灰尘没看见客人。我这里的租金一月就是五六千美元，很贵，我只有去工作。”在唐人街上开旅游品商店的孙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站在她的小店铺外就可以望见世贸大厦，它们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我们这里旅馆损失最大，9·11后的几个月，我那个在旅馆工作的叔叔一周只上一两天班，没有客人。”

　　记者得到的一份纽约市规划局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纽约市2000年有华人36.1531万，比1990年增加51%，是全市78.7万多亚裔人口中最大的族群。而以唐人街为中心的华埠又是他们生活的中心地区之一，这里最重要的行业是餐厅和制衣业，截止到今年3月共有华人零售企业3855个，制衣企业246个。除此之外，这里还有35家银行。

　　唐人街上“糖潮食坊”的总经理陈培森对记者说，“以前华埠衣厂有300多家，午饭时间大小食肆人头攒动，带动华埠经济繁荣。但现在的制衣业、餐馆业已难复当年之盛况。至于很多店铺生意额下跌30%的估计并不为过。”

　　美国“亚美联盟”将在9·11一周年时出台一份该事件对华埠影响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主笔、研究主任沈少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了自己的调查：“我们发现，9·11两周后，华埠的制衣、餐馆、旅游和零售业生意额下降60%到100%，四分之三的华埠工人暂时失业；在9·11灾后的3个月，华埠的33000多名劳工中，共有7600多名被解雇，占了华埠劳动人口的23%；一直到了9·11发生后的5个月，还是有70%的车衣工人和35%的餐馆工人开工时间不足；6个月后，华埠人士依然惊魂未定，备受困扰，数万名小本生意老板、工人及居民生活在困境中。华埠工人工资平均减少一半以上。”

　　美国移民局的最新数字显示，2001年10月1日至2002年6月30日，申请H1B短期工作签证的案件比去年同期下跌40%以上。专门办理移民案子的华人律师周文龙说，这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经济衰退，美国企业雇用外籍员工人数锐减。而受雇于美国企业的H1B人才中，以印度裔最多，华裔居第二位，因此，华裔社区在这波经济衰退的浪潮下，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

　　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今年初曾宣布，美国劳工部提供的2500万美元全国紧急补助资金中的一部分将协助华埠的居民。据记者了解，这笔钱现在已到位20万美元，主要用于重新训练华埠失业工人。天主教慈善会也给1000名华埠工人发了总额160万美元的赈灾款。

　　“我们很想祖国，真的，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思念亲人。”一位已从制衣厂失业了5个月的中国妇女对记者说。

　　后记

　　唐人街茂比街七十号的门口，是一扇朱红色的对开大门。走上二楼，那里是在华埠独一无二的博物馆———美洲华人博物馆。手工刺绣的真丝裹脚拖鞋、全家福照片、华人过节时舞起的狮子头和章回小说等等应有尽有。

　　这几天，博物馆馆长陈丽妃女士正默默地忙着一项重要工作———2002年9月11日中午12时，这里将有一个名为“复兴华埠：9·11藏品”的展览。

　　万里之外的夜色中。广西桂林火车南站附近一幢1960年代的楼房的三层中，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子里昏暗无光，一件像样的家用电器都没有。今年68岁的王振杰老人久久端详着床头一个银铜色的骨灰盒，骨灰盒上放着一个墨绿色的网球。王振杰说：“维斌生前最喜欢打网球。”

　　历史，就这样令人难忘地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