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银雁南宁报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认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对西部地区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西部需要正确的决策和区域之间的有效合作。

　　鲁志强是在日前召开的西南地区六省区市七方经济协调会第18次会议上发表上述看法的。

　　鲁志强说，在入世前后，国内学界、管理层讨论最多的是入世对企业、行业、政府行为带来的挑战，而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如何应对入世却相对较少。目前出现的一些现象值得关注。媒体近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报道。比如，不久前广东与香港召开了粤港联席会议。报道说“来自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竞争，决定了粤港两地的依存关系，决定了粤港两地最后形成一体化的基础。”会议提出了“大珠江三角洲”的概念，认为要改变过去20年来粤港前“店”后“厂”的关系，改变依赖香港来料加工的局面，要进行全方位的经济合作，同时设想把台湾、澳门也纳入到大经济区域来进行整合。

　　其实，长江三角洲走得更快，两个月前召开的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常务副省(市)长联席会议，就把“联动发展，共同繁荣”作为一个目标提出来，目前已初步形成一个明显的分工合作局面，上海是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而江苏、浙江变成了一个加工制造中心，与上海形成了一个互动的产业生态链。三方合作更进一步发展到服务行业和其他领域，比如三方提出在养老基金、医疗机构、高等学校等方面的合作，建立跨区域行业联合会，建立覆盖长江三角洲的物流系统，建立企业个人资讯共享制度等等。

　　北京相对这些地方动作慢一些。但有专家提出了“大北京”的概念，要把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组成一个新的北京经济区，以增强整体实力，通过强化区域合作，拓展北京新的发展空间。

　　鲁志强说，从这些动向可以看出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所有这些区域合作的指导思想，都突破了过去经济协作的概念，走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应该说，经济协作是转轨时期为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区划对横向经济联系的障碍所做的制度创新，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经济协作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今天新的经济形势、新的竞争环境中，要求我们在制度上要有新的创新，要对经济全球化作出积极回应，就需要在区域经济的整合中寻求新的突破，大开放大改革才会有大发展。

　　第二，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的动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起点高、起步快。所谓起点高，就是他们抓住了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配置，不仅提高企业、行业竞争能力，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培育新的增长点，而且把落脚点放在整合整个区域的生产要素，提高整个区域的综合竞争力上。我们看到，这几个区域的整合速度非常快，比如说杭州，其信息产业、人居环境、吸引外资能力和民营企业家的活力，在全国都居前列，它不是要自成体系，而是提出要与上海更紧密地结合。通过加强与上海的联系，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二是思路清晰、定位明确。通过对全区域产业，各个地区、各个城市功能新的整合，来提高整个区域的竞争力。上海的龙头作用跟江苏、浙江产业配合非常清晰；广东寻求与港澳台新的联合，是为了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以便形成新的竞争力，重建新的优势。三是从区域整合的机制看，有效地利用了市场和政府行为的有效结合，不仅使市场和政府的利益取向协调一致，而且整合的主体已经由政府转向企业主导，企业的并购、投资布局都是市场在起主导作用，政府只在努力消除政策环境、制度环境上的各种障碍，为新的整合铺平了道路。

　　那么，这些变化对我国西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西部又如何来对待这些动向呢？

　　鲁志强认为，首先，一个更有活力，更加开放并通过在更广阔的空间层面进行优势整合的东部，对我们国家下一步的发展，对我们国家整个宏观效益的提高，都是一个福音。

　　第二，东部积极的变化可能改写中国区域经济的版图。东部活力增强使中国经济的重心有可能进一步向东倾斜，从而会改变东中西部的相对地位。这种变化对西部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9月4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了一份报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数，同比增长26%，增长幅度是相当高的，而前十位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辽宁、福建、北京、天津、江西10个省市占到全国的73%，而10个省市中只有江西是中部地区，这说明外商投资的地区结构还是向东部倾斜。从产业结构看，外商投资在制造业占到了68%，其次是金融和保险业。为什么外商把投资重点放在东部？一是外商投资主要目的是实施其全球竞争战略，而东部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第二外商更看中的不是资源，甚至不是市场，而是综合基础，综合配套能力。

　　第三，东部的变化给西部地区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一个更强、更有活力的东部，一个正在积极调整的东部对西部带动能力更强，会加快产业向西部的转移。2001年，在东西部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横向联合投资成交额首次与国内贸易额持平，这反映了东西部以商品贸易为主向跨区域投资转变，说明西部不仅作为东部产品的市场，而且成为了东部投资和产业转移的目的地。当然这些变化将可能使西部面临更强的竞争对手，而且是不在同一个层次上的竞争，东部是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东部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集合能力更大，西部的资金、人才向东移可能性更大，这样的差距对西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而有些客观因素在影响着西部，比如，西部在区域合作上很难做到像东部一样的区域一体化水平。因为，第一，西部与东部的发展阶段不同，西部所面临的问题、肩负的任务比东部复杂和艰巨得多。西部的基础设施、扶贫任务、生态环境、地处内陆等不利因素，加上西部的工业基础等等都需要西部地区在进一步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一步一步赶上去的。第二，西部虽然有许多美丽的城市，有许多享有盛名的城市，但是没有一个像上海、香港那样具有现代经济中心功能的特大城市，西部处在一个“多强”“无超”的局面，而这样一个局面，对西部区域的整合，各个地方的定位协作带来无形的困难，需要摸索、需要时间，才能形成各个地区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功能定位。第三，从区域优势和自然环境来看，西部更需要有正确的决策和扎实的工作，需要区域之间更有效地合作，不断地磨合，才能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